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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新年性侵事件:交織種族歧視的性別暴力

2016/01/13 陳心怡

2016年1月1日,科隆火車站、大教堂前廣場,發生了駭人的集體性侵害事件。 圖/...
2016年1月1日,科隆火車站、大教堂前廣場,發生了駭人的集體性侵害事件。 圖/歐新社

2016新年前夜的德國,不太平靜。科隆火車總站、漢堡火車總站前,都發生了集中型的性侵害與搶劫事件。其中,又以德國科隆火車站前,超過500起針對女性的性侵害和騷擾案件,最受到媒體與政治界的注目。

從媒體開始報導跨年夜在德國各地公共空間的性侵害案件,並且描述部分嫌犯,是正在申請庇護的難民,不乏看到替受害者聲援的婦女團體、反對移民/難民政策的抗議團體、以及政治人物,公開發表不同立場的聲明:部分針對婦女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的聲援團體,開始責怪大批「野蠻民族」進入德國領土,破壞安定,使得婦女們的生命與財產不再安全。保守的右派組織,也發動大規模的抗議,指責總理梅克爾開放的難民政策。

儘管執政的官員、警方、以及許多民間組織,不斷公開喊話,試圖抑制德國輿情將難民族群概化、甚至發展為種族歧視的言語和行為。然而此次重大事件,似乎使德國社會裡,對於難民族群的憎恨及害怕,又更擴大了。

不管是在歐美、中東、還是世界各地,性侵害與其它對於婦女的暴力案件從不曾止息,但卻鮮少見到媒體和政治人物因此大感緊張、憤慨,或積極地處理這些針對女人們而來的暴力痼疾與人身威脅。更諷刺的是,在科隆事件前,從未聽聞過如——歐洲反伊斯蘭愛國組織(PEGIDA)和保守右派政黨等團體——關心過女權議題,但眼下他們卻藉力使力,收割著「保護女性」的名號,藉機宣洩著對外來臉孔的各種偏見;另一方面,對難民採開放態度的德國左翼,除了抨擊針對難民的仇恨言論,卻也沒有將焦點拉回真正的問題、針對婦女暴力的根本癥結——性別不平權。

於是,在暴力事件中受侵害的女性,就這樣淪為政治訴求的籌碼;她們所受的痛苦,成了政壇政策辯論的方便、成了合理化種族歧視的藉口。

PEGIDA與反難民團體高舉抗議標語「Rapefugees」(強暴犯難民,滾開!...
PEGIDA與反難民團體高舉抗議標語「Rapefugees」(強暴犯難民,滾開!不歡迎),在科隆市區高調示威。下方的標語則寫著「和俄羅斯對話」,要求德國政府與他們眼中「務實強大」的俄羅斯一同合作,阻止「激進伊斯蘭」的入侵。 圖/路透社

「梅克爾必須滾!」右翼抗爭者在科隆火車前廣場,手持示威標語。標語上方的小字寫著「...
「梅克爾必須滾!」右翼抗爭者在科隆火車前廣場,手持示威標語。標語上方的小字寫著「百萬名伊斯蘭移民入侵-沒完沒了!」 圖/路透社

科隆集體性侵事件,意外拉抬了德國右翼反移民/反難民的政治立場。 圖/美聯社
科隆集體性侵事件,意外拉抬了德國右翼反移民/反難民的政治立場。 圖/美聯社

種族歧視與性別不平等的問題,長久以來就存在衝突與矛盾。舉例來說,美國南北戰爭時的黑人女性與男性,因為種族背景同受奴隸制度的侵害,而屬於同一陣線。然而,到了19世紀的女權運動,黑人女性與白人女性,卻嘗試以「女人」和「男人」的權力差異,來劃分人類族群,以「同性別」為誘因,拉攏黑人女性,並且企圖將黑人女性與黑人男性這一基於種族膚色的聯盟拆散。這樣的歷史過程,並沒有將黑人男性與白人男性變成不存在種族問題的同質族群、沒有將白人女性與黑人女性的社會地位平衡、更沒有將白人男性與白人女性間、黑人男性與黑人女性間的性別不平等消除;相反地,二元化的社會族群分類,已經被人與人之間,多元錯綜複雜的角色關係取代。

從面對社會壓迫的程度來分析,白人男性與有色人種男性,都被父權社會賦予了身為男性的特權,但是有色人種男性,卻必須面對身體膚色所帶來的社會壓迫;白人女性與有色人種女性,則同時得面對父權社會針對女性的控制與壓迫,但是白人女性仍享有身為白人的特權——有色人種女性,卻必須在除了對女性的壓迫之外,多承受社會對非白人的歧視;而白人女性相對於黑人男性,白人女性雖享有白人特權,卻仍在性別權力地位上,低於黑人男性。

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能略知,在全球大多社會都崇尚白人種族及父權的風氣下,當代社會分析及女性主義等,為何會將白人男性,視為社會特權與地位最高的族群。

