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的德國、故事與政治（中）：讓選民放棄思考「不對稱反動員」戰術？

在成功擊敗黨內的保守勢力後，讓梅克爾繼而能實現基民盟現代化轉型的重要關鍵，則是與德國社民黨先後12年聯合組閣（2005~2009、以及2013~2021）、既競爭又合作之一言難盡的關係。

2005年大選初次對陣社民黨時，梅克爾一方面揪住後者經濟與社福政策失敗的痛點不放，並放話當選後絕不和社民黨合作組閣。

▌前情提要：〈梅克爾的政治、故事與德國（上）：洗完桑拿浴的「那個女人」？〉

但另一方面，她卻主打在紅綠內閣《議程2010》的基礎上加碼改革：透過減稅、降低失業保險費率、將勞保部分項目轉為私保、刪減生活津貼等措施，讓社會支出回歸市場機制；同時大幅增加勞動市場流動化與薪資彈性化的空間，減輕資方負擔，寄望活絡投資。此外亦縮減再生能源補助、擱置廢核共識等。

此一操作在當時即被對手指控為冷血的新自由主義，也讓梅克爾幾乎丟掉大選——面對紅綠執政晚期聲勢糜爛的社民黨，本該躺贏的她，最終只以35%比34%險勝。梅克爾只能摸摸鼻子回頭找社民黨合作，並讓社民黨主宰了內閣人事，彷彿後者才是真正的勝選者。

但社民黨的氣運至此也走到盡頭了。

選後的梅克爾迅速結束這場差點走到跌下懸崖的「新自由主義的遠足」（der neoliberale Ausflug），在執政的舞台上不再扮演激進改革者的角色，往中間修正的同時，也開始亦步亦趨地複製社民黨（以及綠黨）社福路線，例如引入家長津貼與育兒年資、廣設托兒所等。

梅克爾在此展現了其政治風格的第二項關鍵特質：聞風向、識時務，能在關鍵時刻做出髮夾彎的高度彈性。作為總理，她一改原本積極進攻的基調，轉為後發制人、先迴轉後超車的模式；每一回與社民黨（及綠黨）政策競爭上的劣勢，都成為她路線髮夾彎的轉機，最後笑著收割的也總是她。

最典型的案例即是廢核：就在日本福島核災前不久，梅克爾才反覆重申反對核電廠過早退役的立場，但2011年3月11日一過，輿論風向一轉，她也果斷轉彎，廢核時程立即出台，頓時成了世界舞台上的反核旗手。

另如引入基本工資、裁軍、廢除義務役、乃至於氣候政策，亦皆為梅克爾或吸收對手立場、或妥協轉彎的結果。至於同婚議題，也被以類似手腕來因應：梅克爾公開的立場始終不贊成同婚，但見絕大多數民意支持勢不可擋後，於是鬆手讓法案在國會表決，於內任實現了同婚。

這種把「你做什麼，我也做什麼」磨到爐火純青之極致的策略，在柏林政壇上被稱為「非對稱的反動員」（die asymmetrische Demobilisierung）：藉由複製對手的政策路線，讓對手的選民打消出門投票動機——給梅克爾繼續執政也不錯啊。此策略雖然可恥但極其有效：黑（基民／基社盟）紅聯合執政下，本該是社民黨主打的政績，最後多半變成「社民黨在船艙機房流汗幹髒活，基民盟在船頭檯面上微笑收割」的結果。

這種策略讓梅克爾在尋求連任的選戰中，都可以迴避與對手直接進行政策激辯，在2013年電視辯論會上，梅克爾甚至只需對選民主打一句 ：

——她只要亮相刷臉就能贏了。

相反地，社民黨則淪為梅克爾長年的政治提款機：梅克爾一面複製社民黨的政策與自由價值，使社民黨難以找到著力點與其交鋒；但她另一方面卻又時時不忘哪壺不開提哪壺地讚美《議程2010》的成就——這對她作為「新自由主義者」而言是很合邏輯的，而且反正痛的又不是她。有苦難言的社民黨在與梅克爾合作或競爭的漫長過程中，得票率一路從3字頭崩跌到急需高喊保2字頭的低谷，並且導致先後耗損了6位黨主席失敗倒台。

社民黨既無法迴避梅克爾、又無法與之決裂，這對該黨許多與梅克爾周旋的政治領袖都造成了創傷，用2017年與梅克爾競逐總理之位的舒爾茲（Martin Schulz）的話說：「副總理的墳場已插滿了十字架。」（德國大選後皆由組閣第二大黨的總理候選人擔任副總理。）

連續於4屆大選敗於梅克爾後，社民黨於是決定「打不過她，就加入她」——2021年大選社民黨提名蕭茲（Olaf Scholz）競選後梅克爾時代的總理，過去一向平穩務實的蕭茲主打的正是「男梅克爾」（der Merkel）的形象，甚至刻意擺出「梅克爾菱形手勢」給媒體拍沙龍照。本文截稿當下，這位男梅克爾的民調高居第一（近5成支持），大幅領先原版梅克爾的繼任者拉謝特（Armin Laschet，支持率約2成）。

