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的理想與現實：敘利亞宗派衝突升溫，當反壓迫成爲選擇性人權

7月15日，以色列轟炸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宣稱是為保護敘國少數民族德魯茲人（Druze），起因是南部蘇威達省（Suweyda）的德魯茲人與遜尼派貝都因人爆發衝突。事件不僅是以色列忌憚敘國新政權而採軍事介入，也凸顯敘利亞內部宗派衝突升溫。為何敘利亞政府軍與德魯茲人不睦？理解這個問題需要回到敘利亞革命前的紛亂局勢，了解各方勢力如何消長、變化至今。

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點燃全國反抗浪潮。儘管同源於對舊政權的反抗，敘利亞革命與庫德族的羅賈瓦革命走上分歧之路。前者為推翻獨裁體制、實現民主改革的全國性運動；後者在敘北城鎮發展出自治政體，形成與主流反對派平行且相異的政治運動。現在，反對派之一的沙姆解放組織（HTS）在阿薩德政權垮台後成為新政府代表，而庫德族為首的民主聯盟黨（PYD）與部隊敘利亞民主力量（SDF）亦獲得自治一席之地，但兩者各自都有侵害人權的紀錄，受到批評的同時，依然爭取到美國等國際社會支持，逐漸成為後革命時代的政治核心。

▌極端主義土壤、宗派對立深化，與阿薩德政權的戰略操弄

2003年，美軍推翻伊拉克的海珊政權。長期受壓制的什葉派與庫德族獲得政治空間，伊朗開始正式介入伊拉克內政，當伊朗擴大其當地影響力時，伊拉克的遜尼派社群逐漸遭到擠壓，成為伊朗勢力報復的主要對象。政治結構的劇變導致社會秩序迅速瓦解，宗派關係日益緊張。遜尼派為主的極端組織遂在此背景下發展出具吸引力的敘事，大量招募成員，為日後伊斯蘭國興起奠定基礎。敘利亞現任領導人夏拉（Ahmed Al Sharaa），當時化名喬拉尼（Jolani），就是於2003年時初出茅廬，效忠於伊拉克的蓋達組織（Al-Qaeda）。

過去50年來，無論在伊拉克還是敘利亞，阿拉伯復興黨（Baʽth Party）處理內部問題時始終採取高壓手段。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阿薩德政權採取雙面手法：血腥鎮壓群眾抗議，另一方面藉「特赦」名義釋放大批遜尼派聖戰士囚犯，此舉是為了削弱溫和的世俗反對派，並為聖戰勢力的壯大創造空間外，敘國的少數族裔自此被迫依附於政權才能存續，同時又引來伊朗介入戰局，宗派矛盾從此更加緊張，導致社會徹底撕裂。

前述一連串政治決策，實際上也為聖戰組織提供了宣傳與動員的敘事框架。綜合伊拉克的宗派重構及阿薩德政權的策略性操弄，構築了ISIS崛起的理想條件。

2014年，伊斯蘭國的前身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IS）崛起，進一步改變戰場格局。數以千計的聖戰士自伊拉克邊境潛入敘利亞境內、幼發拉底河以東的三角洲地區，此區域亦為傳統庫德城鎮聚集之地，三角洲自此成為多方勢力交鋒的核心地帶。當時由於主流反對派已無力且無資源對抗ISIS，只有庫德城鎮自衛部隊「人民保護部隊」（YPG）挺身而出，YPG成員多數來自當地社群，加上積極助其武裝化的土耳其庫德工人黨（PKK）具備多年游擊戰經驗，YPG迅速獲得聯軍支持。隨後YPG擴大編制並整合為「敘利亞民主力量」（SDF），成為該地區打擊ISIS最有效率、組織最完整的反恐部隊。

而在反對派陣營中，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以及從蓋達組織分家的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逐步發展為最具規模的武裝力量，後者後來更名為 HTS ——即是2024年底由夏拉領導、取代阿薩德政權成為敘利亞政府的組織。正當這兩者成為主要的反抗勢力之際，ISIS則藉由宗教敘事動員聖戰組織，在敘伊邊境擴張其「哈里發國」的實體疆域。