不管是在歐美、中東、還是世界各地,性侵害與其它對於婦女的暴力案件從不曾止息。圖為...
不管是在歐美、中東、還是世界各地,性侵害與其它對於婦女的暴力案件從不曾止息。圖為印度的示威者,抗議社會對於女性性別暴力受害事件的緘默。 圖/歐新社

回頭檢視科隆火車站的性侵害案件,我們無法只用「種族歧視」或「性別暴力」的單一個角度來分析,因為這非但忽略了人類關係的多元與複雜,也無法解決兩者交錯所造成的社會衝突。而性侵案件所激起的民眾抗爭:這一頭,替婦女安全聲援的聲音很重要;那一端,努力不讓難民及移民,成為種族歧視受害者的聲音,也不容忽視。

反對難民與移民團體在這次事件中的盲點,是誤認為性侵害事件的發生,與種族和文化相關。事實上,在世界各個角落都存在著針對女人的暴力,女性們從未因為國籍或文化不同,就能遠離家暴、性侵、及性騷擾。

我們能夠觀察到,部分文化對於女人的暴力,非常地直接與公開,而其他文化則相對隱晦。例如:有些社會對於女人違反貞潔規範,處以公眾砸石酷刑,其他卻是在公共場所,以言語暗示性地誣衊與物化女人。這些手法的不同,實質上都是對女人的壓迫、歧視及暴力。較隱晦或暗示性的暴力,並不比直接對女性動粗來得高尚,在火車站前的性侵害,與校園裡層出不窮卻被禁止討論的約會強暴,沒有誰比較文明,誰比較野蠻。

另外,當警方及媒體都提供了嫌疑犯的國籍資料,其中包括德國、美國、伊朗、阿爾及利亞、敘利亞、塞爾維亞、及摩洛哥;然而,為什麼受到抗議者言論攻擊的,卻只是來自所謂「文化水準低落」的伊斯蘭或非洲國家的性犯罪者?為什麼德國與美國籍的嫌犯,沒有受到同樣程度的厭惡與譴責?

為什麼當去年10月,科隆市長——也就是在這次鋒頭上,被譴責無作為、被罵只會「檢討受害者」的雷克(Henriette Reker)——在選舉活動中,遭「反移民」的德國男性持刀砍殺頸部而重傷時,沒有人站出來抗議「德國男性是野蠻民族」?

在科隆性侵事件中,被砲轟為「無作為」、「變相加害者」的科隆市長雷克,他自己其實也...
在科隆性侵事件中,被砲轟為「無作為」、「變相加害者」的科隆市長雷克,他自己其實也是極端右翼的暴力受害者,在去年年底科隆市長選戰中,雷克在造勢活動上遭到一名男子以尖刀攻擊、直插頸部。這名據稱是新納粹團體成員的攻擊者,聲稱是反對雷克對難民的開放態度因而動手。 圖/路透社

若是要用顏色來分類人,白人、黃種人、黑人、棕皮膚與紅皮膚的人,不論是否處於一個法制進步的社會,都有會家暴、會性侵、會性騷擾女人的男人——也就是說,針對婦女的暴力,不是特定種族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毛病。這些抗議新移民的德國民眾,推託外來者是德國女性受到侵害的唯一致因,自認德國原先的社會,沒有針對婦女暴力的問題。此種推卸責任及假裝清高的態度,不止是五十步笑百步,更是特定保守白人族群的盲目與傲慢。

種族問題,不止影響了我們看待這次科隆火車站的事件中加害者的眼光,更讓我們看見,種族歧視,是如何地加重性別暴力受害者的傷害與挫折。這次的事件中,受害女性的膚色消失了。在一片討論與譴責加害者的聲音中,以及各大報導都以「德裔/德籍女性」(German Women)來描述受害女性之下,受害女性的聲音與面孔,有意無意地被模糊成單一形象。但是,「德籍/德裔」的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代表受害者全是白人嗎?還是其中也包含了其他種族的女性?在聽聞性侵事件的當下,我們是否已經預設了受害者必定是白皮膚的女人?因為她們是最高尚、最純潔的、最嬌弱的?

為什麼我們必須探討受害者的膚色?如同先前所說,就算同為女人,身體膚色的不同,代表著在同樣受到壓迫與暴力時,事發導因、所面對的社會對待、與未來的復原之路,是非常不同的。這些因為膚色所受到的差別待遇,由於已經過歷史長久的建構,不會因為我們戴上了色盲的鏡片,就自動消失不見。

