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是荒野（上）：日本，當「戰後」作為一種戰爭

1955年的初春來臨之時，來自廣島，剛滿12歲的佐佐木禎子坐在病床上專注地折紙鶴。「傳聞鶴可以活上千年，並遠離病痛噢。」因為爸爸這一句鼓勵，重病的禎子展開她的千隻紙鶴計畫。

那時，禎子因為原爆症患上白血病，距離生命的終點已剩下不到六個月。這位小女孩沒能預想得到，當年拔腿狂奔進入防空洞，閃過原子彈的一瞬閃光，卻因曾於原爆後淋過一場黑雨，如那日沒能與她一同躲進防空洞的玩伴們一般，成為天空那朵巨大蘑菇雲下的犧牲者。

面對死神默默跟隨十年始悄然現身的命運，禎子祈求的不再關乎自身；轉而希望由藥用玻璃紙摺成的紙鶴，可以為這世界帶來和平。

在禎子逝世61年後，以當年投下廣島原子彈國家的代表人身份，美國總統歐巴馬於今年5月27日在廣島原爆和平祈念公園發表演說，並向被爆倖存者致意。

儀式中，歐巴馬折了紙鶴，如同回應禎子生前最後的願望：宣示零核武的決心。

然而，歐巴馬的承諾似乎難以完整兌現。因為禎子死前最後的願望，不僅僅不願再見天空降下黑雨；而是，願這世間不再有戰爭。

▌「戰後」作為一種戰爭狀態

在廣島的演講中，歐巴馬一再重申打造零核武世界與遠離戰爭的必要性。換句話說，兩者將是各國面向未來的集體使命。然而，從另一角度審視這段文字，「日美同盟」卻是「戰爭從未遠離東亞」最真實的例證。

無論原爆是否得以成為以正義為命的戰爭（just war）的現實素材^註1，歐巴馬的廣島演說已然達到前所未見的政治目標：安頓好日本人的原爆傷痕，與重申以人道為名的武裝立場。

終戰71年，關於戰時的種種矛盾與相互控訴似乎得以就此一筆勾銷。

可惜事實並非如此。據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的說法，相互殺戮的太平洋戰爭得以在日美之間成為過往雲煙，全仰賴沖繩與日本各地自美軍佔領後的「犧牲」。

儘管美軍自1945年4月登陸沖繩後，時至今日仍未離開沖繩一步。戰後沖繩的命運必須自1946年由麥克阿瑟將軍交付日本國會的憲法草案開始。

於1947年生效的戰後日本國憲法第二章第九條規定：

於此，日本徹底卸除武裝。英美兩大軍事力量成為日本本土主要的武力象徵。據1951年9月8日簽定的《對日和平條約》明文規定，日本將北緯29度以南群島，包含琉球群島與大東群島送交美國隊聯合國信託統治制度的倡議。在倡議生效之前，美國在這些群島上擁有行政、立法、司法權力。

換句話說，隨著日本對沖繩治理權的棄守，《對日和平條約》致使美軍至1972年歸還主權之前，成為沖繩當地唯一的合法政府。一旦讀過山崎豐子於《命運之人》描寫每朝新聞社記者弓成亮太，為了日本政府在取回部分美軍基地土地的過程中，竟需代替美國附上大筆修復費用而感到憤恨不已的情節；便會明瞭，這一連串的政治過程或許為了遮掩一個事實：

▌川本三郎的殘酷青春

當1950年代的日本身處卸除武裝命運當口的同時，東亞政局並不平靜。蘇聯虎視眈眈，中共崛起，韓戰將朝鮮半島一分為二，國民黨政府緊抓台灣社會，不得鬆懈分毫。眼見北越政局逐漸染紅，甫打完韓戰的美國於1955年決定進場。戰爭的手這麼一伸入，就是20年。

但這場戰爭是怎麼打起來的？

當然得靠在太平洋的美國盟友們。美援計畫下，台灣給美軍提供了空軍基地；國內航空公司諸如華航與遠東航空皆提供美軍在越南國內或國際的包機服務^註2。同時，沖繩與其餘駐日美軍基地成為菲律賓，台灣與關島之外，美國在太平洋軍事部署最得力的助手。

越戰那二十年間，為了因應沖繩歸還問題與難以脫身的戰況，美國與躲過東京審判，時任首相的「昭和妖怪」——岸信介——於1960年簽訂《美日安保條約》，以取代1951年版本《對日和平條約》。儘管《安保條約》明示在日美軍基地用與防禦日本無關的戰鬥任務時，須與日本政府進行預先協商；但此條約並未完全排除日本涉入戰事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安保條約》無疑致使九條憲法陷入尷尬處境。

日本的集體自衛權變成一個曖昧難解的議題。足以確信的是，日本始終沒有權力發動戰爭，但日本卻有義務回應美方的參戰要求。於此，《安保條約》框住了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政治實態：在可預的未來內，日本或許將重新為了美國而再度武裝。

足以想見，岸信介此舉引發日本國內於1945年以來最為嚴重的政治抗爭。前朝日新聞記者川本三郎回憶當時調查「安保抗爭」的日子中，曾時不時前往三澤一家由反越戰的「越平連」成員開的酒吧OWL，也就是貓頭鷹。據說當時，位處日本東北青森縣的三澤擁有日本國內規模最大的美軍基地。因為越戰，基地的戰力明顯增強。川本曾寫下這樣的字句：

面對那些年輕的美軍，川本寫下了他們面對戰爭無力的那一面：「你們日本人真好，可以不必去打仗。」「你們只要那樣做，快樂地說反對越戰就行了。但在那之間在戰場上死去的卻是我們哪！^註3」

