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扎的「兩個祖國」：日裔美國人拘留營的黑歷史

湯姆，一個中年、出生於美國的日裔美國人，一輩子只開福特車。並不是因為他是死忠的福特粉絲，或者他認為大多數人開的日本車性能不好。在湯姆17歲的那一年，一個事件在他心中烙印了深刻的創傷，讓他這輩子選擇無論如何，都不開任何日本品牌的汽車。

湯姆的女兒後來還發現，自己的父親本名根本不是湯姆，而是有一個日文名字「茂」（shigeru / しげる），之所以叫湯姆，是由於他以前在學校的老師不會發shigeru的音，就擅自幫他取了一個英文名字「Tom」，也從此成了他的護身符。而湯姆經歷過「拘留營」強制收容日裔美國人之後，就再也不敢開日本車——因為他害怕任何細微的舉動，都有可能讓人們質疑他對美國的忠誠。

1941年12月7號，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時任總統羅斯福在事發之後立即向日本與軸心國宣戰，這個轉折影響了湯姆的一生。在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興起了反日情緒，原本就已經飽受種族歧視的日裔美國人受到更激烈的排擠。^註1

許多日裔美國人在工作上遭到無故解聘，或者社區住宅都被貼了種族歧視的標語。到了1942年2月，羅斯福總統又下了一道〈行政命令9066號〉，賦予國家「因戰爭需求得以限制某些群體的自由」。而這道命令即使沒有明確指出目的，卻彷彿給日裔美國人宣告了一個殘酷的判決書。

由於珍珠港事件，美國政府擔心日裔美國人有機會成為日本的間諜，遂以國防安全之名，將近14萬的日本移民與日裔美國人，按照國家的命令遷徙至各個「拘留營」（relocation camps）。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放棄財產，而且這當中有將近三分之二的人是美國公民。

唯獨離島夏威夷由於日裔移民過多，根據美國政府的計算，若將夏威夷所有擁有日本血統的人都關進集中營，恐對該地經濟有嚴重傷害，因此大多數日裔夏威夷人都逃過一劫。美國政府甚至連遠在阿拉斯加的日裔美國人也不放過，要求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如秘魯）將自己的日本移民也遣送至美國拘留營。不過同樣地，擁有大量日本移民的國家如巴西，也拒絕了美國的這項請求。

▌順從與反抗

營區內的日本人來自各個階層，也包含婦女與小孩，一名女性便曾說過：「我不知道我們這些人的共同點的原因除了膚色之外還有什麼。」在政府的命令下，管理日裔美國人的工作交給了一個特殊個民間機構：WRA「戰爭安置機構」（War Relocation Authority）處理。日裔美國人分別被移置到10個拘留營，這些營區大多位於荒郊野外，多數有鐵絲網將他們與世隔絕，並由「美國人」管理這些拘留者（internee）的生活作息。

許多人稱呼這些營區為「集中營」，但與眾為人知的納粹集中營相比，這些拘留日裔美國人的營區還是有根本性上的差異：他們有足夠的食物來源，成人在營區內工作、小孩則可以上學。而他們也不定期可以有些休閒娛樂，例如最大的拘留營曼沙那（Manzanar）就有籃球場給當時的人們使用。

最重要的是，這些日裔美國人並沒有遭到生命威脅，除了有人曾因企圖逃跑而遭到射殺之外，只要不輕舉妄動即可以明哲保身。事實上，日裔美國人也展現了無比的堅韌與順從，他們大多數人即使不滿國家對他們的措置，還是按照規矩、服從命令。

不過，即使大多數的日裔美國人選擇沈默與服從，也有人選擇對抗體制。當時23歲、出生並成長於加州奧克蘭的是松豊三郎（Fred Toyosaburo Korematsu），在得知所有擁有日本血統的人都必須被送至拘留營時，他選擇了逃跑，甚至還動過整型手術來隱藏身份。

是松最後仍然遭到逮補，但他仍然不放棄，選擇向美國政府對簿公堂，便是著名的「是松訴合眾國案」（Korematsu v.s. United States）。是松向法院傾訴，〈行政命令9066號〉違反美國憲法，但8位大法官中僅有2位支持他，最終是松的法案遭到否決並定罪。這個判決的結果也顯示出，美國司法系統為美國政府囚禁日裔美國人的行為給予了正當性。日後，美國最高法院的這項判決成為司法史上的一大污點。

▌哪一個祖國？

同時，戰情激烈情況也影響了離戰爭相當遙遠的日裔美國人，到了1943年，由於美國考慮要對日裔美國人徵兵組成一支特殊的軍隊，WRA便以戰爭的考量給予這些日裔美國人進行一份「忠誠問卷」（loyalty questionnaire），以測試日裔美國人究竟忠於哪個祖國：血緣上的日本還是文化上的美國。其中問題27與28最為爭議：

