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冠軍瘡疤（下）：黑牢裡的「愛國決賽」

被當作政治工具的「足球傳說」，能不能被代代相傳、歌頌？

骯髒戰爭期間，阿根廷軍政府的大規模處決與冤獄，很快就被異議人士與「五月廣場的母親們」傳出海外。但除了國際特赦組織與少量歐洲NGO，歐美各國對於「骯髒戰爭的傳說」裝聾作啞，面對少量「抵制世界盃」的人權質疑，FIFA與參賽國足協都不予回應，亢奮的魏德拉將軍更對國內喊出駭人的口號：

為阿根廷足球寫傳的體育作家威爾森（Jonathan Wilson）指出，在世界盃前夕，國際輿論對軍政府的人權指控，在阿根廷社會竟形成了一種集體變態、排外的「圍城心理」，人們不再願意相信「有人消失」的故事；「歐洲人怕輸，所以千方百計要阻止阿根廷辦世界盃」反成了主流指控。

像是通說傳奇裡，當時的荷蘭球王克魯伊夫，與西德的中場布賴納特（Paul Breitner），都因反對軍政府獨裁，而拒絕前往阿根廷參賽；但在多年之後，克魯伊夫才終於說明當初之所以拒絕徵召，真正的原因是家人遭受綁架（但另一說法是他與荷蘭隊友們不合），而布賴納特則與西德足協有過節，根本就被高層冷凍——因此，阿根廷世界盃的開幕，並未真正受到世界足壇任何公開抵制。

梅諾蒂日後強調，他自己有感受到獨裁壓力，也耳聞被消失的故事；但比起兩手一揮、逃離國家隊，他自己更想「守護美麗足球的認同」，讓阿根廷國家隊能用「美好的方式」陳述「阿根廷的足球是屬於人民、而非國家的！」無論如何，梅諾蒂決定照常帶兵、配合軍政府的要求，阿根廷世界盃也在1978年6月盛大開幕。

▌各位國民！世界冠軍！

在第一輪分組賽的期間，阿根廷軍政府雖然收斂不少、但各地的黑牢卻仍繼續秘密抓人，而梅諾蒂的帶隊成果，雖然讓阿根廷以2勝1負的戰績成功挺進第二輪，但在次輪小組賽、攸關決賽權的末輪戰中，阿根廷卻爭議地以6-0大勝祕魯，後來居上力壓巴西、如願晉級在紀念碑球場舉行的決賽。

這場比賽爭議在哪裡？一方面是秘魯意外性的潰敗，巧合地提供了阿根廷足夠的進球數，妥妥當當地將地主隊「送」進了決賽；另一方面，場邊的政治疑雲與各種「假球陰謀」，也繪聲繪影地在賽後流傳。

像是在比賽之前，甫從華府卸任的季辛吉，也應魏德拉將軍的邀請，以「私人好友」的身份趕赴阿根廷觀戰。2名政治大老，甚至在秘阿戰開賽之前，攜手「突襲了」祕魯的更衣室，錯愕的祕魯球員只能原地立正、緊張地聽著大將軍「沒頭沒尾地高談拉美大團結」的心理戰施壓；又或者是英國《周日泰晤士報》，在1986年世界盃英格蘭大戰阿根廷的比賽（馬拉度納神蹟展現日）當天，刊出一篇以「不具名公務員的說法」，指控魏德拉，涉嫌以3萬5,000噸穀物、5,000萬美金信貸額度，外加每名祕魯隊員2萬美金，交換祕魯隊的「友情放水」。

但這些說法無人能證明——最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決賽裡，阿根廷透過延長賽，以3-1的比分擊潰荷蘭，首度摘下了世界盃的冠軍榮耀。

當阿根廷國家隊隊長「凱薩」帕薩雷拉（Daniel Passarella），從一身西裝、喜不自勝的魏德拉總統手中捧過冠軍獎盃的瞬間，阿根廷全國都沸騰了起來，據說60%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人都衝上了街，喇叭、旗幟、歡呼、歌聲，瞬時成為撼動全國的興奮地鳴。

這些聲音，全都灌進了「海軍電機學校」（ESMA）的黑獄。

▌世界盃是黑牢裡唯一有希望的聲音？

當時被囚的李維斯基（Norberto Liwski），在2014年的訪問中曾對《ESPN雜誌》回憶，無論是獄卒大聲的廣播、還是球場的歡呼咆嘯，都能讓牢裡的人與比賽同步。

