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了，事頭婆」：一位香港人的英國女王記憶

編按：英女王（內文使用港譯：英女皇）駕崩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這個「時代」，廣義上而言是世事的迅速變遷，細緻而言，卻是個體故事的生命經歷，以及對於世事、歷史的了解與解讀。

自1841年起，香港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1941年-1945年被日本短暫佔領），直到1997年主權移交給中國。如今隨著英女王逝世，香港社會也有人緬懷這一位女王，為其離去傷心難過。我們為此邀請到一位1980年代出生的香港聽友，請他從個人生命經驗裡出發，分享其生長歷程裡——雖受英殖民教育長大，但沒有英國歸屬感——英女王與他、與香港的連結和故事：在那個還有英女王的英屬香港時期，他的生活、感受與體會是什麼？以及，在如今沒有英女王的現實裡，當香港人說緬懷英女王，緬懷的又是什麼？

文／PKT（香港）

很多香港人都和我一樣，因為英女皇逝世而傷心，即使我們早知道這天早晚會來臨。作為一個在80時代出生，殖民地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當我們悼念英女皇—我們口中的事頭婆，到底是在悼念些甚麼。

讓我們先從硬幣說起。長久的殖民時代，香港的硬幣其中一面都刻有大英君主的肖像——伊利沙伯女皇二世（台譯：伊莉莎白二世）——隨著每一次買賣，硬幣都會流通在每個人的手中。硬幣上，女皇陛下的面容也會隨著歲月而更動，例如愈晚鑄造的硬幣，愈顯得更成熟或是更蒼老一點。

自1993年起，為了準備主權移交以及洗刷殖民地歷史，香港才把新鑄造的硬幣圖像從女皇頭像改成市花洋紫荊，「女皇頭大餅」（硬幣在香港俗稱「大餅」）於是成為了普羅大眾的收藏品。就連我媽媽都會把女皇頭儲起，我只要收到女皇頭大餅也會拿回老家倒進她儲存硬幣的網球筒裡——這個印上Wilson的塑膠筒裡，靜靜地躺著不同面值、不同年紀、且慢慢褪色的女皇頭大餅。

我父母那一代都會稱女皇為「事頭婆」，事頭就是老闆、頭家的意思，女皇是個女的，自動加了一個「婆」字。最開始，只有公務員以及紀律部隊會暱稱女皇為事頭婆，畢竟出糧付薪水的是英國政府，最高元首自然是最大的頭家。後來，事頭婆漸變成升斗市民口中對女皇陛下的愛稱，這個稱呼清晰表現出香港人的性格：元首只是一個老闆，政治歸政治，比較在意的還是錢包。

雖然香港人對女皇以至其他皇室成員是尊敬的，但庶民真正關心的只有民生，即使小學生時代的我也是如此。例如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前，英女皇壽辰（4月21日）是公眾假期，以及因為她在1986年出巡，政府把污泥挖走而不再發臭的沙田城門河，這些都讓幾歲的我發自內心的由衷感謝。此外，伊利沙白醫院、瑪麗醫院、威爾斯親王（現在的查理斯三世，台譯：查爾斯三世）和瑪嘉烈醫院，幾所規模較大的公營醫院都是以英國皇室成員來命名。

女皇曾經在1975年和1986年兩度訪港，就像她在位長達70年不斷訪問英國海外屬地以至後來的英聯邦國家一樣，你會從照片中看到她走進庶民生活的地方：從天星小輪的公眾碼頭上岸，走訪中環嘉咸街的街市攤販，她也在當年新建的公共房屋愛民邨的走道上經過，而其他市民就在樓上的欄杆探頭觀看。

女皇陛下以及英國皇室本應是遙不可及，但又那麼接近我們的生活。就像你每天經過的大學裡的禮堂，那個擁有命名權的大善人，你彷彿知道她是誰，但說認識她你又說不上。

如今，主權移交都25年了，英女皇的印象只剩那些漸漸消失、淘汰的硬幣，只存在於新聞檔案裡的照片，還有那些仍未被更名的醫院。那為什麼在知道女皇駕崩後，我心裡還是會痛一整天？

我想像一下，如果江澤民逝世，或者某隻小熊因貪吃蜜糖被叮到過敏死去，我應該會毫無感覺，甚至可能喜聞樂見，因為那種因著利益而服從的關係，叫做援交。然而，對於我這代在香港出生，受英國殖民教育長大、曾經活在英式但在地化的社會制度，也又沒有英國歸屬感的港人來說，卻還會因為英女皇逝世而傷心，歸根結底的原因應該是「愛」。

