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國難帶來的轉捩點：311東日本大地震
台灣很多網路上的風風雨雨，其實就像金魚的記憶一樣，當下吵得不可開交、相罵得天崩地裂，但是過不到幾個星期，事情就像船去了無痕般好似從來沒有發生過。但是五年前那段日本震災的日子，我有義務在記憶還未風化前用文字將它保存下來。
那段是對我自己、甚至對日本和台灣兩個國家都影響深遠的日子。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了兩萬多人遇難的東日本大震災。身為受災災民一分子的我，在避難處還不小心踢爆了陳光標的欺世盜名行為。311前後標哥的丟人現眼，今天看來也不值一哂，但是在回到台灣沒有多久的2011年3月30日，我帶著「台灣之友會」的捐款和物資往松山機場集合，前往日本。
物資需要搬運工具，抵達日本後，在日本長輩的協助下，便借到了一台被我和朋友戲稱為「小白」的廂型車，我們設定了往北的目的地——福島磐城市。沒錯，我們就是要去那個北邊被劃入三十公里警戒區的幅射災區。
自願前往輻射災區的理由很簡單，因為當時許多人，包括卡車司機，都不願意進入傳說中已被放射能污染的磐城市。抵達目的地後，我和日本朋友黑川著手清點台灣民眾捐助的物資，物資中夾著台灣小朋友，用不太通順的日語盡力地表達出自己關懷的加油圖。日語順不順沒有關係，重要的是那份心意。
但是，儘管大家帶著台灣人滿滿的關懷，重災區的景象還是讓人令人鼻酸，不能自我。
▎核災的可怕之處，在於恐慌
在福島的幾天裡，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盡可能地將來自台灣的愛心傳達給日本的朋友們：磐城市公所是我們第一站，把200多萬日幣的捐款親自交給鈴木副市長；接下來，在市公所的帶領與陪同下，一一將愛心物資送往各個收容所。
至今，我仍然忘不了當地居民講起核電時哽咽的神情，還有避難所民眾收到來自1500公里外的善心物資時當場流下的眼淚。而在福島災區的三個星期，我深深體會到核災除了幅射造成的實際傷害外，「風評被害」才是最恐怖的夢魘——常見反核人士所設定的基本論述就是「核災一定會很嚴重」，也因此「是否會發生真的很嚴重的核災」，成為台灣反、擁核兩派永遠沒有結論的不毛論爭。但是，有個隱藏版魔王卻很少人想到，那就是，「核災引起的恐慌」。
福島就是面臨這個魔王的威脅至今。
我在進入災區後，看到了當地居民每天為磐城市所作的放射量檢測，結果卻令人意外。因為風向和地形的關係，磐城市這個先前被大家認為可能是幅射災害最嚴重的地區，反而幅射量不如預期來的嚴重，一直都在可容許範圍裡。而較遠的福島市、南相馬市和會津若松市幅射量相對較高。南北距離133公里、東西距離166公里，總面積13,781平方公里，約台灣三分之一大的福島縣，如果連離出事核電這麼近的磐城市都沒事，那麼其他地方的威脅應該就更小了。這些數據或許可以讓當地人安心，但對外地人來說，只要是福島，在大家的眼裡都已是不由分說的幅射地獄了。災後的福島受核災輿論影響，地域經濟完全崩盤，當地許多農民因產品滯銷陷入困境，而選擇走上絕路。
為什麼會這樣？簡單講，因為其他地方的人也怕死，所以他們沒有義務管你這麼多。再怎麼愛鄉愛土，當地人還是愛惜生命的。
這就是「風評被害」的可怕之處。如果看到今天台灣人訪日的盛況，或許當時對於「幅射日本」的驚恐已經恍若隔世。但是就在我們離開日本的時候，當地許多友人卻是希望台灣朋友能多前來日本消費，因為捐款只是一時，來日本消費才是幫助復興經濟的真正方法。所以我在五月時就帶著家人再次訪問日本——這個台灣人在捐助驚人金額的同時，卻又敬而遠之的國家。或許因為不只台灣，當時全世界都因為受震災輿論影響而有有同樣的擔憂，所以我們一家人享受了在迪士尼不必排隊，還可以連玩四次遊樂設施的難得假期。