有的獄友會為進球歡欣鼓舞，因為在絕望與酷刑之中，那些想像中的比賽畫面與聲音，是苟延殘喘下的少數美好，也是他們與真實世界的僅存連結；但有獄友卻是痛苦憤恨，因為他們知道國家隊每進一球，軍政府的聲望與社會被麻醉的生活滿意度都將隨之暴漲，並毫不理性地將經濟的飢餓、社會的痛苦全都冷凍。

但眾受難者中，最為殘酷的，仍是倖存者葛拉西耶拉．達蕾歐（Graciela Daleo）的證詞。

達蕾歐是在1977年10月18日上午11點，在市中心的地鐵站被便衣警察強行擄走的。之後，她幾經轉折，被送到了ESMA，被控的罪名包括持有毒品、販毒、謀殺、恐怖攻擊、顛覆政府；但證據無、審判無，唯一的嫌疑原因，只因為達蕾歐曾參加過「裴隆青年軍」，是政治抗爭的街頭幹部。

在ESMA，審問官們最惡名昭彰的刑求手段，是電擊。一開始是膝蓋，接著是四肢末段、指尖、敏感部位。最後，受刑者會被吊掛起來，電線通上鐵管、或者是馴牛用的狼牙棒，侵入你的直腸、陰部。日復一日，無限循環，就像刑求官對達蕾歐的威嚇：「在刑求室裡，時間不存在！」

但在6月25號、世界盃決賽的那天，紀念碑球場旁的ESMA卻暫停了審訊，獄卒們開始鼓譟起來：「阿根廷贏了！我們贏了！」接著，超現實的荒謬劇開始上演。

▌加害人與受害者的超現實擁抱

刑求官與被害者開始一起為冠軍歡唱，ESMA素來殘忍、鐵面的指揮官「老虎」阿科斯塔（Jorge Acosta）更踏進大牢，與每一個「被消失」的被害人恭喜、握手、甚至熱情擁抱，開心地慶祝「我國的第一個世界冠軍！」

阿科斯塔不只前來致敬，他甚至備好了一輛標誌敞篷車，特別「恩准」監獄軍官，挑了達蕾歐等幾名表現良好的囚犯「上街兜風」，要讓她們親眼見證，軍人領導的國家有多麼團結，因冠軍狂喜的人們「是多麼地幸福」。

「我在車窗後，看到滿街人們笑鬧著、歡慶著，不分你我地狂喜著...沒人在乎車裡的我們，那死白僵硬的表情。沒人在乎這個國家，是否正遭受不公義的恐怖統治。」達蕾歐回憶，在押車軍官的允許下，她從天窗探出頭來，本想高聲呼救，但卻完全崩潰於這種既遠又近的超現實瞬間，

▌我恨世界盃

「老虎」之所以讓達蕾歐出來放風，真正的目的，其實為了配合酷刑與思想改造的「震撼療法」。在黑獄中，軍政府一方面有計劃地消滅「社會渣滓」，一方面也會撿選特定個案，以實驗評估「是否有教化、洗去汙染思想的機會」。因此大多數獄友自此消失，但達蕾歐卻接受軍政府的實驗條件，1979年被「流放」到玻利維亞，獄方報告認為：她雖有改造可能，但不夠格留在阿根廷社會。

達蕾歐表示。在1978的冠軍之後，阿根廷進入了一段「國民小高潮」，但經濟政策卻也開始承擔世界盃與軍政府貪腐的後果。國內軍頭彼此爭權，最後在無力維持民生需求、也無法再用暴力抑制反對聲量的1982年，阿根廷軍方這才決定「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爆發福克蘭戰爭——此一失著雖讓阿根廷遭遇慘敗，但也迫使軍政府在1983年崩潰、還政於民。殘酷的「骯髒戰爭」自此終於落幕。

軍政府垮台之後，魏德拉將軍也多次被逮補、起訴、然後特赦，直到2013年5月，魏德拉在監獄的浴室中滑倒，引發內出血逝世，死時88歲；至於被魏德拉起用、從世界盃中大撈特撈，卻又指揮「死亡航班」、ESMA黑牢刑求的拉科斯特，退伍之後仍繼續留在南美足壇，在當年FIFA高官好友們的護航下，更當上了南美足聯副主席、甚至是FIFA副主席，甚至到還親自見證了1986年阿根廷世界盃二度奪冠的「另一次冠軍時刻」，一路安穩直到2004年逝世。

