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共張又俠被拔官清洗（下）：中國權力鬥爭邏輯的ABC

接續前篇：〈解讀中共張又俠被拔官清洗（上）：戰備、反腐、控制的三線合流〉

鬥爭邏輯Ａ：權力鬥爭

當前有A、B、C三種邏輯解釋中國這些軍頭紛紛被拔官並進行違紀違法調查：其一是「權力鬥爭」邏輯。

吳國光的「史達林模式清洗」可以說是最為簡潔的解釋方案：清洗不是為了「反貪」本身，而是以反腐與紀律審查作為政治工具，用來在高度不透明的體制中重塑忠誠鏈與安全邊界。領導人透過選擇性辦案，把軍隊高層的派系網絡、利益鏈與潛在不服從者一併打散，製造「誰都不安全」的威懾效果，迫使剩餘菁英以表忠與服從換取生存。於是，清洗成為權力再集中、排除不確定性、並預防政變與失控風險的機制。

從周永康、徐才厚、房峰輝開始清洗，到傳言中在20大後隔代接班的孫政才，讓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劉源上將退出軍界，清理象徵資本家階級的任正非、馬雲、孫大午。19大後，先前反腐有功、鋒頭穩健的王岐山被打入了國家副主席的冷衙門，其舊部亦陸續被查處。到2021年後，先是屬於「開明派」的原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劉亞洲上將「被失蹤」，其後也遭判處無期徒刑，其後屬於政法系統的孫力軍、傅政華落馬後，開始整肅火箭軍系統、裝備發展部的李玉超、李尚福並延續到最近四個月內的何衛東、苗華等九名上將，最後，終於清洗到曾於一個幼兒院就讀、同屬紅二代，且上一代（張父為張宗遜與習父習仲勛同為1940年代下半期同時間擔任西北野戰軍的（副）司令與（副）政委） 還交好的張又俠。

另外一套權力鬥爭的邏輯，則是著重黨內派系鬥爭的角度出發理解這一連串鬥爭的行動。

像是周永康、徐才厚就從屬於江澤民的江派，20大被架走的胡錦濤、20大未能入中央政治局的胡春華以及卸任總理後突然間就在游泳時心臟病發作的李克強就屬於共青團的「團派」。在解放軍的內部，光是「習家軍」就分成了原南京軍區第31集團軍的「閩江新軍」（苗華、何衛東），原第12與第1集團軍浙系將領（秦樹桐），來自陝西同鄉的如張又俠。此外，還有以科技行政官僚出身的軍工系，像是現在的國務院總總理張國清、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中組部長李干杰等人。反映在最近一年的解放軍內部的鬥爭，其實仍是相當撲朔迷離的。

2024年10元公布的何衛東、苗華等九位將領的敘述就出現兩種不一樣的看法。其一是認為他們的被捕象徵習近平依舊大權在握，因為他們做了習不能容忍的事。美國知名中國研究專家史宗瀚教授（Victor Shih）表示：他們試圖建立威脅軍內權力平衡的權力基礎，這個權力基礎不是針對習近平，而是為自己構建，所以這九位將領陷入了麻煩。

換言之，對高階將領的任免最終拍板權都掌握在習近平手中，而非如本文一開始所陳述的大權旁落，習近平因此得以強力執行「反腐敗」，往自己最親近的人下手，這是權力更趨與集中的象徵。

鬥爭邏輯Ｂ：消滅張又俠的「行動空間」

其二，則是在張又俠、劉振立被捕後形成的看法。自媒體人蔡慎坤（David Tsai）講得相當精簡，茲全文照刊如下：

「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後便已著手佈局，準備拿下張又俠。他默許何衛東、苗華對李尚福及火箭軍系統展開清洗，目的正是通過不斷施壓，逼迫張又俠退場。未料張又俠隨即反擊，掌握了苗華、何衛東更多不利材料，轉而對習近平形成逼宮之勢。習近平最終不得不「揮淚斬馬謖」，原31軍少將以上軍官幾乎無一倖免。」

