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鬼的人類學敘事：《女工之死》與二十五淑女墓的公共記憶爭奪

文／方怡潔（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多年前，我曾以人類學家的身分在深圳的電子工廠進行田野調查。在金融風暴爆發的那一段時間，工廠突然開始出現鬧鬼的傳言：深夜裡的女生宿舍會出現神祕的敲門聲，女工們在房裡抱成一團嚇哭，欲言又止地認定是鬼。後來傳出有女工曾在這裡自殺，工人們更確信了鬧鬼的傳聞。陪伴他們經歷這一段鬧鬼經驗的我，親身體會到日常茶餘飯後的鬼故事甦醒成兇猛「現身」的厲鬼，鬼魂從滲入空間的記憶裡復活，傳達產業變動與勞動過程中未能被說出的情感與歷史。

▌本文為《女工之死：後工業時代，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左岸，2025）書摘

我後來把這段經歷寫成《When Ghosts Appear: Migrant Workers Fears of Haunting, and Moral Negotiation in a Chinese Electronics Factory》，寫作時的文獻回顧過程讓我更進一步明白，鬧鬼是跨文化的現象，而在工廠與學校這些標示著現代化「征服」了蒙昧無知與落後之後成立的場所，鬼更是鬧得熱鬧非凡。對於鬼魂的詮釋分析則可以有各種不同理論立場，甚至連這些詮釋的方式也不斷地與時俱進，一再被檢討或被批判性地看待。晚近的「本體論轉向」，更將如何看待鬼魂現象的詮釋推到了另一個層次。

但在眾說紛紜之間，最讓我心有所感的，是那些被現代化的齒輪拋下或碾壓過的人們，在鬼魂飄蕩縈繞之際，用自己的方式捍衛曾建構起他們生活秩序的小宇宙，訴說著屬於他們不管人世間想不想聽不聽的心聲。

帶著這段經驗閱讀《女工之死》時，我內心激起強烈的共鳴，深覺精彩萬分。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的「二十五淑女墓」，是本書用來觀察後工業時期台灣如何在都市空間與紀念場所中爭奪和建構歷史的案例，這個地點呈現出一個「爭議空間」，不同利害關係人各自帶著自身的宇宙觀、詮釋與訴求，進而改造了實體景觀與相關論述。

這本書的鋪陳非常精巧，像是作者帶領著我們來一趟尺度跳躍的「宇宙搖」，不但橫跨了高雄的工業發展史，也跨越了文化的多重宇宙。傳統的人類學家多半會從「在地人視角」出發，帶我們看進一個文化的宇宙觀，就算跨文化比較研究是文獻回顧中必然的做法，但在實地田野中，卻免不了「側重」某一文化的宇宙觀。但這本書卻是單一田野地點的多元文化視角並陳，作者比重相等地清楚呈現在地人家屬、女性主義者，還有政府官員的認知、觀點與行動，打破了文化同質性的弊端，呈現多元文化視角，娓娓道來一場歷時數十年，三方立場不一，卻交織在一起共同作用的「文化戰爭」（引書中報導人語）。

1973年，高雄發生旗津渡船意外，奪去25名年輕工廠女工的生命。這場意外不但讓旗津眾多家庭一夕生變，家屬悲痛欲絕，也同時震驚社會，如何安頓因意外而死去的女工，卻成為難題，在家屬與當時政府的協商之下，而有了「二十五淑女墓」。

但「二十五淑女墓」卻只是開端，隨後的數十年，這個空間從屢遭破壞、落敗到遷移與重新改建。本書由此事故開始，檢視台灣後工業社會的歷史發展，透過探討三個立場各異的利害關係人——罹難者家屬、女權運動人士和國家機構（高雄市政府，尤其是勞工局）——在表述、爭奪和塑造圍繞這些女工之死的論述中，作者讓我們清楚看到了性別、勞工權利與集體回憶，如何與城市發展、地方創生等議題，交纏在一起。

如何看待死亡，特別是意外死亡，涉及的是一套把人擺在什麼樣的秩序中的宇宙觀，這些宇宙觀會形塑了看到的「真實」，也決定了其後「應該」怎麼安放、緬懷與記念這些意外去世女工的「恰當」做法。若這是一場「文化戰爭」，我們確實可以想像，當時各方在無法共容的文化觀之間，要決定出一個方案時必然引爆的衝突。但當我們閱讀本書之際，戰爭早已勝負分明，煙硝已散，透過作者的娓娓道來，三種截然不同的公共敘述觀點清楚呈現。我們從書裡看到的，已經不再是必然有勝負的權力鬥爭，而是一場跨越「文化的多重宇宙」的知性旅程。

