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冠軍瘡疤(下):黑牢裡的「愛國決賽」

聯合新聞網 張鎮宏
被當作政治工具的「足球傳說」,能不能被代代相傳、歌頌?圖為78年頒獎典禮,軍政府...

▌前篇:〈阿根廷的冠軍瘡疤(上):世界盃交換的「骯髒戰爭」〉

被當作政治工具的「足球傳說」,能不能被代代相傳、歌頌?

骯髒戰爭期間,阿根廷軍政府的大規模處決與冤獄,很快就被異議人士與「五月廣場的母親們」傳出海外。但除了國際特赦組織與少量歐洲NGO,歐美各國對於「骯髒戰爭的傳說」裝聾作啞,面對少量「抵制世界盃」的人權質疑,FIFA與參賽國足協都不予回應,亢奮的魏德拉將軍更對國內喊出駭人的口號:

誰說阿根廷沒『人權』?我們都是『人』,同時極有『權』。

誰說阿根廷沒『人權』?我們都是『人』,同時極有『權』。 圖/美聯社

為阿根廷足球寫傳的體育作家威爾森(Jonathan Wilson)指出,在世界盃前夕,國際輿論對軍政府的人權指控,在阿根廷社會竟形成了一種集體變態、排外的「圍城心理」,人們不再願意相信「有人消失」的故事;「歐洲人怕輸,所以千方百計要阻止阿根廷辦世界盃」反成了主流指控。

像是通說傳奇裡,當時的荷蘭球王克魯伊夫,與西德的中場布賴納特(Paul Breitner),都因反對軍政府獨裁,而拒絕前往阿根廷參賽;但在多年之後,克魯伊夫才終於說明當初之所以拒絕徵召,真正的原因是家人遭受綁架(但另一說法是他與荷蘭隊友們不合),而布賴納特則與西德足協有過節,根本就被高層冷凍——因此,阿根廷世界盃的開幕,並未真正受到世界足壇任何公開抵制。

梅諾蒂日後強調,他自己有感受到獨裁壓力,也耳聞被消失的故事;但比起兩手一揮、逃離國家隊,他自己更想「守護美麗足球的認同」,讓阿根廷國家隊能用「美好的方式」陳述「阿根廷的足球是屬於人民、而非國家的!」無論如何,梅諾蒂決定照常帶兵、配合軍政府的要求,阿根廷世界盃也在1978年6月盛大開幕。

通說傳奇裡,荷蘭球王克魯伊夫,是因「反對軍政府獨裁」,而拒絕前往阿根廷參賽;但在...

▌各位國民!世界冠軍!

在第一輪分組賽的期間,阿根廷軍政府雖然收斂不少、但各地的黑牢卻仍繼續秘密抓人,而梅諾蒂的帶隊成果,雖然讓阿根廷以2勝1負的戰績成功挺進第二輪,但在次輪小組賽、攸關決賽權的末輪戰中,阿根廷卻爭議地以6-0大勝祕魯,後來居上力壓巴西、如願晉級在紀念碑球場舉行的決賽。

這場比賽爭議在哪裡?一方面是秘魯意外性的潰敗,巧合地提供了阿根廷足夠的進球數,妥妥當當地將地主隊「送」進了決賽;另一方面,場邊的政治疑雲與各種「假球陰謀」,也繪聲繪影地在賽後流傳。

像是在比賽之前,甫從華府卸任的季辛吉,也應魏德拉將軍的邀請,以「私人好友」的身份趕赴阿根廷觀戰。2名政治大老,甚至在秘阿戰開賽之前,攜手「突襲了」祕魯的更衣室,錯愕的祕魯球員只能原地立正、緊張地聽著大將軍「沒頭沒尾地高談拉美大團結」的心理戰施壓;又或者是英國《周日泰晤士報》,在1986年世界盃英格蘭大戰阿根廷的比賽(馬拉度納神蹟展現日)當天,刊出一篇以「不具名公務員的說法」,指控魏德拉,涉嫌以3萬5,000噸穀物、5,000萬美金信貸額度,外加每名祕魯隊員2萬美金,交換祕魯隊的「友情放水」。

但這些說法無人能證明——最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決賽裡,阿根廷透過延長賽,以3-1的比分擊潰荷蘭,首度摘下了世界盃的冠軍榮耀。

當阿根廷國家隊隊長「凱薩」帕薩雷拉(Daniel Passarella),從一身西裝、喜不自勝的魏德拉總統手中捧過冠軍獎盃的瞬間,阿根廷全國都沸騰了起來,據說60%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人都衝上了街,喇叭、旗幟、歡呼、歌聲,瞬時成為撼動全國的興奮地鳴。

這些聲音,全都灌進了「海軍電機學校」(ESMA)的黑獄。

▌世界盃是黑牢裡唯一有希望的聲音?