這固然是「聽床師」等級的推測。但這一類的「小道消息」中的是動態的過程，並強調這是「習與苗華、何衛東」同「張又俠」之間的鬥爭，若再配合上網路盛傳一個多月前，在小型場合中張與習之間發生了言語衝突，張指責習這些年整肅軍隊使軍人得不到社會尊重，「我今天不讓你從這裡離開算不算政變？」張因此種下被清算的禍根。

這兩套說法其實兜不起來。照蔡慎坤的講法，張是握著苗華、何衛東的黑材料在反殺，甚至把習逼到只能「含淚砍自己人」——張又俠來止血，應該是手握王牌的精算師，不太像會在小場合突然爆一句「我不讓你走算不算政變？」這種近乎自爆的話，等於把刀柄直接塞回習手上。

反過來，如果張真的已經失控到敢當面用政變威脅式語氣頂撞最高領導，並因此埋下被清算的禍根，那也表示張其實沒那麼掌控得住局面，更談不上什麼「反制成功、逼宮習、逼到習先斬自己人」。要嘛張在上風就不會這樣自爆；要嘛張已經自爆，那就很難說他還在上風。不過，這種不自洽本身或許反而揭示了一個更關鍵的訊號：在習的高度專制統治下，張又俠仍保有某種程度的「行動空間」——不論這種空間源自資歷、人脈、體系內盤根錯節的相互牽制，或是軍中對他仍存的一份敬重。也正因如此，一些外部觀察才會覺得張的姿態並不像典型的「隨時要看上意」的將領。

2024年8月時，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點名要與張又俠會晤，一次訪問會晤了中國國家主席與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雙主席」，這是相當不尋常的外交行動，也不無窺探誰是中國實權人物的味道。而當張被捕後，在《紐約時報》1月26日刊出的訪談中，蘇利文再次回憶起他當時的觀察：「張將軍似乎並不擔心自己需要時時提防領導人，確保自己沒有得罪他...反映出他並不覺得自己需要小心謹慎。」——張並不把自己定位為必須步步為營、處處自保的那一種人，反而更像仍自認握有一定底氣與回旋空間的軍中核心人物。

也正因為存在這點「不受控的自由度」，習才更可能把它視為結構性風險：與其讓這種自由度繼續發酵、累積成可被動員的反彈力量，不如先下重手，把最接近自己、也最可能變成不確定因素的人，直接清算掉。

鬥爭邏輯Ｃ：張又俠「辦事不力」

從「行動空間」的角度出發產生了有別於「結構論」的解釋模式，這以台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湯廣正在Jamestown基金會網站相當即時發表的〈張又俠與習近平的分歧導致他的清洗〉（Zhang Youxia’s Differences with Xi Jinping Led to His Purge）專文為代表。

湯廣正透過對照《解放軍報》兩篇社論——2025年10月18日的〈堅定不移把軍隊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與 2026 年 1 月 25 日的〈堅決打贏軍隊反腐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指出，兩文分別是在何衛東、苗華等九名上將，以及其後張又俠、劉振立相繼遭到處置後刊出，具有為整肅行動「定性」與「定罪」的政治功能。

更關鍵的是，他注意到後一篇所援引的官方表述中，對張又俠與劉振立出現了「造成戰鬥力建設嚴重損害」這一更具指向性的指控，而同類措辭並未見於何衛東案的敘事。這個差異暗示，中共領導層對張、劉兩案的評價不僅止於紀律或政治問題，而是進一步將其歸因為對解放軍戰力建設造成了直接且嚴重的負面後果。

湯進一步從習與張之間在中國軍隊「戰鬥力發展」這項議題上的不同調解釋這個負面影響的可能來源。首先是時程與急迫性。在2017年中共黨的十九大中習近平提出軍隊現代化新的戰略安排，將原先「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提前到2035年，同時提出「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2020年召開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中明確提出2027年（解放軍）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至此，2027、2035與2049三個節點至此定型，是所謂的「新」三步走，以區別於1997年中共黨的十五大後，黨中央、中央軍委確立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老」三步走：到2010年打下堅實基礎、21世紀第二個十年有一個較大發展、到 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湯推測習要求解放軍於2027年達成入侵台灣的聯合作戰能力。但「截至2026年初，仍未最終確定聯合訓練模式。習近平要求解放軍具備入侵台灣的能力，很可能建立在達成一定基準水平的聯合行動能力之上。」這個大膽的推測是否有其道理？張又俠在被逮捕前的最後一篇署名文章〈高品質推進國防與軍隊建設〉中是這麼說的：

