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拆娼寮打妓女：印度性工作者的警察暴力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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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離孟買一百多公里遠的納希克（Nashik），我們踏進市區巷弄裡一棟陰暗潮濕、不甚起眼的兩層樓小民房，眼前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與五個年輕女孩，無精打采地盯著地板。同事與我的到訪，讓這些女孩回過神來，瞪大他們美麗的眼睛，看著甫走進屋裡，有著罕見東亞面孔的我。

老鴇指著佔據房間一隅的三位目測不到25歲的女孩，說他們是上個月才從南杜爾巴爾（Nandurbar）搬過來的。女孩們則是看到社工就懂了，知道我們不是為尋芳而來，只是個突兀的訪客，開始用一種興味盎然的眼神打量著我。一對眼，我反而有點不知所措地臉紅。帶我進到妓院的社工看到，無聲地笑了。

其中一名女孩回答，我才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他們是我遇到第三批遭到警察強拆妓院後，透過老鴇間的私人網絡，轉介至其他城市的妓院的性工作者。

在印度，法律並無對於性交易做出任何的規範，性工作既不是非法，也不是合法。然實務上警察在面對性工作者時，無論是基於個人的道德判准，還是受到公眾投訴的壓力，亦或是收取保護費等非法利益的驅使，都會藉口「維持社會秩序與公序良俗」，對性工作者進行任意、甚至非法的拘捕。更有甚者，警方在公共場合對性工作者任意毆打以建立權威感，亦時有所聞；要求性工作者提供免費的性服務換取保護，更是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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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對於身處紅燈區內妓院的性工作者來說，在2014年前卻不甚常見。事實上，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警察暴力並不是妓院裡的性工作者生活中會面臨到的問題。然而如今，妓院裡的性工作者遭受警察暴力的頻率，卻節節攀升，這又是為什麼呢？

答案，或許可以從妓院與警察之間「利益網絡的變調」開始說起。

在印度的《非道德人口販運防制法》（Immoral Trafficking Prevention Act，簡稱ITPA）的界定下，經營妓院是種法律上明文界定為非法的行為。根據該法，只要「三人以上的性工作者，於同個空間內從事性交易」，即為妓院。經營妓院或者參與妓院的經營，都是屬於人口販運的重罪。其中，成年人若受雇於妓院從事性工作，亦是會被廣泛認定為參與妓院經營，「協助」人口販運的一種方式。妓院裡無論是管理者或者是受雇者，理論上來說，都隨時可能被警方直接逮捕並檢控。

對警察來說，妓院就是個不合法的存在，隨時都可以正大光明地將之剷除。這種百分之百會成案的刑事風險，是永遠存在於妓院與警察的關係裡，且警方隨時可以用此來逼迫妓院任其擺佈。加上棲身於紅燈區的妓院，有著固著且難以隱藏的空間特性，也難以如流鶯或個體戶性工作者般，能靈活地避開警察，勉強躲過警察暴力的威脅。

這些理由，反而使得警察不會積極地去掃蕩妓院。因為對他們來說，只要妓院存在的一天，他們就永遠都可以使用《非道德人口販運防制法》所賦予的權力關係，週期性地從妓院身上撈得完全不需要成本的保護費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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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妓院的管理者來說，定期支付保護費，就可以換取地方上最大的流氓──警察──給予的安全承諾，甚至也因此免去了部分來自黑道的威脅。而妓院豐厚獲利的潛力，更讓地方政治人物，或多或少有在背後插股撐腰。

在球員兼裁判、以賄賂換取保護的供需邏輯下，讓法條上最具被逮捕危險的妓院，反倒因為是警察與政治人物在地方上的金雞母，而成為最安全的性工作執業場所。在這種情境下，權力關係是個由下而上繳納金錢，換取由上而下給予的保護承諾的結構。這種共犯結構，在德里、加爾各答、孟買等妓院主要聚集的都會區皆行之有年，是一種維持和平且非暴力關係的共生。

以普那（Pune）的一間妓院為例，每週警察來收的保護費，名目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向老鴇收的，以妓院為單位的保護費，費用的計算方式為依據妓院所提供的性工作者數量，一名性工作者會徵收妓院500盧比。於此同時，警察也會向妓院裡的性工作者個別收取500盧比的保護費，這筆錢名義上則是性工作者給予警察的，為了方便行事，往往會一樣由老鴇代墊，並從性工作者的工資裡扣除。可以發現到，這筆錢背後的涵義是，警察不只是治理妓院，亦將其統治觸角直接深入個別的性工作者。

這個行之有年的恩庇模式下，警察與妓院之間亦發展出了高度的默契，來避免警察因著承受公眾的道德壓力，而仍得對已經繳交保護費的性工作者施暴。這個默契是──

這樣的默契背後蘊含的意義是，只要性工作者不要拋頭露面，以免讓來往的居民在道德上感到不適，則警察對妓院的態度，就可以在不被公眾質疑之下，持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對於公開攬客的妓院或性工作者，警察則會毫不猶豫地處罰，以彰顯公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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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狀況之下，只要不涉及未成年性交易這種不得不處理的「大事」，紅燈區那些樓房的門內，可謂非常平和的一個場域。但另一方面，可想而知這種不可以公開攬客的底線，對於處在紅燈區街道上的流鶯來說，會是在執業上遭遇高警察暴力的原因。尤其當警察選擇性執法時，為了業績，往往就會挑最弱勢的流鶯下手掃蕩之。對妓院而言，門外流鶯處境的悲慘，也反過來成為老鴇用以對妓院裡的女性性工作者恫嚇、規訓且剝削的一個好的名目。警察在恩庇體制下選擇性的施暴，是強化妓院對女性性工作者的約束力的助力。