▌地緣政治與生存現實

長年累積的地緣政治操作，進一步撕裂了敘利亞與伊拉克原本就脆弱的社會結構。隨著衝突延續，地方民眾對非國家武裝組織的認知逐漸改變，不再僅是意識形態的載體，而被視為確保社群生存與延續的現實選項。極端勢力也因此脫離邊緣地位，逐步成為重塑地方政治秩序的核心力量。

快轉到2024年底，自HTS接管大馬士革以來，國際社會對敘利亞反對派的長期疑慮逐漸浮上檯面， 宗派暴力接連爆發。這些暴力事件首先包含了庫德族與其他族群衝突，這其實並不意外，某些親土的反對派敘事中，對 ISIS 的存在抱持某種程度的默許，原因有二：一是 ISIS 當時被視為抗衡阿薩德政權的力量；其次，只要能阻止庫德斯坦建立，即使 ISIS 對地方居民施以殘酷統治，也仍被視為可接受的「戰略工具」，特別是在反對派接受土耳其資源的脈絡下，庫德城鎮則在政治算計中成為土軍空襲的「默許目標」。

曾極力嘲諷美軍撤離阿富汗的阿薩德，如今卻潛逃至俄羅斯，拋棄了曾經最為倚賴的群眾基礎——小眾宗派阿拉維派（Alawite），昔日為了生存被迫依附政權的少數族裔，因此受到牽連。2025年3月，HTS疑似以清除「前政權遺毒」為名，對敘利亞沿海省的40餘個阿拉維城鎮發動報復性屠殺，超過1500人死亡。面對路透社直指HTS成員參與屠殺的調查報導，夏拉政府僅強調會保護被壓迫者，並表示已對該事件展開調查。

4月底，HTS又試圖進入由德魯茲人掌控的南部城鎮，遭當地武裝派系激烈抵抗，雙方爆發激戰。6月22日，大馬士革一座東正教教堂發生自殺式炸彈攻擊，造成25人死亡。儘管由HTS主導的現任政府隨即發表聲明，將責任歸咎於其他聖戰組織，但外界對其保障非遜尼派社群的維安能力依舊深感懷疑。值得一提的是，庫德勢力SDF掌控的地區未發生類似事件，SDF 控制區獲得 HTS 尊重，當地現在最大的威脅來自土耳其空襲。

自內戰爆發以來，YPG 及其後整合而成的 SDF與美國等聯軍保持合作，壯大自身勢力。身經戰爭洗禮的庫德人深知，唯有累積治理經驗，並建立忠於自身的武裝力量，才能在面對任何勢力時掌握談判權，軍事實力則是在戰亂年代爭取自主空間的語言。事實表明，SDF 的確獲得了 HTS 的克制與尊重。相比之下，同樣在對抗 ISIS 戰爭中付出生命代價的阿拉維家庭，如今面對政權更替時毫無防備，過去的犧牲形同付諸流水，國際法並未在此時向他們伸出援手。對聯軍而言，壯大 SDF 也具有明確戰略意義——建立以當地社群為主體的地面部隊，聯軍則提供空中支援，此舉在於壓制聖戰勢力擴張，也努力避免重演美軍撤離阿富汗後所造成的悲劇。

▌從聖戰領袖到臨時總統

敘利亞現任總統艾哈邁德・夏拉（Ahmad Al-Sharaa，前稱喬拉尼）其軍旅生涯可謂跌宕起伏。2003 年美軍入侵伊拉克期間加入蓋達組織；同一時期，現任 SDF 總司令馬茲盧姆・阿卜迪（Mazlum Abdi）亦以 PKK 指揮官的身分前去支援伊拉克庫德敢死隊（Peshmerga）。兩位將領，一位是來自戈蘭高地的阿拉伯難民，另一位則是曾被視為敘利亞二等公民的庫德人，兩人皆出身遜尼派背景，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之路。

喬拉尼的政治轉型，從戰地指揮官到新一代領導人，標誌著內戰後局勢的重大變化。2011年內戰爆發後，他以努斯拉陣線領袖——喬拉尼之姿活躍於西北部伊德利卜地區，並在隨後的13年裡逐步鞏固當地勢力。夏拉根據地方訴求靈活調整政策，整合多個聖戰派別，建立起相對穩定的治理模式，正是這種務實與彈性的整合能力，讓 HTS 贏得土耳其的青睞。畢竟安卡拉只想解散羅賈瓦自治區，推動敘利亞難民遣返，自然願意扶植並投資有彈性的叛軍領袖，這也是為什麼夏拉在掌控大馬士革後，獲得土方的政治支持，被推舉為敘利亞臨時總統。