第一層宇宙是漢人社會與文化的，是來自與女工直接相關的家人，這曾是私領域的，但因為集體意外死亡，而進入了公眾視角。一開始，這些未婚女性的意外死亡，首先就為家屬帶來一個情感與文化邏輯無法合拍的兩難。在傳統漢人的邏輯中，未婚死亡的女性因無夫家可奉祀而被視為無主孤魂，但這些女工在父母家人眼中，卻又都是孝順體貼為家庭犧牲學業與個人發展的女兒，實在不該在意外慘死之後，連去到死後的世界都飄飄蕩蕩。

因此，在與當時政府的磋商之下，找出一塊墓地，把這些未婚女性的遺骨合葬於「二十五淑女墓」，讓這些未婚女兒有地方安息，能被祭拜。死後的她們，也因此能持續與人世間保持關係，透過民間儀式，家人們持續「回報」在天界生活的她們，例如出錢舉辦儀式，讓她們可以尋求靈性，提升死後地位。如果有朝一日她們能從落難的受害者升格為能夠彰顯神跡發揮助人之力的神明，那就是父母、家屬心中認定對早逝女兒最好的「紀念方式」。

墓地的陰森，女鬼的傳說，隨著時間過去，墓地成為城市死角，被賭徒、吸毒者霸占，對面甚至開了卡拉OK店，日夜歡唱，不得安寧。二十五淑女墓沒有莊嚴神聖的感覺，反而成為求財、好賭、發洩人性欲望甚至挫折的所在。隨時間推進，墓地所在的外在環境也變了，高雄從靠著加工出口區發展的工業城市，逐步轉型成後工業的進步城市，「二十五淑女墓」從名稱到現況，都讓人覺得彷彿成為一種落後的象徵。

接著我們看到了第二層宇宙登場，主要行動者是女性主義團體，特別是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她們的觀點受到全球女性主義思潮的啟發，著重挑戰性別不平等、爭取勞動權益，以及重寫被忽視的女性歷史。她們在回顧女工的意外事故時，強調女工們對家庭與經濟的貢獻，認為女工的死亡不只是意外，還根源於工業環境與父權結構。這些女工被定位為「勞動先驅」，也是台灣戰後經濟起飛中的重要女性勞動力。

她們同時也將這個議題置於「現代化」與「文明都市發展」的論述中。這些女性主義團體反對將女工用漢人傳統的文化邏輯定位為「未婚亡靈」或「孤魂野鬼」，並誓言根除這些帶著貶意的汙名。她們挑戰傳統漢人文化親屬制度中的父權對女性勞動的貶抑，以及「從夫居」傳統婚俗中伴隨而生的、將女兒視為原生家庭裡暫時成員的觀念。

女性主義團體以「鬧鬼」作為隱喻，凸顯歷史不公、結構性暴力，以及官方敘事中女性貢獻遭抹消的問題。她們也批判工業遺址與女工所面臨的「雙重抹煞」：首先，當工業場域失去功能後，相關歷史往往遭到淨化或只強調男性工人；其次，女性經驗再次被忽視。她們主張以世俗化的方式，重新命名女工下葬之處，並挑戰以民間信仰為主的詮釋權。

女權會的女性主義行動者與逝去年輕女性的關係，和家屬與逝者之間的關係不同。女權會的參與，代表紀念死者的尺度從個人、家庭，上升到城市、國家、全球層級，運動的目標和思想都是從全球角度來構思，其方向與宣傳路線上都具有跨國性質。

高雄市政府（國家）在整個改建過程中的立場與論述，則為我們展現了第三重宇宙。高雄市政府旨在將這些女工的意外事故，納入都市再生、經濟發展，以及塑造現代進步形象的脈絡中。他們定調女工為「世俗化的勞動烈士」與工業意外的受害者，並決定要將原本的二十五淑女墓世俗化，改建為現代化的紀念公園。此歷史建構呼應了城市在後工業轉型過程中，著力於文化產業與觀光活動的需求，使該紀念場所成為「文化遺產」地點，宣揚一種特定版本的城市過往。

政府因此積極推動「除魅」（去除鬧鬼意象），將傳統祭拜儀式改為世俗的紀念活動，並在國際工殤日（International Workers’ Memorial Day）進行春祭儀式，展現追求現代化與世俗化的治理方針。在與女工家屬協商時，是不同宇宙觀直接碰撞的時刻，作者用了「拔河」的隱喻，並讓居中協調的政府官員林先生現身，讓我們看到即使林先生誠意萬分，也能站在同理與理解民間的宇宙觀的角度來斡旋，但不同的宇宙觀要互相「對話」仍然困難重重。

雖然過程中確實曾與家屬協商，最後仍以「現代市民新意識」為優先，行使國家在空間治理上的權力，並基於土地使用的考量來決定園區改建的方針。官方標示牌與銘文多以世俗敘事的「勞動貢獻」與政府價值為主，家屬的心聲則被認為不恰當。