由於問題28較為複雜，WRA又針對第一代日本移民（一世）改了版本如下：

面對這樣的問卷，許多日裔美國人不只感到困惑，甚至是憤怒。即使多數日裔美國人認同美國，但不代表他們就對「祖國」日本毫無情感。即便大多數的人針對這兩個問題都回答了「YES」，有部分以年輕男性為主的群體，在這兩個關鍵問題都選擇了否定的答案，他們被戲稱為「說不男孩」（no-no boys），並被冠上「不忠誠」的名號。

這些「不忠」的日裔美國人則是被集中在Tule Lake拘留營方便管理。這樣的區分也讓日裔美國人飽受更多的汙名，「忠誠」似乎成為決定了他們價值的唯一要素。

日本著名小說家山崎豐子，就曾在作品《兩個祖國》（二つの祖国）中便描述了被關在曼沙那的日裔美國人天羽一家，身為一世的父母在兩個忠誠問題上都選擇了「NO」而被送進Tule Lake拘留營；而他們三個在美國出生的兒子，也分別在認同上有不同的掙扎與抉擇：三男天羽勇決定對美國效忠從軍，最後戰死於歐洲戰場。身為最曖昧的族群「歸美」（帰米）——在美國出生卻在日本求學過——次子天羽忠與長子天羽賢治，更是在兩個祖國之間掙扎，最後分別選擇加入日軍與美軍，並且宿命般地在沙場上重逢。

身為主角的天羽賢治在日本戰敗後，替美國在東京大審判擔任即席口譯。這個人物並非完全虛構，而是建立在兩位真實的日裔美國人：福原克治與伊丹明身上，而天羽賢治最終的結局如同伊丹明——在身心的煎熬下舉槍自殺。

▌賠償與轉型正義

許多人在提起美國以自由作為國家精神時，鮮少會記得這段「黑歷史」。在這個號稱民主的國家，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將一群沒有犯罪紀錄的日裔美國人囚禁長達三年。直到戰後多年，由於美國面臨在波灣戰爭等危機時，種族隔離與歧視的往事被重提，這段歷史也才逐漸受到重視。

在當今主流社會的認知上，當初美國政府的政策無疑是個種族主義的結果。羅斯福的將軍德威特（John Dewitt）就曾經說：

意指就算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日本人」，依舊不是正統的美國人，還是有可能成為日本間諜。相反的，可能因為人數上的差異，日本當年的同盟——義大利與德國——在美國的子民就幾乎沒有類似的遭遇，也沒有因為其族群背景而被指責。

在大戰結束後，不少日裔美國人陸續爭取國家賠償與訴訟，美國政府也陸續補償一些當時被無故關進拘留營的日裔美國人，但由於金額過少，不少日裔美國人仍不斷持續要求美國政府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一直到1988年，時任總統的雷根正式為美國政府道歉，承認當時是出於偏見與種族主義而將日裔美國人囚禁，並且給予當時的受害者一人2萬美金的賠償。布希總統更是在2006年簽署了相關法案，撥款3,800萬美金的預算保留當年拘留日裔美國人的遺址，好讓人們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

現今的華盛頓特區，有一座紀念公園（Japanese American Memorial），其中央有一隻被鐵絲網纏住的日本鶴雕像，周圍的牆壁上則刻著當年各個拘留營的名字以及其分別居留的人數，並且寫下了雷根總統的話：

即使美國政府展現誠意，給予賠償與恢復名譽，並且盡力維護相關歷史文物，但對當年的受害者而言，許多傷害還是難以抹滅。尤其當時被從拉丁美洲送至美國集中營的日本移民，他們不但至今幾乎沒有領到補償金，有些人在囚禁期間還在美國產下生為美國公民的子女。但戰爭結束後，依然被以「外國人」的身份要求驅逐出境。^註2

而強制被關進拘留營的身心創傷，並非一時半刻就能走出陰影。例如反抗美國政府的是松，從來沒有向自己的家人提起當年的事蹟。他的女兒甚至要到高中時聽到同學報告日裔美國人拘留營才知道這段歷史，回家詢問父母後才知道父親的故事。

在今天，即使日裔美國人的歷史還是不為許多美國人所知，但自從911事件之後，當美國政府又開始打算對某些特定族群採取針對性的政策時，這段歷史便成為最適當的對照。為了國家的「大局」，是否得以犧牲部分群體集體最基本的權利？

但諷刺的是，去年正當川普俗稱「穆斯林禁令」的國家旅行法案爭議不休時，「是松案」的判決在2018年6月由美國最高法院推翻，認定政府當初的措施沒有法律依據、也超過了總統職權。但是在駁回的同時，另一方面卻也讓川普限制特定穆斯林國家入境的法案通過，是松的女兒雖然肯定還給父親歷史清白，但她也表示：很顯然地這個國家尚未記取歷史教訓。

▎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