歷史的《半透明鏡》：雍正皇帝的意識形態，正統化「異族統治」
▌本文為《半透明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下的歷史與身分認同》（八旗，2024）書摘
清朝帝權是歐亞東部及乾隆所統治「天下」的道德與精神體系的整合點，此為自皇太極時代起即追求的觀念；但中心要如何達到此種種整合，卻沒有展現出一致的連續性。
面臨挑戰時，康雍二帝習於援引前帝國時期中國文獻的傳統詮釋，認為其敘事展現出轉型與道德進步，即各階層的人都知曉並遵行道德原則。對統治者來說，個人道德的提升即代表其治下所有人的進步，此為對《中庸》「與天地參」的公認解釋。康雍二帝意識到知識分子批評清代統治者無比野蠻，其統治不具正當性，故希望倚靠此原則來維繫愛新覺羅為帝國世系，且滿人已經歷道德轉型，證明其統治符合公正仁愛。
一七三○年，雍正朝與一位公開譴責大清野蠻行徑的已故作家展開激烈辯論，並援引「轉型理論」來加以反駁。但之後的六十年間，乾隆朝開啟了與過往歷史的自我論爭。在乾隆朝初期，朝廷出乎意料地否決了雍正的意識形態，並持續提出乾隆自己的皇權觀點，即皇權是推動轉型者，而非被轉型者。
綜觀中國歷史，特別是那些以後見之明檢視的征服政權時期，前帝國時期思想與帝制的原則之間存在的潛在衝突愈發明確。有些作者將儒家對皇權的矛盾心理去蕪存菁，提出一種前後連貫的哲學，即道統應先於武統，並認為自己正在為此傳統努力。
這類清代學者從皇權聯想到異族統治的延續及強制華夷融合；他們發現，皇權在哲學中的矛盾是因為對「華夷之分」忽略，據稱此思想確立於孔子，發揚於孟子對墨翟與楊朱的批評。這些學者認為蠻夷入主中國，代表對天下理念中道德絕對的篡奪；此為對倫理的牴觸，也是漢代以來帝國工具發展的必然結果。那些堅決反對皇權的人稱為「遺民」、「異議分子」、「隱士逸民」，或在晚清被稱為「民族主義者」。
將反對皇權與反對異族統治相結合並非清末的創舉，其似乎發源於明代，作為對元代統治的回顧，在明朝時偶爾會用來針對明代皇權，接著才在清代找到最後的目標。
清末所尊崇的幾位中國早期民族主義思想先知，王夫之是其中之一，但之後的史家攻訐其提倡的是對中國境內外其他人群的種族主義或「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王夫之與黃宗羲、顧炎武、呂留良（一六二九至一六八三年）、等人在清初征服時期統一被視為「遺民」、「異議分子」或「隱士逸民」。但他們各自懷抱不同的思想：例如，針對文明的轉型動力，黃宗羲的想法比王夫之更加開放，並認為早在元代，居於中國的蒙古人早已成為中華漢人；顧炎武與呂留良的想法則比王夫之還要保守。不過他們三人都斷言，沒有任何歷史動力能化蠻夷為中華，且當今的中華正與周圍蠻夷一決生死。
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領導層與其下屬所採取的殘酷行為，目的在於保護領土免受外族侵害，故在道德上站得住腳；因此政治道德從來都並非絕對，判斷基準在於能否維繫夷夏之防。一個龐大、未定界、無情的統治若在其他措施皆失敗的情況下還能捍衛文明，那就是完全道德的。
以此論述，西元前八世紀的政治哲學家管仲一躍成為投身集權、保衛文明免受蠻夷威脅的典範。從《論語》可見自孔子讚揚管仲的那一刻起，這就成為政治道德領域的問題，弟子也因此提出質疑：管仲不顧齊桓公曾弒殺舊主，仍然擁護其稱霸，是以弟子預期會聽到孔子譴責管仲；但因管仲化解了周代各邦國所面臨的夷狄威脅，故仍應受到表揚。正如呂留良所解釋的，我們需要留意孔子之所以讚揚管仲，只是針對一個極端的情況：保護中原免受夷狄荼毒。
在一七二六、一七二七年左右，年約四十八的曾靜（一六七九至一七三六年）是出身寒微的湖南士人，十分崇拜呂留良的文字。曾靜顯然知曉，雖然呂留良的仕途不符合明代遺老的典型形象，也就是在大清征服中國後不久曾入仕清朝的教育部門，但其著作仍充斥「反滿」言論。曾靜派門徒張熙前往浙江查看呂留良的著作，後將一些作品帶給曾靜，受其感召後，曾靜決心策動反清，派張熙帶著呂留良的作品求見川陝總督岳鍾琪（一六八六至一七五四年）。