川本反覆質問自己，九條憲法包裹的和平主義是否因此讓自己羞愧？他無法否認這份屈辱感，卻也不斷思索《美日安保條約》為何無法平息戰事。彷彿只要向日本海眺望，便可瞥見海那一端的戰火。

而為了阻止日本再度被戰火吞沒，日本年輕人們怒紅了雙眼，握緊拳頭，自1960年第一次反安保抗爭，走到1968年後期的二次反安保抗爭浪潮下的東大安田講堂事件，全共鬥到淺間山莊人質事件，血染紅了一個時代^註4。日本政府為了阻止左翼勢力與反戰勢力，將武器轉向本土戰後青年們。對川本來說，那一地的血留下巨大疑問：為何終戰沒有帶來和平？為何美國的存在迫使日本與戰爭的關係難分難解？

面對自己的提問，持有記者身份的川本在運動過程中越陷越深。終因疑似協助抗爭成員遭拘留23天。在故事的尾聲，川本定義自己已經失去記者的驕傲，「向權力屈服，把所有採訪情報都向當權者公開了。」

失去記者身份的川本，回憶起那段日子，直言那是他愛過的年代，儘管時代一點也不溫柔。

沖繩與那些年輕的怒吼，終歸只是日本本土的「止戰之殤」。而步入戰後日本同盟下犧牲體系的何止佔國土0.6%卻乘載74%美軍基地的沖繩，戰爭實態框住的是全日本。

而這一切還是現在進行式。只是，這個時代早已是記憶的荒野。

▌缺席的戰爭責任

當川本三郎半自願地被捲入一場人生與戰爭的風暴時，小熊謙二已自西伯利亞戰俘營歸國20年。然而，經濟上的困難與染上結核病，使他的歸國生活長期處在底層狀態掙扎。無形中，戰爭找到了一種形式殘留在小熊的生活中。

身為日本人的小熊謙二，於戰爭末期遭徵兵至滿洲，並於戰後滯留西伯利亞戰俘營三年。面對小熊那三年的不義處境，日本政府長期處於緘默狀態。一直到1988年，由日本首相成立的「全國被拘留者補償委員會」（日文：全国抑留者補償協議会，簡稱「全抑協」），「戰後西伯利亞滯留者」的處境終於得以走上「賠償爭取」的舞台上。

一直到2011年5月解散之前，全抑協致力於補償具日本國籍的前滯留西伯利亞戰俘者；然而，於日本總體戰體制下的前殖民地人民，諸如台籍日本兵與朝鮮人民，並不在此賠償方案的業務範圍之內。

原因有二。第一，根據前述的《舊金山和約》，日本帝國下的台灣與朝鮮等前殖民地皆在政治地位上得到解放。換句話說，轉瞬間，台灣與朝鮮半島人民即刻喪失日本國國籍；第二，在美國斡旋下的太平洋各國對日締約關係中，中華民國、大韓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皆放棄以國家為名義對日施展戰爭賠償的追究權利。換句話說，在一系列的外交締約過程中，日本得以自國家層級的戰爭責任中脫身。而這一系列的後果是，所謂的賠償（或說是撫慰措施）與戰爭責任追究便落得只能於個人層次中進行追討。

這範圍影響到底有多大呢？

根據目前已知數據顯示，戰爭時期入伍的朝鮮族有116,294人，而軍屬身份（也就是在軍隊工作，但非作戰軍人）有129,047人。其中，已知戰死者為22,182人。

而台灣部分則有80,433軍人投入太平洋戰爭中的日本軍隊，軍屬則有126,750人。其中，超過30,000人死傷。

換句話說，總數高達45萬多的參戰與軍屬等前殖民地人民，時至1980年代末仍得不到日本政府的肯認。

為此，小熊謙二在1996年下定決心，與在中朝鮮人吳雄根一起向日本政府提起戰爭賠償訴訟。這項訴訟的意義在於，這是第一次由具日本國籍的原告與前殖民地人民聯手向日本政府提出戰爭賠償訴訟。儘管最後訴訟以敗訴告終，但此一法律舉措已血淋淋的揭露一政治事實：無論日本政府是否有誠意面對戰爭與戰爭後的問題，美國長達半世紀的介入，並無助於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戰爭賠償工程」。

如小熊謙二的兒子小熊英二表示，父親只是個平凡的日本人。在戰爭與生活間，父親持續掙扎搏鬥，卻也一再地在戰後已屆71年的日常中反覆思索「反戰」究竟意味著什麼。又或者，「國籍」在參戰者的身份中延伸出的差序格局又如何一再回過頭傷害倖存下來的人。

在思索的過程中，小熊謙二曾於1988年閱讀朝日新聞的投書時，偶然得知「非戰兵士之會」的存在，並於其後入會。然而，一直到1993年該會會員於會報《非戰》上抗議創會成員小島清文的「絕對和平主義」立場時，小熊謙二逐漸與該會保持距離。

小熊謙二無法認同這樣的立場。對他來說，沒有一場戰爭是正義的。事實上，當日本發動戰爭時，日本堅信自己終將追求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而二次大戰的經驗證明了戰爭不是通往美好未來的手段。至少，戰爭無法平息紛爭。如果紛爭無法塵埃落定，正義如何有通過戰爭實現的空間。

面對終戰後的東亞政治局勢，1940年代那場海洋上的戰爭仿若從未發生過一般，相關法律與政治責任尚待釐清；而小熊謙二此等不起眼眾生的生命經歷與前殖民地台灣與朝鮮於戰時的45萬個生命經歷留下的姿態，彷彿在向此刻的社會叩問：

▎下篇接續：《記憶是荒野（下）：戰後的東亞，仍在戰爭舞台踏步》

▎備註

後篇：蕭伶伃／記憶是荒野（下）：戰後的東亞，仍在戰爭舞台踏步 |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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