阿根廷比賽期間,牢房裡外是聽得到戰況的...但在受難者之間,該不該為國家隊喝采,卻分裂成不同的反應。

當時被囚的李維斯基(Norberto Liwski),在2014年的訪問中曾對《ESPN雜誌》回憶,無論是獄卒大聲的廣播、還是球場的歡呼咆嘯,都能讓牢裡的人與比賽同步。

有的獄友會為進球歡欣鼓舞,因為在絕望與酷刑之中,那些想像中的比賽畫面與聲音,是苟延殘喘下的少數美好,也是他們與真實世界的僅存連結;但有獄友卻是痛苦憤恨,因為他們知道國家隊每進一球,軍政府的聲望與社會被麻醉的生活滿意度都將隨之暴漲,並毫不理性地將經濟的飢餓、社會的痛苦全都冷凍。

但眾受難者中,最為殘酷的,仍是倖存者葛拉西耶拉.達蕾歐(Graciela Daleo)的證詞。

阿根廷比賽期間,牢房裡外是聽得到戰況的...但在受難者之間,該不該為國家隊喝采,...

達蕾歐是在1977年10月18日上午11點,在市中心的地鐵站被便衣警察強行擄走的。之後,她幾經轉折,被送到了ESMA,被控的罪名包括持有毒品、販毒、謀殺、恐怖攻擊、顛覆政府;但證據無、審判無,唯一的嫌疑原因,只因為達蕾歐曾參加過「裴隆青年軍」,是政治抗爭的街頭幹部。

在ESMA,審問官們最惡名昭彰的刑求手段,是電擊。一開始是膝蓋,接著是四肢末段、指尖、敏感部位。最後,受刑者會被吊掛起來,電線通上鐵管、或者是馴牛用的狼牙棒,侵入你的直腸、陰部。日復一日,無限循環,就像刑求官對達蕾歐的威嚇:「在刑求室裡,時間不存在!」

但在6月25號、世界盃決賽的那天,紀念碑球場旁的ESMA卻暫停了審訊,獄卒們開始鼓譟起來:「阿根廷贏了!我們贏了!」接著,超現實的荒謬劇開始上演。

在6月25號、世界盃決賽的那天,ESMA卻暫停了審訊,接著獄卒們開始鼓譟起來:「...

▌加害人與受害者的超現實擁抱

刑求官與被害者開始一起為冠軍歡唱,ESMA素來殘忍、鐵面的指揮官「老虎」阿科斯塔(Jorge Acosta)更踏進大牢,與每一個「被消失」的被害人恭喜、握手、甚至熱情擁抱,開心地慶祝「我國的第一個世界冠軍!」

阿科斯塔不只前來致敬,他甚至備好了一輛標誌敞篷車,特別「恩准」監獄軍官,挑了達蕾歐等幾名表現良好的囚犯「上街兜風」,要讓她們親眼見證,軍人領導的國家有多麼團結,因冠軍狂喜的人們「是多麼地幸福」。

「我在車窗後,看到滿街人們笑鬧著、歡慶著,不分你我地狂喜著...沒人在乎車裡的我們,那死白僵硬的表情。沒人在乎這個國家,是否正遭受不公義的恐怖統治。」達蕾歐回憶,在押車軍官的允許下,她從天窗探出頭來,本想高聲呼救,但卻完全崩潰於這種既遠又近的超現實瞬間,

在那個當下,黑牢裡所有『被消失』者的存在,全都被狂喜抹滅於時空之間...我們已不存在。

看板上打著「阿根廷!冠軍!」的字樣。在那個當下,黑牢裡所有『被消失』者的存在,全...

▌我恨世界盃

「老虎」之所以讓達蕾歐出來放風,真正的目的,其實為了配合酷刑與思想改造的「震撼療法」。在黑獄中,軍政府一方面有計劃地消滅「社會渣滓」,一方面也會撿選特定個案,以實驗評估「是否有教化、洗去汙染思想的機會」。因此大多數獄友自此消失,但達蕾歐卻接受軍政府的實驗條件,1979年被「流放」到玻利維亞,獄方報告認為:她雖有改造可能,但不夠格留在阿根廷社會。

在經歷這些事之後,我至今仍深深地憎惡著世界盃。

達蕾歐表示。在1978的冠軍之後,阿根廷進入了一段「國民小高潮」,但經濟政策卻也開始承擔世界盃與軍政府貪腐的後果。國內軍頭彼此爭權,最後在無力維持民生需求、也無法再用暴力抑制反對聲量的1982年,阿根廷軍方這才決定「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爆發福克蘭戰爭——此一失著雖讓阿根廷遭遇慘敗,但也迫使軍政府在1983年崩潰、還政於民。殘酷的「骯髒戰爭」自此終於落幕。

軍政府垮台之後,魏德拉將軍也多次被逮補、起訴、然後特赦,直到2013年5月,魏德拉在監獄的浴室中滑倒,引發內出血逝世,死時88歲;至於被魏德拉起用、從世界盃中大撈特撈,卻又指揮「死亡航班」、ESMA黑牢刑求的拉科斯特,退伍之後仍繼續留在南美足壇,在當年FIFA高官好友們的護航下,更當上了南美足聯副主席、甚至是FIFA副主席,甚至到還親自見證了1986年阿根廷世界盃二度奪冠的「另一次冠軍時刻」,一路安穩直到2004年逝世。

直到今天,阿根廷都還未完全解禁骯髒戰爭的檔案,數萬被消失者的生死下落也依舊未明,但國民之間對於「轉型正義」的追尋過程,卻回頭影響了阿根廷人,對自家那座78年冠軍的態度。

「我至今仍深深地憎惡著世界盃。」達蕾歐(左)如今已返回阿根廷,並在大學任教。 圖...