他們以為岳鍾琪身為宋代愛國烈士岳飛的後代，一定會大力支持，不料岳鍾琪轉而上報朝廷，先拘捕張熙，進而捉拿曾靜。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起初對曾靜與其言論的態度十分溫和，雖然並不常有皇帝會將叛黨的觀點公諸於世，但倒也並非史無前例。雍正在一七三○年頒行的總集《大義覺迷錄》堪稱絕無僅有，在於其文風類似一七二五年的《御製朋黨論》，是長篇的帝國辯論。其同時也是文字獄的產物，意圖是成為未來科舉的定本，由於不能明言，因此部分模仿一七二五年逼迫錢名世自費出版的《名教罪人》，當中收錄三百八十五首詩與譴責錢名世的御製序文。
此外，十八世紀法律對文字獄的態度變化十分重要；其在於乾隆朝更加嚴厲，如同富路德（L.C. Goodrich）之前指出的，在雍正時期可能以精神失常為由而從輕發落的案件，在乾隆朝卻會遭到渲染擴大，能辯護的範圍明顯受到限縮。
乾隆朝基本上不認為精神失常能為文學犯開脫，這點幾乎空前絕後。這可能也是曾靜案間接造成的影響，畢竟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將曾靜描述成湖南貧農，他在家鄉所遭遇的自然與經濟災禍，導致他精神失常、判斷失準。雍正帝在回應曾靜時，似乎刻意指出曾靜年少時的悲慘境遇，進而用精神失常替曾靜辯護，以展現出帝王的慈悲為懷。釋放曾靜是個十分高明的政治操作，大幅減少了地下的反清言論，同時也讓帝國得以管控這類煽動性的文學作品，並增加了自首的可能性。
但這些因素無法解釋《大義覺迷錄》這部上萬字的歷史哲學論著，目的只是為了成為科舉的定本；此單一事件包含了一七三○年曾靜的釋放與《大義覺迷錄》的頒布，要想確實理解，應先加以爬梳書中內容及其意涵。
《大義覺迷錄》分為四大卷：首卷以一連串針對歷史、情感、正義與文化的帝國呼告開始，接下來則收錄曾靜的第一份證詞，朝廷的訊問以大字表示，曾靜的口供則以小字表示，並一直延伸至第二與第三卷；第四卷則可分為對呂留良的人身攻擊、對曾靜角色的弱化，以及曾靜的《歸仁說》自白。
《大義覺迷錄》基本上反映了雍正帝與呂留良生前思想（即明代身分認同的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之爭。書中的論點在於曾靜不過是一介腐儒，缺乏呂留良的天資，全心向學後卻因過於天真無知才會接受呂留良及其同黨的思想，以為是大清的劫掠才導致自己年少時的不幸。幡然悔悟之後，曾靜得以清洗案底，隨即被釋放；然而皇帝對呂留良的攻訐尚未結束。
皇帝認為浙江多年來世風日下，屢屢出現汪景祺（一六七二至一七二六年）、查嗣庭與陸生楠之流，都是呂留良的餘毒遺害所致。呂留良與其子呂葆中蒙受清朝恩澤，卻終其一生編造謊言與狡詐的論點，試圖誘使老實的讀書人萌生叛逆的思想，因此應該永遠禁止其著作，並讓世人永遠記得他們的罪孽。最後，呂留良與長子呂葆中遭到剖棺戮屍。
雍正帝採取了傳統的反駁路線，譴責呂留良明顯悖離了儒家的基本理想，即人群的文化轉型與個人的道德轉型。書中質問曾靜「既云天下一家，萬物一源，如何又有中華、夷狄之分？」只是簡單提出基本論點，很少涉及困難或有爭議的思想：大清定鼎中原，承繼中華之儀典與功能，撫育百姓、順應天道、一統天下，讓萬民皆敬愛統治者。
天命絕對是最可靠的檢驗，若大清能承繼天命，那一定是因為滿人在歷史進程中經歷了道德轉型（化／向化），那就不應該還像譴責他們的祖先一樣，譴責滿人為夷狄，滿人既然接受了文明教化，統治就合乎正當性。
百年來，朝廷與人民始終互敬互愛，「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更殊視？」且逆賊呂留良與其同黨，把夷狄比作禽獸，並認為夷狄始終無法向化，這豈不是在說中國人民由禽獸統治，比禽獸還不如？且皇帝堅信自大清入主後，讓蒙古及西南方的極邊諸部落均歸於中國，此為中國文明與道德之勝利。