直到今天，阿根廷都還未完全解禁骯髒戰爭的檔案，數萬被消失者的生死下落也依舊未明，但國民之間對於「轉型正義」的追尋過程，卻回頭影響了阿根廷人，對自家那座78年冠軍的態度。

▌不知情的球員？有罪嗎？

78年冠軍守門員「鴨子」菲洛爾（Ubaldo Fillol）表示，當年的冠軍是78年國家隊的最高峰，但骯髒戰爭的陰影，卻如鬼魂般跟著這批球員揮之不去，「作為國家隊選手，我們從沒凌遲或殺害任何人！難道我們為當時的國家帶來快樂，是錯的嗎？為了捍衛阿根廷的藍白旗幟，我們不也在場上竭力拼搏嗎？對此...我從未感到有愧於心。」

但菲洛爾的困擾，其實是阿根廷解禁之後，社會長期不敢觸碰的瘡疤。以當年從「將軍們」手中接過獎盃的隊長帕薩雷拉來說，在2013年魏德拉逝世時，帕薩雷拉時任河床隊（他們的主場仍是ESMA旁的紀念碑球場）俱樂部主席，還發布了一紙弔詭的悼詞，大意指過去的悲劇「都是歷史共業」，將軍死後大家終於可以把過去畫下句點，「從此之後，一起向前。」

這聽起來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阿根廷《民族報》資深評論員莫雷斯（Ezequiel Fernández Moores）認為，自1983年軍政府垮台後，照理來說阿根廷的社會已展開轉型正義的國家進程，雖然大家都默認1978年的冠軍，確實與軍政府的介入脫不了干係，但究竟在那個榮耀當下，做為政治工具的阿根廷足球，影響力有多深遠？無論體育圈、政治圈或社會學界，都刻意迴避自省與辯論，鮮少正面凝視「冠軍身後的罪惡陰影」。

莫雷斯指出，在阿根廷的社會記憶裡，國家隊在1986年世界盃冠軍，總是比1978年更受崇拜、尊敬與熱愛。但比起78年的行雲流水，86年國家隊的球風分明是難看、粗魯暴力、甚至反足球的風格——這一方面固然與86年隊長「球王」馬拉度納（Diego Maradona）的傳奇特質有關，但真正的原因，恐怕還是1986年的冠軍相對踏實、沒有「軍政府的份」，而馬拉度納反體制的色彩，也才大聲放出了阿根廷人心中的「解放共感」。

不過這類說法，卻讓不少「英雄」極為不快。像是與軍政府密切合作的梅諾蒂，就不斷強調自己的足球，「是為了人民而不是為了國家」，他只能竭盡全力貫徹場內的自由意志；而名列78年冠軍陣容，但卻沒有出場紀錄的阿根廷替補後衛帕格納尼尼（Ruben Pagnanini）不滿地抱怨，「批評者總喜歡把我們打成獨裁者的同路人，儘管我們從不涉入政治、政治與我們也無關...至今，阿根廷都沒有給這支冠軍隊伍應有的評價，與尊重！」

「只要有人把我們的成就和非關足球的政治問題講在一起，我就火大！」在決賽中面對荷蘭，踢進第三球的阿根廷冠軍邊鋒貝爾托尼（Daniel Bertoni）曾憤慨地表示，「這不公平！我們拼了老命，好不容易熬過苦戰、戰勝那些強隊，憑什麼我們就得受到有色眼光對待？我是足球選手，我不是軍人、也不是蒙特內羅（當時被鎮壓的裴隆左翼）。就算那次的世界盃被當成了某些人的宣傳工具，但哪一屆不是這樣？這又不是我的決定！」

「但凝視歷史的真相，並不只是單純判斷誰有罪、說誰無辜。」阿根廷資深體育記者博納德奧（Gonzalo Bonadeo）強調，「比起讓誰認錯，或稱讚誰的表現，阿根廷社會需要更多的自我檢視，或許是從過去看見現在，或許又是自問：如果你是哪些球員，你會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