▌不知情的球員?有罪嗎?

對許多阿根廷人來說,1978年的世界盃,等同於那『被失蹤』的3萬人。

78年冠軍守門員「鴨子」菲洛爾(Ubaldo Fillol)表示,當年的冠軍是78年國家隊的最高峰,但骯髒戰爭的陰影,卻如鬼魂般跟著這批球員揮之不去,「作為國家隊選手,我們從沒凌遲或殺害任何人!難道我們為當時的國家帶來快樂,是錯的嗎?為了捍衛阿根廷的藍白旗幟,我們不也在場上竭力拼搏嗎?對此...我從未感到有愧於心。」

但菲洛爾的困擾,其實是阿根廷解禁之後,社會長期不敢觸碰的瘡疤。以當年從「將軍們」手中接過獎盃的隊長帕薩雷拉來說,在2013年魏德拉逝世時,帕薩雷拉時任河床隊(他們的主場仍是ESMA旁的紀念碑球場)俱樂部主席,還發布了一紙弔詭的悼詞,大意指過去的悲劇「都是歷史共業」,將軍死後大家終於可以把過去畫下句點,「從此之後,一起向前。」

在2013年魏德拉逝世時,帕薩雷拉(中)時任河床隊俱樂部主席,還發布了一紙弔詭的...

這聽起來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阿根廷《民族報》資深評論員莫雷斯(Ezequiel Fernández Moores)認為,自1983年軍政府垮台後,照理來說阿根廷的社會已展開轉型正義的國家進程,雖然大家都默認1978年的冠軍,確實與軍政府的介入脫不了干係,但究竟在那個榮耀當下,做為政治工具的阿根廷足球,影響力有多深遠?無論體育圈、政治圈或社會學界,都刻意迴避自省與辯論,鮮少正面凝視「冠軍身後的罪惡陰影」。

莫雷斯指出,在阿根廷的社會記憶裡,國家隊在1986年世界盃冠軍,總是比1978年更受崇拜、尊敬與熱愛。但比起78年的行雲流水,86年國家隊的球風分明是難看、粗魯暴力、甚至反足球的風格——這一方面固然與86年隊長「球王」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的傳奇特質有關,但真正的原因,恐怕還是1986年的冠軍相對踏實、沒有「軍政府的份」,而馬拉度納反體制的色彩,也才大聲放出了阿根廷人心中的「解放共感」。

1986年的冠軍相對踏實、沒有「軍政府的份」,而馬拉度納反體制的色彩,也才大聲放...

不過這類說法,卻讓不少「英雄」極為不快。像是與軍政府密切合作的梅諾蒂,就不斷強調自己的足球,「是為了人民而不是為了國家」,他只能竭盡全力貫徹場內的自由意志;而名列78年冠軍陣容,但卻沒有出場紀錄的阿根廷替補後衛帕格納尼尼(Ruben Pagnanini)不滿地抱怨,「批評者總喜歡把我們打成獨裁者的同路人,儘管我們從不涉入政治、政治與我們也無關...至今,阿根廷都沒有給這支冠軍隊伍應有的評價,與尊重!」

「只要有人把我們的成就和非關足球的政治問題講在一起,我就火大!」在決賽中面對荷蘭,踢進第三球的阿根廷冠軍邊鋒貝爾托尼(Daniel Bertoni)曾憤慨地表示,「這不公平!我們拼了老命,好不容易熬過苦戰、戰勝那些強隊,憑什麼我們就得受到有色眼光對待?我是足球選手,我不是軍人、也不是蒙特內羅(當時被鎮壓的裴隆左翼)。就算那次的世界盃被當成了某些人的宣傳工具,但哪一屆不是這樣?這又不是我的決定!」

「但凝視歷史的真相,並不只是單純判斷誰有罪、說誰無辜。」阿根廷資深體育記者博納德奧(Gonzalo Bonadeo)強調,「比起讓誰認錯,或稱讚誰的表現,阿根廷社會需要更多的自我檢視,或許是從過去看見現在,或許又是自問:如果你是哪些球員,你會怎麼辦?」

如果你是哪些球員,你會怎麼辦? 圖/路透社

張鎮宏

台北、突尼斯、英國東北;政治大學阿拉伯語系、英國杜倫大學國關所中東組;現為久坐的筆耕者,也是這個網站以前的「上一代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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