不過這樣的權力關係，如今卻遭到了扭轉。這股扭轉的力量，主要來自2014年莫迪總理上台後，推動的全國性掃蕩妓院政策。莫迪宣示將動用全國的執法力量與調查單位，瓦解南亞的跨國人口販運運輸鏈。而作為人口販運的需求端，妓院不可勝數的紅燈區，也自然成為了政策裡最顯眼的治理標的。

在印度調查機關將「阻止跨境人口販運」與「未成年性工作防治」列為工作重點後，一旦轄區內被查到或遭通報有非自願或未成年的性工作者，基層警務人員將受到非常嚴重的處分。在由上而下的政策壓力，與中央政府調查機關情報網由下而上的兩面夾擊下，基層警察對於自保的迫切需要，凌駕了維持紅燈區非法利益網絡的動機。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印度這個廣袤且行政效能不彰的地方，調查機關與中央執法單位的人力畢竟有限，有著數萬性工作者的印度各大城市裡，即使查獲人口販運時有所聞，但只要偶爾拆幾個妓院，有成績上繳中央政府，基層警察來自上頭的緊迫盯人壓力，自然也會放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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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當代罪羔羊呢？首當其衝的，是那些無權無勢，既非當地政治人物在後面撐腰，上繳保護費也不多的小本經營妓院。於是乎，在這種根本不論妓院內有無未成年或非自願性工作者，只是挑個代罪羔羊的考量下，警方對於轄區內無權無勢的性工作者與老鴇，展開了日益頻繁的非法騷擾，企圖以私底下的恐嚇，強迫妓院搬離。

要驅離妓院，最直接的就是將妓院從某處土地上移除，而這又會因妓院管理者是否擁有產權，而會衍生出兩種不同的情境。有些妓院是向地主承租土地或空間單位；有些妓院則深藏在公寓大廈內，公寓中每層樓產權分屬不同的妓院管理者。

如果是前者，則警察驅離妓院的手段就相對簡單，他們只要威脅地主，將以夥同參與人口販運的罪名移送法辦，或者動員黑道對地主施暴，就可以逼迫地主停止與妓院管理者的租約，讓妓院不得不遷移。然而，若妓院管理者本身就擁有產權，甚至是那種產權分屬多個妓院經營者的型態，則警察就必須以各種恫嚇的手段，來讓妓院無法營運下去，以達到迫遷的目的。

這些手段其實就是肢體暴力與言語恐嚇。警察透過隨機且頻繁地非法拘留顧客，讓顧客對於紅燈區敬而遠之，妓院生意自然一落千丈。警察也開始以有人檢舉妓院裡有未成年性工作者為由，屢屢出入妓院內部，並恣意逮捕性工作者。在警察局裡以暴力刑求的方式，迫使性工作者願意接受警方的收容轉介政策，離開妓院返回家鄉，抑或甚至強迫她們作偽證，指控老鴇雇有未成年性工作者，並以這些非法刑求得到的偽證反過來威脅老鴇，要求限期搬離妓院，並同意強制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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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對強拆表示同意」，指的是要求老鴇承諾，對於公部門任意剝奪私人土地地上物的作為不予追訴。事實上，印度雖然保障私人產權，但在實際的執法情境裡，印度公權力普遍認為公共利益必優先於對私人權利保障，故司法系統對於警方這類的妓院拆遷侵害到私人財產衍伸的爭議，大抵都不會受理。

在納希克，一位妓院甫遭公部門夷平的老鴇，哭著對我說：

因為畏懼於警方的淫威，她只好遣散底下的五名性工作者，連夜搬出自己的妓院，並眼睜睜看著警方在約定的時間找來怪手將之拆除。當地由女性性工作者組成的社區組織員工則補充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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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警方來說，妓院不能一次全部清光，否則接下來會沒有辦法交付每個月固定上繳的拆遷績效。這也讓性工作者人心惶惶，尤其是那些後台缺乏有力政治人物支持，過去都純粹依靠與警方的恩庇體制過活的妓院，更是對於隨時可能到來的拆遷，感到惶惶不安。

在這種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比較有良心的老鴇，會在遭到強拆時，緊急打給其他認識的老鴇，協助收留性工作者。但絕大多數在妓院的性工作者，就會因此流落街頭，在無足夠的盤纏回到家鄉的情況下，成為承受更高的警察暴力與顧客暴力風險的流鶯。

面對警察無預警且日益頻繁的驅離，紅燈區內退無可退性產業業者，將最後一絲的希望，寄託於憲法的人權保障。對這些經營了妓院將近二三十年的人而言，即使終究得面臨拆遷，則事前的告知與預警，至少是讓他們能夠及早準備，不至於流落街頭的必要舉措。無預警的強拆，嚴重影響其生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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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性工作者要求提前告知的主張，最高法院卻認為，一但拆遷必須要事前知會並給予緩衝期，則拆遷妓院的本意——查緝並杜絕人口販運，將會因為給予人口販運者事前充足的時間，把非自願性工作者遷離，而無法落實。因此，最高法院的裁決書寫道：如果必須通知（每個妓院的經營者），那麼徹底落實人口販運防制法將是不可能的。

每個一臉頹喪的老鴇，都重複著如是的憤慨。

如今，有錢有勢的妓院仍然屹立不搖，人口販子還是頻繁地在貧困鄉村裡出沒。莫迪妓院拆遷政策的大旗，是否能有效打擊人口販運尚在未定之天，然而付出慘烈代價的，仍是這個社會裡最最弱勢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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