就在與社民黨成功競合的過程中，梅克爾也大抵將基民盟由家父長式的保守政黨，推上全球化時代下自由開放與綠色價值的軌道上。該黨甚至一度以梅克爾、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曾任梅克爾閣員、現任歐盟執委會主席）、克朗普－凱倫包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曾繼梅克爾任黨魁、現任聯邦國防部長）三位女性為權力核心，儼然展現了「母權」政黨的態勢。

梅克爾路線成為基民盟的主流，自然也招致黨內基要保守派的批判。他們指控梅克爾的「社民黨化」是對黨的背叛、是對該黨「家庭、核能、軍備」之三位一體價值的摧毀。而她大幅往中間靠攏的操作，也打破了該黨傳統上「不該存在比基民盟更右的合法政黨」（更右的不合法政黨即新納粹）的策略，為一股新興的反對勢力騰出了光譜上更右翼的位置。

被邊緣化的老保守派對梅克爾的嚴重反感，很快就在歐債危機上找到了集結的著力點：2013年，以反對梅克爾的歐元紓困政策及其所代表的歐洲價值為由，一群基民黨老派的學者教授們脫黨組建「德國替代選擇黨」（AfD，目前中文多將「替代」翻譯為「另類」，但譯作「替代」更貼近德國政治脈絡），黨名直接與梅克爾稱其歐元政策為「無可替代的」（alternativlos）互別苗頭，主張德國退出歐元區。

該黨初次投入大選未有斬獲，作為單一議題的政黨，亦隨著歐債議題的冷卻而瀕臨泡沫化，但接著又恰好遇上2015年的歐洲難民危機、梅克爾開放邊境之政策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德國替代選擇黨再次找到反對梅克爾的切入點，隨即改變路線，與反移民極右民粹勢力的「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合流。

此一轉型終而讓極右民粹勢力在黨內壓過創黨元老的學者派路線，與英國脫歐、美國川普主義等民粹政潮遙相呼應，在德國激起了所謂「突然右擺」。如今該黨在某些德東地區的聲勢之大，幾乎能與基民盟分庭抗禮。從某個角度來看，該黨的崛起，亦可說是建立在仇恨梅克爾的共識基礎上。（作者在此溫馨為台灣川友們提供一劑預防針：根據智庫MERICS對今年德國大選各黨對中政策的比較分析，AfD是最不抗中的政黨；抗中立場最明確且唯二清楚表態挺台的是「左膠」的綠黨與「自由派」的自民黨。加碼第二劑：MERICS是歐洲最大對中政策智庫，在今年3月被中國列入制裁名單。）

總而言之，若要用一個詞來歸納這位聯邦總理在內政方面的風格，那就應該是「去政治的政治」：

從正面角度來看，梅克爾的執政風格非常契合德式聯邦多黨民主制的運作：該體制並不適合強勢領導，而需要老練的協調能力與彈性，來整合聯邦與地方政府、以及多黨之間的合作。此外又鑑於所謂「後事實時代」政治立場多元分化、社會共識漸趨不可能的局面，梅克爾這種帶著部分保守取向、但又務實開放、不落意識型態的「去政治的政治」，或許亦不失為一種「保守主義2.0」的答案。

在這個意義上，身為綠黨大老的克雷屈曼，將梅克爾這種不帶意識型態的保守主義，視為民主運作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外，他更引用鄂蘭（Hannah Arendt）的「政治的意義即自由」（Der Sinn von Politik ist Freiheit）這句話來總評這位總理的執政：其務實的政治使新時代的多元民主得以維持運作，而這正是對自由的最佳保障。

然而，從反面的角度來看，克雷屈曼的評價則顯得過於溢美。事實上，梅克爾風格也對德國民主帶來了副作用：「不對稱的反動員」本質上就像商業傾銷（dumping），靠著討好各方選民的策略，來癱瘓政黨之間辯論交鋒的良性競爭，也讓德國選民的投票率降到歷史新低點。

換言之，梅克爾的成功亦為德國政治投下了某種陰影：民主的媽咪照顧一群不必再積極參與民主的媽寶，而民主政治也從此不再敢於去挑戰、去要求選民做出改變——這對於遭遇諸如疫情危機與氣候危機的當下，顯然不是件好事。

如果「政治的意義即自由」（Der Sinn von Politik ist Freiheit）這句話可以用來評價梅克爾，那麼它同樣能改成：

有鑑於此，舒爾茲在2017年對上梅克爾的選戰中，便痛批後者的政治手腕是「對民主的謀殺」（ein Anschlag auf die Demokratie）——更準確來說或許應是：「對民主的安樂死」。梅克爾的務實主義很弔詭地類似其極端反面的民粹主義，都為選民簡化了政治思考、從而減損了民主社會的動能。畢竟，務實主義與為掌權而掌權的市儈之間，有時也只隔一層紙而已。

接續下篇：〈梅克爾的德國、故事與政治（下）：犬儒化的「危機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