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老活到今日：埃及，文化遺產的保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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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a shukran」是每個來到埃及的觀光客，無可避免、必須學會的第一句阿拉伯語。我們不斷覆誦，直到唸著聽著都像咒語，但它的意思其實是：「不了，謝謝你。」

如同法老墓穴壁上的「大門之書」（Book of Gates）與象形文字，保佑亡者在陰間的旅途不致受惑，「La'a shukran」則幫助觀光客對付每一個前仆後繼湧上來的車伕、掮客或小販，回應他們虛實難辨的噓寒與詢問，婉拒他們想從觀光客身上榨取金錢的意圖。作為觀光產業的鼻祖，埃及人從希臘羅馬時代開始就在從事這行檔了。

大門之書有沒有用，生者如我不得而知，但顯然「La'a shukran」這句咒語不太有效。你的禮貌回絕，換不到他們的對等尊重；生活的重擔，加上近年觀光客因為政治動盪而裹足不來，使得他們只能死命糾纏。

直到我們在盧克索搭上渡輪、來到尼羅河西岸，遇上Ahmed與他便宜得驚人的木屋旅店，我們總算覺得在他河畔的小天地裏，咒語可以稍歇。Ahmed親切誠懇，不強行推銷包車、遊船、熱氣球等一切他可以抽取酬庸的行程，是埃及難得了解西方背包客心理的埃及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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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ed的旅店同樣慘澹。就算今日在埃及幾乎看不見四年前革命的痕跡，但革命遺留的痛苦至今仍停留在他的損益平衡表上。在旅店空蕩蕩的庭院裡，Ahmed告訴我們，現在一個月大約只會有兩三組客人。訪客留言本裏寥寥的字句，彼此間隔久遠；留白太久，留言本最後只好挪用成爲小女兒的塗鴉本。

在這裡，每九個埃及人，就有一個人得靠觀光客吃飯。除了統計數字，觀光業對埃及的重要性，從埃及的紙鈔或許也能略窺一二。埃及鎊不論面額，套路一律是：一面印著外國人無法識讀的阿拉伯文與阿拉伯式數字，搭配伊斯蘭風格的紋飾與知名的清真寺圖樣，更接近埃及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另一面則是英文字樣與世界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數字，彷彿專為外國人設計，還搭配古埃及文明符號，諸如人面獅身像或法老像，承載的是外國觀光客通常更感興趣的那個「埃及」。

最有趣的是有些面額上的「Central Bank of Egypt」（埃及中央銀行）英文字樣，使用了阿拉伯文的連體書寫方式，活像那些在西方的中東餐廳，為了增加異國風味、藉以攬客所使用的招牌字體，是埃及人回收了西方人的東方主義之後再挪為己用。觀光業作為埃及經濟的支柱，連鈔票都在助一臂之力：觀光客的那一面，在持續週轉著埃及人的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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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埃及各地仍有不少神廟，在如火如荼地趕工修復或「新建」。遊客若相隔十年重遊舊地，除了感嘆人世流轉的無常，在千年時光洪流前顯得多麼無足輕重，可能還會驚詫於這些舊地，竟又多了幾處遺址和神廟，以及幾處需要購買門票的「考古遊樂園」。

於是我想起同樣靠著考古遺址賺進觀光外匯的秘魯。有些考古學家計算出當年建造馬丘比丘的工程花費，換算成今天的幣值猶如天文數字，顯然當年公共營造並沒有財務評估這個步驟，更沒有使用年限與折舊攤提這些概念。但那些所費不貲、仰賴集中式王權與強迫勞役蓋出來的東西，不論用現代的眼光看有多麼不符經濟效益，今天卻成為製造無限觀光產值的機器；而將它們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又等同進一步將這些「廢墟建築」的使用年限延伸至無限長。

一反「文化遺產」、「考古遺跡」給人的古老印象，這些詞彙與概念，實際上是「現代性」的副產品，因而再「現代」不過。一方面，古蹟和文化遺產，是民族國家用以建構國族認同的文化工具；另一方面，古蹟又是觀光客的首要目標之一。而民族國家與文化旅遊業，恰恰都是現代性衍生的產物。

