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丁逮捕令：ICC國際刑事法院的戰爭罪通緝，要怎麼抓普丁？

「捉拿普丁的N種方法：請警察逮捕？讓普丁被政變？派人去綁架？....舉辦柔道大賽然後擒拿？」ICC國際刑事法院在上週正式發出了「普丁逮捕令」，儘管外界一般認為ICC的通緝實質效益不大，不太可能真的發生普丁被捕的情況；而未加入ICC的俄國也對此不以為然，並將其解釋為是「西方國家企圖顛覆俄國政權」，但逮捕令真的毫無效果嗎？如果真的要執行，又有哪些方法可以擒拿普丁？

設立於海牙的ICC「國際刑事法院」，是2002年依據《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所成立。主要針對涉嫌犯下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的個人與組織，進行起訴和審判。雖然ICC並不隸屬於聯合國，但其組織任務的運作，與聯合國安理會之間有緊密關係。在俄羅斯發動侵略烏克蘭後一年多，ICC在今年2023年3月提出了針對普丁的戰爭罪起訴可能，而後於3月17日，正式對普丁發出了逮捕令。

ICC並沒有像法警一類的執法單位，因此在一般情況下通常由ICC締約的成員國協助逮捕，然而俄羅斯並非成員國之一，相對可能的情境是普丁出訪到ICC國家時，由當地國家配合進行逮捕行動。只是這樣的直覺想法必然在普丁的算計之內，而且就算發生了出境訪問，實務上要執行恐怕還有各種難處。

雖然ICC也預料到，逮捕令的可行性微乎其微，但仍對外強調逮捕令的發出，仍然對普丁的出訪行程和外交立場形成壓力。也有歐美媒體觀察認為，這恐怕也會讓正在訪問俄羅斯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道德立場上陷入尷尬——但從普丁閃電訪問馬立波、習近平與普丁互相釋出善意的結果來看，中俄對於逮捕令一事似乎完全不感到一絲尷尬。

▌普丁有罪：ICC發出的通緝逮捕令

ICC是在2023年3月17日正式對外發出普丁的通緝逮捕，而其「有罪」的事由，是先前ICC、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已進行調查的「非法轉移烏克蘭兒童到俄羅斯」，在俄羅斯發動侵略之後，強行將大批烏克蘭兒童帶離母國、轉移安置到俄羅斯境內。（關於戰爭罪起訴，可參閱：〈起訴俄羅斯有用？ICC的戰爭罪控訴：俄攻擊烏克蘭民用設施、綁架兒童〉）

針對非法移轉烏克蘭孩童一案，ICC認定普丁有直接的責任，遂於起訴之後對普丁發出逮捕令。與普丁一起被通緝的，還有克里姆林宮負責兒童權利的總統專員——利沃娃-貝洛娃（Maria Lvova-Belova）——她是直接參與執行計畫，也曾經對外表示「這是俄羅斯出於人道考量的做法」，而從利沃娃-貝洛娃的說法中得知，已有至少350名烏克蘭兒童被送養到俄羅斯家庭，此外還有超過1,000名兒童等待安置。

就在起訴前不久的2023年2月，耶魯人道主義研究實驗室才發表了相關報告，指出從烏俄戰爭以來，已經至少有6,000名烏克蘭兒童被送往俄羅斯成立的「再教育」營地，而這些營地對外使用的名義是「度假營」或是「夏令營」，以此方式欺瞞部分的烏克蘭父母，將孩子送往營地，沒想到卻一去不復返。在事後的追蹤和調查之下，發現俄羅斯有系統地、計畫性在移轉烏克蘭孩童（第一線的家庭案例，可參閱身處烏克蘭的獨立記者陳彥婷採訪：〈赫爾松消失的孩子：俄羅斯「再教育營」之謎〉）。

針對普丁的逮捕令，是國際上罕見的「國家元首」等級的通緝。儘管事前在ICC的調查、審議到起訴階段，外界並不認為ICC能發揮實質上的作用，無論是針對俄羅斯的戰爭罪問題、或是要抓捕普丁，象徵意義都大過於實際執行；不過ICC在發布通緝的同時也強調，普丁的逮捕令可能有「嚇阻」的作用。

而從俄羅斯當前的國際處境來看，ICC的逮捕令似乎在外交上形成某種程度的壓力，就在通緝發布後不久，緊接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要在3月20日展開訪俄之旅，預計將與普丁展開會談。而外界議論的焦點之一，就是當普丁已經被ICC發出通緝之後，習近平與這位「戰爭罪人」的友好會面，是否會在國際形象上造成尷尬？但中俄都不是ICC的加盟國，雙方對此顯然並不介意，習近平更不可能在ICC的逮捕令下，協助抓捕普丁——那麼到底該怎麼樣才能捉住普丁呢？