當文化的多重宇宙不再平行而要相互直面並磋商融合時，權力關係的議題就現身而出。例如一間鄰近墓地的卡拉OK曾被外界批評對亡者不敬，但該業者長年協助清理墓園並奉上鮮花，反而獲得部分家屬的感謝。這顯示在官方與改革者的論述之外，基層民眾對紀念方式有不同看法，隱含在地文化、階級、權力之間的張力。

*　　*　　*

李安如以旗津女工的意外事故，深刻剖析了後工業台灣的集體記憶如何被重新塑造。透過對墓地改造討論的田野紀錄，她展示不同群體如何「再書寫」歷史，為這片空間賦予新的意涵，以符合各自對遺產與現代性的想像。在台灣從工業社會轉型為後工業社會的過程中，這些有關記憶與空間的角力凸顯歷史並非僅屬過去，而是服務於當下社會需求的動態過程。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是一處實體場域，不同群體對過往的詮釋在此交鋒並彼此重疊。罹難者家屬注重亡靈與家庭義務的精神史觀，女性主義者強調勞動史與性別平等，政府則側重工業史、都市現代化與世俗治理。圍繞該場域的命名、設計與功能所引發的爭議，凸顯了後工業台灣的「記憶政治」與「幽靈在場政治」：過去並非靜止不變，而是在不同社會、政治與文化目標中不斷被協商、重塑與利用。

幽魂既指亡靈傳說，也是社會中未竟、未說、未被看見之事的象徵。本書觸及了空間正義的議題：在墓地轉型為公園的過程中，誰的觀點被凸顯，誰的聲音遭忽略？在文化的多重宇宙中尋找對話的可能，是地方創生面臨的重要課題。

《女工之死》帶領我們看見，即使在追求現代化與世俗化的強大論述之下，傳統文化宇宙中的鬼魂依然揮之不去。這些幽魂之所以縈繞不去，不僅因為祂們在某些文化宇宙中確實存在，更因為祂們代表著被主流敘事排除在外的聲音與記憶。

書中呈現的三重宇宙——傳統漢人文化、女性主義與國家現代化——各自帶著不同的時間觀與空間觀，編織出一段關於城市歷史如何被記憶、被敘述與被重塑的複雜故事。這些宇宙通常平行存在，但當它們因故（如「二十五淑女墓」的改建）相遇、碰撞與妥協時，我們就見證了一場關於歷史詮釋權的深刻辯證，也看見了城市空間作為文化戰場的意義。

闔上本書，我想起了我的田野過程中工廠鬧鬼那刻的情景。那時候的工廠亂糟糟的，但卻是工人們彼此之間交談互動最熱絡的一段時光。鬼彷彿戳破了原本被資本主義宰制的空間，摧毀了被勞雇關係控制的日常節奏，賦予了工人們活力，在這個理性、科學與現代性都無法解釋的宇宙裡，他們用最自在的姿態，最熟悉的語言，彼此發聲與溝通。

當他們在餐桌上詢問熟識的工人「你昨天看到鬼了嗎？」，旁邊原本不認識的工人也忍不住來搭話，一下子就七嘴八舌，又害怕又帶點半開玩笑的熱鬧，一反原本工廠食堂裡常見的冷清與隱隱的憤怒（飯菜太難吃所以憤怒）。那些時刻，我總在想，鬼的現身，到底是堅固了文化的多重宇宙的壁壘，還是帶來了融合的片刻？

《女工之死：後工業時代，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

作者：李安如

譯者：林紋沛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5/05/21

內容簡介：1973年9月3日早晨，旗津中洲碼頭，一群急著要去高雄加工出口區工作的男性女性，擠上了渡船「高中六號」。船在航行中翻覆沉沒。25位年紀介於13到30歲之間的女性不幸溺斃喪生。罹難者家屬和高雄市政府決定將意外喪生的女性合葬，她們被集體埋葬之處稱為「二十五淑女墓」。2008年在當地女權團體的呼籲奔走下，高雄市政府將「二十五淑女墓」重新整修並正式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藉此宣導兩性平權與勞動安全議題。罹難者一開始為什麼要合葬？她們的生與死如何影響身邊的人？周遭的社群如何形成對死者的共同記憶？人類學家以二十五淑女墓的故事為核心，探討後工業時代台灣女性勞工角色的公共敍事轉變，書中論及宗教人類學、「鬧鬼」與幽靈研究、女性勞動史、記憶與紀念、城市研究與地方創生等議題，由此剖析歷史、集體情感、記憶公共表達的本質，以及這些領域如何相互關聯、彼此交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