因此，關於埃及文明遺址，觀光客最常會有的誤解是：這些遺跡是「原狀」，或者至少是「真品」，其中牽涉的「保存」想像，是極為靜態的。但無論埃及的氣候環境如何乾燥，這些遺跡都沒有可能維持原貌；數千年來，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成千上萬的觀光客，都在這些遺跡上留下印記。羅馬遊客在牆上塗鴉；基督徒將代表異教的希臘神祇頭像和壁畫塗抹銷毀，甚至在墓穴和神殿裏建修道院；穆斯林在盧克索神廟上方嵌入的清真寺，今天都還聳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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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盧克索時，當地政府正在將從「盧克索神廟」到「卡爾納克神廟」之間的民居聚落通通剷平，只為了將法老時代的人面獅身軸線重現天日。然而，為什麼是古埃及的都市軸線被選擇性的「保存」，而不是那些在穆巴拉克統治之下，因應公共服務匱乏而有機生長的民居聚落呢？承載庶民生活記憶的民居、肌理與內涵豐富的聚落模式，難道沒有「文史價值」？

於是文化遺產的「保存」，就不只是古蹟修復與考古的工作，它還牽涉學術角力、價值審美、融資偏好，因而是極度政治化的過程。西方直到現在都還流傳著一個讓人津津樂道的故事：當年考古學家為了獲得考古經費，還得將木乃伊運回歐洲，供出資的富人在派對最後製造高潮。

歸根結柢，西方文明與埃及接觸較早、牽連頗深，而法老、金字塔作為帶有神秘色彩、或者奢華王權意象的的異國符號，其由來已久；近代挾帶優勢文化資本的西方，憑藉著電影、文學的推波助瀾，使得古埃及的文化符號在全世界都擁有極高的辨識度。因此，對於我這種在消費性符號社會中長大的台灣人來說，初次見到吉薩金字塔和人面獅身像時，不只覺得沒有想像中宏偉，甚至覺得這些「真品」，反而更像是某些賭場或酒店的贗品。

由此，除了觀光收益的務實考量，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值得反省：如果對於「歷史保存」的想像，只剩下單一向度或面貌，這樣的歷史（history）保存，是否成為另一種暴力，抹除了複數歷史（histories）？尤其是埃及這樣一個，在西方優勢語境中，擁有豐厚歷史資產與文化資本的國家。

作為一個「繼承」知名古文明的現代國家，埃及最不缺的就是古蹟和文物：開羅的埃及博物館名聞遐邇，展覽設計卻老派得理直氣壯，不少「沒那麼重要」的藏品，像白菜蘿蔔一樣堆在地上。對這樣一個早就已經在靠歷史文化賺錢的國家來說，所有偏離主流敘事的「文化遺產」，在神廟、金字塔一旁，都顯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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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還可以看出，任何對文化或歷史「保存」的意圖，都不是單純地「為保存而保存」而已。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權，為了重新連結羅馬帝國的榮耀，曾在全國各地開挖古羅馬的遺跡；埃及政府為了觀光收益而積極「保存」文化遺產，甚至在革命期間，都有公民自發地保護埃及博物館。回看台灣，《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訂立，是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國民黨政權面臨統治正當性作為背景脈絡的；首批被指定的一級古蹟，都與強化「台灣與中國的文化連結」這個敘事有關。

終究，在看待貌似「政治中性」、總被與「挖掘歷史真實」聯想在一起的考古學與文化資產保存時，我們必須認清背後的政治目的或經濟價值。也就是說，「歷史意義」與「歷史價值」，終究是個「社會建構」，距離「權力運作」，恐怕比距離「歷史真實」還要近得多。

不過，多數觀光客與埃及人民，大概仍無暇關切這些牽扯傳統與記憶的保存政治；眼下的安全威脅，大概是更現世、更切身的政治課題。2011年埃及發生革命、穆巴拉克政權被顛覆推翻，動盪局勢讓當年的觀光產值旋即少了五分之一。

隔年，稍帶猶疑的觀光客好不容易開始重返埃及，無奈革命之後依循民主制度上台的穆爾西（Mohamed Morsi），卻意圖擴張權力、獨攬大權，像穆巴拉克一樣想當個現世法老，背後反映的是政權更迭初期，埃及仍不穩固的權力平衡與治理結構。2012年底開始，支持與反對穆爾西的群眾，在全國各地持續了超過半年的對峙與衝突。埃及的觀光產業，也跟著陷入更低迷的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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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們初抵埃及，聽聞連結首都開羅和北方大城亞歷山大港的鐵路，每個禮拜都至少會發生一次火車爆炸事件；硬著頭皮上了車，卻發現整節車廂的乘客都一派輕鬆，只有我們緊張兮兮。

