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檳城喬治市」（中）百年古蹟變世遺然後呢？

編按：2008年7月7日，馬來西亞檳城（或稱檳州，Penang）喬治市與古城馬六甲，雙雙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如今在入遺滿14年之際，本文作者將以喬治市為例，梳理這一座舊的港口城市如何成為世界矚目的文化遺產，又如何在發展洪流之下，兼併城內的歷史與未來——百年古蹟與新建築物、傳統文化與新興產業——讓喬治市繼續前行。

本文分為上、中、下系列三篇：上篇將整理喬治市在申遺前面對的各種挑戰，中篇將梳理如何管理與修復大面積的喬治市百年古蹟，而下篇將聚焦在喬治市傳統與新興的兼併難題。

在「馬六甲海峽的歷史城市」受到矚目以前，東南亞已經有好幾座被登錄為世界遺產的歷史城市，如1991年的泰國阿育他亞歷史城鎮及相關城鎮、素可泰歷史城鎮及相關歷史城鎮，1992年柬埔寨的吳哥窟，1995年寮國的瑯勃拉邦，1999年菲律賓的維岡以及越南的會安古城。

在尚有人居住的歷史城鎮中，寮國瑯勃拉邦的遺產區範圍最大。作為一座河畔山城，其涵蓋自然景區的範圍高達820公頃。其次便是「馬六甲海峽的歷史城市」，分佈在馬六甲（172.65 公頃）與喬治市（259.42公頃）。其中馬六甲世遺區有3,071棟歷史建築，而喬治市世遺區的5,013棟建築中，有82棟為一級古蹟，多為宗教或公共建築；3,771棟則是被列為二級古蹟的戰前街屋，其餘的則是2008年喬治市列入世界遺產前就已經竣工的新型建築。

一個世界遺產區要管理如此多產權不一的建築，顯然並不是一件易事，而喬治市世遺區又碰到了什麼樣的挑戰？他們又採取了什麼樣的方式來應對？

▌挑戰一：誰能管理世遺區？

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state parties）在申遺與遺產保存工作上有著關鍵角色。締約國是自願加入並遵守《世界遺產公約》規定的國家，他們負責辨識並將其國家領土上的遺產提名至《世界遺產名錄》，也有責任保護世界遺產的價值和定期向UNESCO匯報它們的狀況。

在馬來西亞，負責有關申遺與遺產保存相關的工作是聯邦政府旗下的國家遺產局（Department of National Heritage）。可是，「馬六甲海峽的歷史城市」並不是一處世遺區，而是兩處（檳城和馬六甲），兩者的公路距離至少有500公里。更重要的是，這兩片世遺區隸屬於不同的州屬，分別由不同的州政府（State Government）和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來管理。

如前述，這兩片世遺區分別有超過3千棟歷史建築，而且產權歸屬不一。加上遺產區的周圍景觀也是遺產保存的重點之一，即便聯邦政府制定的《國家遺產法》（National Heritage Act）優先於州制定的法令，國家遺產局對遺產區實施管理作業，依然要與執掌地方政策與規劃的州政府與地方政府進行溝通。

前檳城首席部長許子根就曾撰文描述，在決定與馬六甲州政府聯合申遺時便遇過行政方面的挑戰。因為過程中馬六甲共換了4位對遺產觀點不一的首長，而兩個州政府也分別委任了不同的專家顧問，所完成的文件內容格式不一致，導致他們在2005年提出申遺卻失敗。

更複雜的是，在申遺成功的四個月前馬來西亞剛舉行了全國第12屆大選，反對黨在該場選舉中成功拿下全大馬13州中的5州政權，其中包括檳城。這導致日後喬治市的遺產保存課題被推到了政治前線。2010年，時任檳城首長林冠英曾批評聯邦政府差別對待不同陣營的州政府，例如馬六甲州政府可以直接獲得3千萬令吉的撥款（約新台幣2億），但檳城卻只能透過國庫控股（Khazanah Nasional Berhad）旗下的Think City有限公司取得2千萬令吉（約新台幣1.3億）的撥款。

由此可見，不同地區的遺產管理方式必須視各地的資源分配與組織結構而定，保護遺產區最有力的法定文件反而是在《城鄉規劃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下的《特區藍圖》（Special Area Plan）裡制定。它由地方的相關單位主導其規劃，並劃定遺產區的範圍，闡明各層級單位在這個範圍內的角色與功能。

以喬治市世遺區為例，涉及的單位與機構包括國庫控股的Think City有限公司、州政府機構喬治市世遺機構（GTWHI）以及地方政府檳島市政廳（Penang Island City Council）等等。而這個情況也讓馬來西亞遺產區保護的實踐工作，普遍由熟知《城鄉規劃法》的城鄉規劃師所主導。

▌挑戰二：誰能修復古蹟？

另外，官方雖然可以為古蹟建築的修復設立一套標準，但港口城市的族群交融與其多元文化的複雜程度實在難以低估。除了原鄉特色，人們與在地文化的交融程度以及在某個時代流行的資源（木材、泥土、貝類等），都可能左右建築的風格。然而，至今尚未有專書可以完整地梳理馬六甲或喬治市世遺區建築的知識體系與脈絡，還需要更多的經驗與分析來填補。