▌Catch Me If You Can：該怎麼抓普丁？

要執行ICC的逮捕令，第一個問題是ICC並沒有像是法警一類的執法單位，逮捕行動需要依靠所有ICC的加盟國家協力執行。目前締約的加盟國，包括德、英、法、日等在內共有123國，但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烏克蘭並未加入；無法「正常」參與國際組織事務的中華民國，也不是ICC的締約國家（關於美國未加入ICC、以及過去對於美軍在阿富汗戰爭中的戰爭罪指控，可參閱2020年時任美國總統川普與制裁ICC的議題：〈戰爭罪的防火牆？不滿美軍被查：川普授權制裁「國際刑事法庭」〉）。

由於俄羅斯並非ICC締約國、也不承認ICC的作法有任何效力，因此只要普丁人還在俄國境內，除非發生變數，否則基本上ICC無計可施。

因此要抓捕普丁的第一種、也是最直覺的方法是：「當普丁出訪到ICC締約國時，在該國予以拘捕」——雖然合法也合理，但發生這種情境的可能實在微乎其微。原因其一是難以想像普丁會在這種處境下，還親身造訪ICC的締約國；其二是就算真的普丁出訪，該國家是否願意配合ICC來逮捕普丁，在沒有強制力之下也很難說。

例如假設普丁訪問ICC成員國之一的阿富汗，以當前的俄阿關係而言，阿富汗很有可能就不會配合逮捕行動。事實上過去就有無視逮捕令的案例，是前蘇丹獨裁者巴席爾（Omar al-Bashir），在被ICC發出逮捕令後，依然正常抵達南非等ICC成員國家訪問，並未被刁難和逮捕。

第二種方法，則是「普丁下台後被引渡」。但要創造這個手段的條件，就是必須先發生俄羅斯內部政權被顛覆、普丁被政變趕下台後，才有可能演變成引渡。不過正如同前文巴席爾的例子，在2019年蘇丹政變以後雖然蘇丹軍方曾經答應要轉交被關押的巴席爾，但截至目前為止蘇丹仍未移交巴席爾給ICC。因此就算真的俄國發生政變、普丁下獄，是否馬上繼會被送交到ICC位於荷蘭海牙的總部受審，也未必如此理所當然。

值得留意的是，俄國當前已經把ICC的逮捕令，解釋為「西方歐美國家圍堵俄羅斯、企圖顛覆政權的陰謀」，此說就是放大了上述第二種抓普丁方法的可能性，認為西方都在期待俄國政權自己崩潰、內部異心者發動政變，或是藉由策動「反俄份子」恐攻奪權。《衛報》的觀察即指出，ICC的逮捕令在一定程度上，會變成普丁對內鞏固統治、強調俄國團結的宣傳素材。

第三種抓普丁的方法，則是看似異想天開、但可能性並非是零的「綁架」。

如果普丁親自到前線視察（例如普丁在3月18日突然閃電造訪佔領區的馬立波）、或離開俄國出境訪問時，趁機直接綁架普丁。儘管這個做法的可能性並非是零，但執行的技術、牽涉面向複雜且難度極高，在現實中幾乎無法像電影一樣如此戲劇化地達成任務，更何況對象還是大國俄羅斯的元首。不過就算不是ICC的成員國，同樣也可以主動或答應協助ICC的逮捕，因此就算普丁出訪非ICC國家，只要願意的話，上述的第一種方法直接逮捕、第三種方法綁架普丁，實現的機率並非不可能，而這或許也是ICC所認為的，逮捕令儘管成功機率不大，但多少讓普丁的行動有所牽制。

▌被起訴的「惡人們」：誰被捕？誰被釋放？

過去被ICC起訴、發出逮捕令的人物，以非洲國家佔最大多數。例如北非利比亞的獨裁者格達費（Muammar Gaddafi），但在被逮捕之前已死於2011年的利比亞內戰，格達費被革命軍俘虜、最終被殺害。前蘇丹的巴席爾，在蘇丹政變之後目前仍扣留在蘇丹，尚未移交給ICC；令一位烏干達武裝組織「聖主抵抗軍」（LRA）領導人科尼（Joseph Kony），2005年被ICC指控多項戰爭罪與危害人類罪而被通緝，至今仍在逃中。

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地方武裝組織領導人恩塔甘達（Bosco Ntaganda），2008年被指控招募訓練大量未滿15歲的娃娃兵，後來於2013年恩塔甘達主動到美國駐盧安達使館自首，2019年ICC法院判決監禁30年。另一位前民主剛果的副總統本巴（Jean-Pierre Bemba），被指控在2002年10月至2003年3月間，犯下了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雖然2008年時本巴於比利時被捕、審判裁決罪名成立並監禁，但2018年時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被推翻，本巴得以暫時釋放。

一度監禁、而後被釋放的還有指控參與盧安達圖殺的巴魯希瑪納（Callixte Mbarushimana），2010年在法國被捕後隔年即因為證據不足而獲釋。象牙海岸的前總統巴波（Laurent Gbagbo），2011年因其率領的武裝組織涉嫌性侵、迫害、危害人類罪等多項罪名而被捕，但審判多年後，巴波本人於2019年判決無罪、當庭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