有天回到在開羅留宿的旅館，上網看了新聞，才知道旅館樓下的街區在我們外出的時間裏遭受炸彈攻擊，導致一名路人喪命，我們卻渾然不覺；現場清理之後，逛街的人潮依舊，彷彿爆炸不曾發生，連旅店的老闆似乎都不覺得這有什麼值得提起。

這些對我們來說，原本只存在新聞畫面之中的暴力與威脅，在埃及卻已是日常的一部份。我們投宿的廉價旅館原本由日本人經營；政變之後苦撐了數年，等不到觀光客回頭，只好將旅社脫手轉讓給了埃及人。旅社現在將目標客群移轉到了逐漸增多的中國背包客身上。2014年，一共有大約64,000名中國遊客到訪；2015年，這個數字翻了一番。

我們在埃及的公路上，遇到不少中國背包客，有些還是騎著自行車橫越亞洲大陸的「窮遊者」。對於幾乎不論去哪，都需要經歷繁瑣簽證手續的中國人來說，多數人走的「壯遊」路線，都是被簽證政策給「擠壓」出來的一條狹窄走廊：從簽證較容易取得的尼泊爾、印度開始，飛越阿拉伯海之後，再沿著東非大裂谷南下；提供落地簽的埃及，是這條路線上必經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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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灣後，每次讀到關於埃及在後革命時代的報導，我總會回想起我們在盧克索遇上的Ahmed。當時，我們決定在Ahmed家多住一晚，還一起在除夕時圍爐。

像一般埃及女性一樣，Ahmed家的女主人不曾真的和我們對話，總在廚房、起居室裡忙這忙那；我們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沒有機會知道。但她還是為我們悉心準備了年夜飯，一大鍋的燉魚，配上白飯，我們顧不得吃相，連手指上的湯液都想舔個乾淨。但我們轉念一想，猜測Ahmed的孩子們，大概只有客人上門點餐時，才有機會吃上一頓好的，就留了幾條魚給孩子。

年夜飯畢，我們自製了三個紅包袋，將零錢放在裏頭分送給Ahmed的三個孩子。我們不只想要表達我們的棉薄善意，同時也要感謝他讓我們暫時不用誦唸「La'a shukran」。

離開前一晚，Ahmed面色凝重地找我商談。他說我們前一晚圍爐給他的錢太少，我們也沒有透過他訂旅遊行程，希望我們再多給他些錢。我們覺得不妥，畢竟付錢時他並沒有提出異議，但無論如何，我們在Ahmed家令人安心放鬆的堡壘已經潰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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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一早我們離開旅店，Ahmed氣喘吁吁地追上，威脅著我們索要五十埃及鎊。我們和緩地與他解釋我們不願意給的原因，他來不及聽完，就揮手將我手上掛著的塑膠袋扯在地上，掉頭離去，一邊走著，嘴裏還不斷氣憤地咒唸著。

我們有些氣餒，卻無法怪罪Ahmed。和那些游刃有餘的西方遊客比起來，貧窮線迫在眼前的人實在沒有理由優雅。

旅行時，我們嘴邊常常掛著「背包客旅遊責任」——選購當地品牌，不在跨國的連鎖店或外國人的商店裏消費；但坐船回到盧克索東岸後，我們卻逕直走向澳洲人開的青年旅館。那裏親切、無需討價還價，也沒有用意不單純的過份關心。如果來回講價、買賣者在各自的需求線和供給線上試探交會點，是「原始」的、前現代的市場經濟，那麼明碼實價、沒有不確定性的交易，無疑是習慣「超市式經濟」的我們，這時候迫切需要的。

古埃及的法老們為了在死後獲得永生，將自己的軀體製成了木乃伊；今日看起來，法老們的確依舊活著，並且仍在為他們已經改宗了的後代，招來滾滾財富。但終究，古文明動輒「西元前」的歷史感，會被當代的歷史稀釋或挪用，不再絕對地厚重和凝滯，因而註定得跟上現世脈動。在埃及，那些脈動或許是貨幣經濟的週轉與困頓，又或許是廣場上的人民與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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