除此之外，馬六甲皇朝與其貿易港口在14世紀就已經出現，先後經歷過葡萄牙、荷蘭與英國的統治，而喬治市港口城市的崛起要到了18世紀末才起步，因此兩地的族群結構、文化實踐、古蹟建築與空間景觀等都有所差異。

筆者也透過與古蹟修復師的訪談得知，目前全馬獲得認證的古蹟修復師只有43名，各有專長，其中具備華人建築文化知識並有能力進行修復的少之又少，可偏偏「馬六甲海峽的歷史城市」的華人建築不在少數。更何況，古蹟建築的工地還有陳年粉塵與結構安全等隱憂，這些都是蓋一座現代化建築不會面對的風險，也讓古蹟修復師這樣的職業更為冷門。

「馬六甲海峽的歷史城鎮」還有個關鍵問題，就是它們的建築多建在沼澤地上。以喬治市為例，目前多數被列為二級古蹟的街屋，都採用不需要地基的承重牆（load-bearing wall）來維持建築結構的穩定。可是，這也表示目前的古蹟維修工作必須考慮到承重牆的平衡，才能避免建築的傾斜或倒塌。

喬治市的古蹟建築主要由陶土、白灰、石材與木材組成，它們都不是現代建築常用的材料。因此，如何使用正確的建材與正確的方式來修復古蹟建築，也成為世遺機構草創至今最大的難題，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工作之一。畢竟有關單位無法時時監督私領域的擅自修復以確保承重牆不會被加了不必要的材料而傾斜，而兩百多年來許多古蹟也有多次修復的痕跡，必須進行科學檢測才能判定最好的修復方式。

除了姓氏橋的木造水上房子，喬治市的古蹟多是雙層的街屋。商業用途的街屋通常會將底層用來經營生意，上層則是居住的空間。可是，隨著時代的變遷，核心家庭與單身租戶也越來越多、產業形態改變、房屋價格與租金又直線上漲，要現代人租下一整棟老街屋顯得太貴又太寬敞，把房間分別出租又有隱私與安全性的考量。因此，一些老房子也被允許進行適度的改造，例如將中庭的通往樓上的梯子改到了前廳，讓二樓的住戶可以擁有直接通往住處的玄關。

另外，早期喬治市的排污系統不好，廁所通常都蓋在房子的底層後方，讓清潔工人可以透過後巷將每日的糞便移走。隨著時代的進步，現在的老房子被允許在二樓加蓋洗手間以方便樓上的住戶，並保有各自的隱私。

即便政府在規定上作出某個程度的妥協，但還是有些問題至今難解。像老街屋的牆壁使用的是磚牆再漆上石灰，讓沼澤地裡的水份滲透至牆中並在通風的空間裡蒸發，同時調節熱帶的室內溫度。不過，在旅遊業與服務業當道的時代，常年如夏的喬治市需要提供顧客舒適的體驗，其中包括就連一般家庭也會安裝的冷氣設備。老建築的內部也從通風空間被改成了封閉空間，屋主難免就會擅自在牆壁中填補了現代的建築材料如水泥或油漆。這會造成有關牆體部分不透氣，日久更可能損壞牆體的其他部分或結構。

由於喬治市世遺區的古蹟建築多是數棟相連在一起，只要一戶人家誤用了其他材料，阻斷了水份的蒸發，就會造成它隔壁兩戶房子的水汽過多，嚴重者包括牆面剝落、牆體出現龜裂、傾斜等毛病，對日常生活造成了困擾。

▌逐步走出疫情的喬治市？

檳城政府曾在2016年提出恢復《屋租統制法令》的可能性，以避免老住戶再因租金上漲而被迫遷離喬治市，惟後來研究顯示世遺區內的屋租雖然漲幅驚人，卻沒有超出市價。如果修復古蹟的花費能被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租戶便能以可負擔的價格，住在環境相對更好的空間裡。因此，州政府後來改用300萬令吉（約新台幣2千萬）的撥款成立了 「喬治市共生種子基金」（George Town Heritage Seed Fund）以協助喬治市的屋主修復古蹟，並讓租戶可以繼續使用古蹟。

馬來西亞自2020年開始對疫情的嚴格控管及反覆封鎖，衝擊喬治市世遺區的旅遊業與服務業，也延宕了一些古蹟建築的修復工程，惟暫時無法估算其確切的損失。不過，2021年底喬治市卻迎來了一項振奮人心好消息，既大伯公街（King Street）的海珠嶼五屬大伯公廟的修復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2021年度文化遺產保護獎之優異獎（Asia Pasific Awards for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 Awards of Merit）。

在檳城，得過此獎項的古蹟修復工程有2000年的張弼士故居（Blue Mansion）、2006年的檳榔嶼潮州會館的韓江家廟以及2008年檳城開埠者萊特上校（Francis Light）的故居瑟福屋（Suffolk House）。獲2021年度優異獎，雖然不是檳城第一次贏得有關獎項，卻也睽違13年，可見喬治市的古蹟修復師在一級古蹟等公共建築方面的修復依然受到國際肯定。今年6月，檳城政府也與馬六甲州政府達成了共識，希望聯邦政府能夠提供更多的撥款，以協助兩地政府維護遺產。

▎下篇接續：《大馬「檳城喬治市」（下）新舊矛盾...只剩回憶的傳統產業？》

註：原文將寮國瑯勃拉邦誤寫為緬甸瑯勃拉邦，已更正。

責任編輯／周慧儀、賴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