身為一個當時已經在日本留學近十年的老留學生，在日本的「一個中國」政策下，雖然不爽，但是我其實已經很習慣被當成「中國人」了。不過就在父母參觀我已經去了不下五十次的淺草寺，而我自己留在外面抽煙時，我遇到了過去我絕對想像不到的場景——三四位日本版的廟口歐吉桑，竟然坐在一旁邊抽煙邊討論台灣這個國家，而其中一個阿伯還很認真的為朋友們上課，解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同。
日本這個國家，這個2011年年初時，可能還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台灣不屬於中國一部分阿！
台灣人災後如排山倒海般的捐款，確確實實讓許多日本人驚覺自己竟然不認識一個對日本如此友善的國家。日後許多朋友到日本遊玩所接受到的答謝跟禮儀，相信也我也不需再重述了。
▎311，日本國政右傾的轉捩點
311發生那年日本是由民主黨執政。在這之前菅直人內閣的支持率已經不高，但相較於過去的自民黨執政時代，也沒離譜到哪裡去，然而311的發生，成為了日本真正右傾化的一個關鍵臨界點。而在這個臨界點裡，台灣佔了一個角色。
2011年4月，震災後的一個月，菅直人以政府名義在報紙上刊載感謝各國協助賑災的廣告，其中獨漏台灣。甚至在災後一周年的記念儀式上，野田內閣也未讓台灣代表上台——總計捐款超過日幣兩百億的台灣。
菅直人在震災中酷似某國即將卸任總統的「神隱」表現，再加上民主黨對於核電災情不確實的掌握與隱瞞，讓當時的日本國民把「無能」兩個字，直接印在菅直人與民主黨的頭上。而在國難催化、日本無處不見「絆」（きずな、緊密的關係）這個字的次文化型「全體主義」蔓延之際，民主黨這種為了考慮國際情勢——簡單講就是中國的外交手法，直接地刺激了日本人傳統的「人情義理」的敏感神經。
於是，本來也不是那麼在乎台灣的日本國民，開始因為民主黨的失政失格，而讓在對執政黨的憤怒燃燒之際，也連帶產生了對台灣的親近與好感。最後民主黨慘敗丟失政權，積弱之勢至今仍未見起色。而曾擔任一國宰相的菅直人，下台後回到自己的故鄉東京都府中市參選國會議員，居然連兩次都落選，得靠比例代表（不分區）的復活制，才得以補進國會。而且這位前首相，在網路上得到了另一個充滿戰前時代風味的封號——
國賊。
無論是好是壞，311這個「國難」都是日本另一種新型態的「全體主義」復活的契機。在這個過程中，台灣發自內心的友善和關懷，讓我們與日本的關係在震災後，大幅親近，而這種點滴在心頭的民間經驗，也成為原本就親台的安倍，推動各種友台政策的民意支持基礎。這種新「全體主義」的力量，推動了由安倍為首的自民黨的東山再起、集體自衛權的被承認，以及對中立場的強硬化。或許對台日關係而言，311是個走向光明的轉捩點，而這種新全體主義也或許讓專攻民俗學的我，看得心情舒爽，像是是一種日本精神的原點回歸。但若冷靜思考，並從國政的現實角度來看，右傾後的日本其實走在風險與發展並行的未知道路上。
在準備離開磐城市附近的小名濱災區時，一隻小狗從廢墟走向我們，大眼汪汪地向我要東西吃。我把身上的乾糧給了牠。小狗吃著乾麵包，身體一直磨蹭著我們。這個友善的毛小孩應該好幾天沒吃東西，也沒遇到人了。我邊摸著牠的頭邊想著，這個孩子的家人應該都已經不在了，在這個連人類都自顧不暇的時候，這個小朋友的未來該怎麼辦？但是想歸想，我們還是沒辦法帶小狗一起走。於是，只好盡量地留下一些東西給牠，再開車離開跟這個孩子道別。當時我在心裡默默地祈禱。雖然失去了寶貴的東西，但是希望未來這個孩子可以過得很好。
希望日本這個我熱愛的國家也是。
▎轉角專題：五年過後的『三．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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