但那種愛，所愛的到底是什麼？

我父母都是從中國偷渡來港的移民，父親在廣東汕尾的豪族因為土改而沒落，後來鬧饑荒而偷渡來港，失敗兩次，到第三次才成功，幸好沒像其他同伴一樣葬身怒海。母親的家鄉潮洲普寧裡農田改成公社，阿公在孩子還未出生時就偷渡去香港謀生，自此音訊全無。直至數年後才回家把老母親、妻子和第一次見面卻已經七歲的女兒接去香港。爸爸媽媽拼命工作，雖然我出生草根、在公共房屋長大，但一家算是安居樂業。

兒時我很多鄰居都是印度籍或是尼泊爾籍，隨著大英帝國沒落了的版圖飄泊到這個小島，他們的孩子和我們這班黃皮膚的頑童說著廣東話念同樣的書，在同一個屋邨的遊樂場到處撒野（我仍然記得一名信奉錫克教的舊友，青春期時因為受洗後要包頭巾，再也沒法在足球場上頂頭槌而苦惱了一週，後來他只好當個守門員）。

後來更有80年代末因印尼排華而遷到香港的華橋，以及苦於戰火的越南船民。我小時曾因病住院數月（就是威爾斯親王醫院，救了我的命），旁邊的院友就是越南船民的後代。住院悶極無事，語言的隔閡卻阻不了兩個躺在床上不太能動的小孩一起玩耍。我教他廣東話，他教我越南文，我們兩人偷偷的按床邊的召喚鈴，待護士來了一起裝睡的惡作劇。她的母親被羈押在營內沒法常來探望，每天我家人來探訪走後他就偷偷哭泣，然後我就分他一塊蘋果或是橙，好止住他吸臭涕的聲音。還記得兒童病房每晚都有宵夜，一塊麥維他餅乾和一杯熱牛奶（有時是巧克力奶，萬歲）。我從小便不吃餅乾，他不喝牛奶，每晚我都跟他用一塊餅乾換一杯奶。

在學生時代，我們念的學校，從來沒有強制要求學生唱「God Save the Queen」、沒有「聯合傑克」（Union Jack）的升旗儀式、沒有所謂的國民教育，課室裡也沒有女皇肖象。英國皇室在學校裡最赤裸的痕跡只有「愛丁堡公爵奬勵計劃」（就是英女皇的老公菲臘親王，台譯為：菲利普親王），而那只是一個鼓勵乖乖牌學生去戶外活動和去當義工的外展計劃。我們在學校倒是會妒忌一下，那些拿著公務員子弟資助而到英國升學的同學。

我唸的是一所升學中學，學校自然會注重英語教學，不過我們努力學習英文並不是被政權或者學校逼迫，而是基於實際（也可以說是利誘）。父母都會說，要先學好英文，就可以當醫生律司政務官云云，他們相信只要成績夠好，自然能夠在香港社會向上爬。我學好英文，是因為我要聽懂Pink Floyd 、The Verve ，和Radiohead的歌詞，玩Everquest（接近是第一代MMORPG）和外國人溝通，以及看懂大亨小傳裡的英文髒話來泡妞（文青在那時代還是有市場），外國的文化垂手可得，我相信只要我學好英文就能滿足我對世界的求知欲。

當時的香港社會對向上流動還有渴望，以及對這個小城市以外的資訊和文化的渴求。那時，只要努力讀書而不是生為誰的兒女，就可以成為專業人士和爭取更好的社會地位。那時，不論是何種電影和文學，都可以創作、發佈和收藏。那時，政府官員犯錯，仍然會受公眾的檢視和批判。那時，香港是一個避秦之地，是亞洲各國的鐵血與暴政之下的避風港。那時，我們都會包容各種文化也願意從國際的視野來看著世界。

我們沒有民主，但我們有自由、人生和財產保障、公平的法律和審訊，相對合乎現實的房屋和醫療政䇿，然後我們有向上流動的渴望，崇優的文化——然後，我們把這一切都投射到英女皇這一個大英的精神象徵身上。

我當然知道香港過去的成就跟英女皇本身沒有直接關係，而是歷代港督、政府官員、富豪鄉紳，以及一眾獅子山下的市民耕耘而得來。但我們還是會把過去的記憶和大餅上的女皇頭掛鉤。

你可以說我戀殖，但我認為殖民地的教育中我學會了如何做一個有「integrity」的人。Integrity這個字，我不會譯，就像我不懂如何把「孝」這個字譯成英文一樣。Integrity不單指「正直」，至少對我來說，還有追求卓越和優雅、刻苦堅忍、樂於求知、博愛包容、富同情心等等意味，至少，在我成長的環境中孕育了這樣的人格（聽起來很臭屁），而這些價值，似乎在現在的香港不值一文。

英女皇逝世，我心裡浮現了兩個畫面。一個是年前，女皇全身縞素獨坐聖佐治大教堂悼念先夫菲臘親王的畫面。另一個是女皇登基70年，從手袋裡拿出一份「Ma’malade」三文治向Paddington Bear說：「So do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