「『十五五』時期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必須針對第一步向第二步轉進的規劃週期要求，堅持謀當下和謀未來相統一，推動習主席定下的強軍藍圖一步步變為現實。要攻堅第一步、確保如期必成，把准強軍目標內涵，交好百年紅色答卷，鞏固拓展優勢、突破瓶頸堵點、補強短板弱項，全面推進戰略能力建設，使我軍成為習近平強軍思想武裝起來的具有強大戰鬥力的人民軍隊。要邁好第二步、務求決定性進展，在固強第一步的基礎上接續破題開新，塑造軍事力量新結構新形態，蓄積高質量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推動基於網絡信息體系的聯合作戰能力、全域作戰能力顯著增強，為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

張又俠這段話讀起來很複雜但意思很清楚：第一步仍是進行式，而不是完成式。在「十五五」（2026–2030）這個週期中，正好覆蓋「第一步（2027）往第二步（2035）」的轉進階段。第一步不是已完成的成果，而是仍需攻堅的任務。「要攻堅第一步、確保如期必成」，這種句型本身就表示「尚未完成」，後面又列出「突破瓶頸堵點、補強短板弱項、全面推進戰略能力建設」等待辦清單，顯示問題仍在、能力仍需補課。

另一方面，在張又俠於2024年8月度署名文章〈持續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中，張把「重塑網信、信息支援部隊」視為聯合作戰躍升關鍵；到2025年11月的文章中，張把「聯合作戰能力」的增長點，明確綁到網路資訊體系、無人智能作戰力量、全域作戰能力。張更著重「培本固元」，打造新時代的戰力，因此可能不在乎慢一點，但現在的癥結，可能就在這「慢一點」會嚴重地破壞軍委主席的重大託付，那就是從未正式公佈的、類似於「戴維森之窗」或「巔峰中國」（peak China）論中的習近平「武統時間表」。

從「慢」到「拔官」：進度落後如何被政治化為戰備、反腐與控制三重風險

真正足以觸發「拔官」級別清洗的，往往不是單一因素，而是多重風險的疊加。單純的「進度落後」——例如聯合訓練模式遲遲未定型、聯合作戰能力生成緩慢——通常只會導致批評、調整或中層問責；要將此升級到拔掉張又俠、劉振立這一級別的高層人物，必須至少再疊加兩到三層嚴重問題，形成「充分條件」。

首先是戰備可信度風險：如果落後被判定會直接拖累「能打仗、打勝仗」的硬指標，特別是2027年被視為關鍵節點的聯合作戰能力基準線，那麼「慢」就不再是技術問題，而是可能讓最高領導在黨內外失信的戰略風險，這就對應上《解放軍報》社論中「卻嚴重辜負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重托，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的入罪理由。其次是反腐與採購黑洞風險：近年火箭軍、裝備發展部等領域的連串整肅，已證明腐敗不僅是經濟問題，更被視為直接侵蝕戰備與現代化進程的「毒瘤」。若進度落後被歸因於山頭利益、採購舞弊或資源錯配，清洗就有了道德與正當性包裝。

第三層，也是最敏感的，是政治控制風險：最高領導對軍隊的核心底線是「槍聽不聽話」。

即使沒有明顯反對立場，只要某人被認為形成獨立權威中心、影響指揮權單一化，或其專業堅持被解讀為對最高意志的「消極抵抗」，就足以觸發「再集中軍權」的政治邏輯。在這三項框架下，張、劉「拔掉」不僅是必要的，還是維護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與強軍目標的必要之舉。

簡言之，「慢」本身通常不足以拔官；真正致命的是它被重新命名為「戰備失信、腐敗拖累、以及槍不聽話」的綜合風險。當進度問題被提升為政治控制問題，專業分歧就會被解讀成消極抵抗。這也意味著：在高度集權的軍政結構裡，所謂問責未必指向「做得不好」，而往往指向「是否可控」。張又俠與劉振立事件並非單純的能力問題，最終呈現的是一場以「軍委主席負責制」為名的權力再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