皇帝同時引用「五倫」：「君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皇權的辯護力道無懈可擊，顯得呂曾二人對帝國的攻擊基礎充滿哲學謬誤，所以出版曾靜的證詞以駁斥呂留良，藉此宣揚政權符合儒家正義，對朝廷來說是不可多得的良機。
湖南曾靜，這個因生活壓力而瘋癲的無辜之人，不但獲釋還從此找到出路。《大義覺迷錄》主要由對曾靜的訊問構成，最終的目的是一套廣泛的教化計畫，涉及文化、身分認同與道德的源頭，以建立一種基於文明轉型力量的論證模式，而這也將成為官方的綱領；曾靜讓朝廷逮到機會澄清此綱領並加以制度化，並得以擴大對呂留良所代表的本質主義式論述的掌控。
一七三六年，雍正帝駕崩。在一七三○年曾靜案鬧得沸沸揚揚之時，弘曆，即之後的乾隆帝年僅十八，對父親的處置不以為然。弘曆並未按照傳統，在雍正帝崩逝隔年的農曆新年之後才登基，而是在父親仙去幾週後就斷然採取行動，一手反轉了曾靜的結局。
乾隆帝先下令逮捕曾靜與張熙，繼而重啟調查，將曾靜凌遲處死，最後下令全面回收並銷毀《大義覺迷錄》，緊接著赦免汪景祺與查嗣庭的親戚，他們兩人均曾因謀逆言論受到先皇帝的責難，此一連串的措施，似乎都是新皇帝對父親施政的駁斥與侮辱。
新皇帝甫一登基就忙著查禁《大義覺迷錄》中對呂留良思想的刪改，也包括父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辯護；乾隆帝之後的文學舉措（規模幾乎空前絕後）反映出，他反對的並不是父親針對呂留良指控所提出辯護的細節，而是想表示所有的辯護與回應都十分必要。在乾隆帝看來，重新逮捕曾靜等於是迫使回到事發現場，對呂留良的攻訐也隨著新君改元而重啟。
《大義覺迷錄》與新皇帝的觀點既有一致、也有不同之處：一致之處主要在於對大清起源與入關的歷史敘事，大清之所以入主中原並非有預謀的征服，而是響應明朝的求援（經遼東吳三桂轉達），且是在鎮壓李自成叛亂後為維持穩定而不得不為。
即便《大義覺迷錄》中的說法政治正確，也成為討論過去的典範，但這些都無法讓它得到乾隆帝的青睞；原因在於其威脅到乾隆帝普世皇權的原始權威，故巴不得它盡快消失（這預示欽定《四庫全書》中許多文獻的命運），此中蘊含對權威的爭奪，而乾隆帝素來習慣獲勝，但更糟的是當中存在一個巨大的分歧。
這自始至終都是《大義覺迷錄》的基本論點，即愛新覺羅世系（以及與滿洲的曖昧連結）已在文化與道德層面發生轉型，因此有資格統御中國，此種文化與道德轉型的概念符合朝廷一貫採用的程朱學派辭令，且巧妙地讓呂留良成為異端，但這正是乾隆帝無法苟同之處。
他認為除非極端墮落，不然不存在大規模的文化轉型，而應經由普世皇權來讓文化去蕪存菁。意即非因滿洲已受到中華文明洗禮才產生轉型，大清帝國進而取得入主中原的資格；大清之所以能統御中國，在於上天支持努爾哈赤與皇太極起身抗明，且因為皇帝的意識是天心的延伸，他用百科全書般多元的儀式來加以維繫，以政權的恢弘來實現天意。
作者：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
譯者：賴芊曄
審定：蔡偉傑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4/10/09
內容簡介：本書梳理複雜多元的清代前期歷史，提出一套理論框架，進而對早期清帝國統治的意識形態，與歷史書寫及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有全面且深入的解釋。對古代皇帝來說，鏡子有兩個意涵，一是具有道德或規勸意涵，「歷史之鏡」可以指出統治者的缺失，但「歷史之鏡」在帝國的意識形態上，卻是不透明的，其起源、動機及手段都被刻意隱匿，本書期望能揭露當時的主旋律，進而讓意識形態的形象變成可見的、半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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