然而，取得政權只是挑戰的開始。夏拉深知，政權更替後，伊朗全面中止對敘利亞的經濟援助，使新政府深陷財政困境。同時，新政府仍須承擔前政權在內戰期間對伊朗欠下的大量軍事債務。為了打破長期的經濟與外交僵局，夏拉開始尋求與西方世界展開對話。這也解釋了 HTS 為何在面對 SDF 時採取克制的態度 —— SDF 與聯軍的合作關係早已成為通往西方世界的橋樑。

2025 年 5 月 14 日，在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的牽線下，夏拉與美國總統川普會晤。川普隨後宣布以「讓敘利亞獲得新生機會」（fresh start）為理由，解除對敘利亞的經濟制裁，美國國務院也在7月8日撤銷認定 HTS 為外國恐怖組織，此舉為新時代的敘利亞帶來第一道曙光。

回望這段轉變歷程，喬拉尼之所以能夠轉型為夏拉，實則是地緣政治現實的產物。一方面，他受制於土耳其這個專制贊助者，必須迴避任何導致庫德斯坦分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深知無法倚賴宗教敘事或軍事威望維繫權力，須以實質的治理能力作為統治的基石。正是在這兩股力量的交織牽動下，夏拉得以從一名聖戰領袖，蛻變為今日的臨時總統，象徵著一場從意識形象走向現實政治的深層轉型。

▌對抗 ISIS 崛起的庫德族革命

十多年來，敘利亞幼發拉底河以東的三角洲地區，則展現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情景。上世紀，PKK 曾在敘利亞獲得庇護，被敘利亞政權視為制衡土耳其的政治工具。當時，阿薩德政權以「反抗鄂圖曼殖民」的歷史敘事，將 PKK 的存在與敘土之間的水權爭議綁定，成為向土耳其施壓的政治工作。

隨著2014年 ISIS 崛起，反對派深陷內戰泥淖，無力也無意分散資源對抗 ISIS，當下唯有 YPG 願意全權對抗 ISIS，由於YPG成員多數來自地方社群，而為其組織武裝化積極奔走的PKK，擁有豐富的游擊戰經驗，因此迅速獲得聯軍支持，並開始著手建構系統化的軍事與行政組織架構，這一系列自下而上的草根武裝運動，使得 YPG 在短時間內從地方民兵成為敘利亞最具組織性的武裝力量SDF。

儘管 YPG／SDF 在打擊 ISIS 的戰役中獲得西方媒體高度讚譽，但長期以來亦飽受爭議。其中最受爭議之處為 YPG 涉嫌招募童兵。根據人權觀察的報告，YPG 多次強行徵召青少年參與軍事訓練。根據國際法，非國家武裝團體不得招募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參與戰鬥，特別是招募15歲以下的兒童上戰場，已經嚴重違反了戰爭罪。

此外，PYD 曾頒布一項備受爭議的媒體法，規定羅賈瓦地區的媒體機構必須登記，記者必須取得執照，然而，有關執照與認證的審查標準至今不透明。該法亦設立一個委員會，負責監督媒體報導，對違規行為處以罰款甚至吊銷執照等懲處。與此同時，對 PYD 持批評立場的異議人士與記者也面臨了打壓，包括庫德獨立媒體 Rudaw 在內的媒體被禁止在三角洲地區運作，進一步加劇了外界對 PYD 威權手段的質疑。

前述的種種事件顯示，很遺憾地，當西方世界高舉著「國際法」與「人權」口號，此時此刻彷彿淪為東方主義的延伸，「敵人的敵人不是我的朋友」這句話說來容易，但若所謂的「反壓迫」缺乏具體且可共享的實踐路徑，最終仍將淪為「選擇性人權」所驅動的排他性支配。同時，語言、文化與歷史的隔閡，使外界難以理解當地政治脈絡及其反映出的現實處境，這也凸顯了「阿拉伯之春」背後，浮現於革命陣營在理想與手段之間的深層矛盾，民主理想與現實落差之間的結構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