當女權運動於19世紀崛起時,推行女性與男性平權的參與者,多為中產階級的白人女性,她們建立了「白人女性」為父權社會壓迫下「受害者」的形象。表面上她們反對奴隸制度,但實際上卻是出於「宗教憐憫」,以及害怕公民平權運動,會使得黑人男性的政治地位,高過白人女性。她們的動機,是一種變相的權力之爭,而不是真的為了追求種族間的平等。既然當時的主流女權運動,並不想消除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以鞏固自己的種族優越地位,她們也就不願意承認,黑人女性在面對性別壓迫的同時,更受苦於白人女性直接或間接參與建構的種族歧視。許多白人女權運動者,甚至是利用道德貶低的手法,拒絕當時也致力參與女權運動的黑人女性,加入抗爭陣營。Hooks, 1981)。

黑人女性在面對性別壓迫的同時,更受苦於白人女性直接或間接參與建構的種族歧視。 圖...
黑人女性在面對性別壓迫的同時,更受苦於白人女性直接或間接參與建構的種族歧視。 圖/維基共享

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中產階級白人女權運動,成功地延續了社會對於有色女性(women of color)的刻板印象,如:黑人女性多淫蕩,道德淪喪;也成功地建立起白人女性為「真正的」受害者的形象;別種膚色的女人受害,都是因為她們道德淪喪、自作自受,或者是經過道德驗證,符合標準的「特例」。

1989年,紐約一名白人女性在中央公園慢跑時,遭到一名黑人男性強暴。事發時,各大媒體爭相報導,政治人物與名人(包括如今紅到發黑的川普)都公開譴責,可說是當時最轟動、最受到矚目的新聞;但許多在性別平權運動中活躍的黑人女性主義者,卻嚴厲批判紐約社會,對於暴力受害者的雙重標準:當許多黑人女性同時也因為暴力而受害,媒體與社會卻沒有給予同樣的關注,政府也沒有投注同樣的精力與資源,來嚴厲處理發生在黑人女性身上的暴力,彷彿黑人女性所受的痛苦,不比白人女性來得值得同理。更嚴重的是,許多有色女性在通報強暴案件時,因為膚色及刻板印象,被質疑是否為遵守「婦德」的人。

德國中學生圖克琪.阿拜拉克(Tuğçe Albayrak)的故事則是另一種矛盾:2014年11月,13歲的圖克琪因為替其他女孩受到男性挑釁抱不平,在與一群男性爭論的過程中,被歐致死。圖克琪是德國籍,但是報導中卻都以「土耳其裔女人/學生」來描述她。同樣是德國籍,又為什麼媒體的用詞存在差異?雖說特別用「土耳其裔」描述圖克琪,可能有提醒讀者,暴力同樣發生在非白人女性身上的作用,但也可能被解讀成,有色女性遇害時,時常被視為「特例」。然而,不難看出的是,當大眾閱讀到「德籍/德裔」時,輕易預設白人女性為受害者的立場。

遭到暴力襲擊圖克琪因腦部受創而不治。襲擊圖克琪的兇手是出生於塞爾維亞的年輕移民,...
遭到暴力襲擊圖克琪因腦部受創而不治。襲擊圖克琪的兇手是出生於塞爾維亞的年輕移民,也因此這樁性別暴力也多被形容成「移民」之間的治安衝突,而但模糊掉其性別爆力的本質。 圖/美聯社

種族歧視的現象,深深地影響有色人種的性別暴力受害者,她們的行為與聲音被質疑,她們的痛苦被其餘的白膚色女性遮蓋。科隆市作為德國文化種族最多元的大城之一,當日參加跨年慶祝的受害者,不可能只有德國籍的白人女性,這之中必定包括了不同種族與國籍的女性。假若受害女性之中,除了白人女性,也包括了德國最大宗的少數種族——土耳其裔,以及拜訪德國的外來旅客,反難民、反伊斯蘭的保守團體,會回應說他們只保護德國的白人女性,別的人種、來自別的國家的女性,就算在德國的領土上或社區裡受到暴力對待,也不是他們的事嗎?我想,他們是忘記了,他們所反對的難民之中及伊斯蘭文化下的女性,也是性別暴力的受害者,而她們的加害者,也包括了德國的白人男性。

科隆的火車站事件,世界看到了;但是大部分的人,卻看不見針對女性暴力的根本原因,亦不見將此現象,怪罪於特定族群的荒謬邏輯。

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是人類社會和諧最大的障礙之二,若我們不去承認種族歧視與性別暴力的存在、不去正視它們,就只能逐漸被它們吞食,以致不再擁有所謂人類平等共享的人性與尊嚴。唯有當我們有膽量承認,針對婦女的暴力並不是某一文化、某一群體特定的問題,我們才能阻止性別暴力淪為合理化種族歧視的工具;唯有當我們以批判自省的態度,來檢視各種文化中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我們才能消除以文化風俗作為藉口來施行的性別壓迫與暴力。

平權團體在科隆大教堂前的示威,除了反對性別歧視外,反種族歧視亦是她們對大重的呼籲...
平權團體在科隆大教堂前的示威,除了反對性別歧視外,反種族歧視亦是她們對大重的呼籲訴求。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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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心怡

政大社會系畢,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碩士,目前於德國婓特列亞歷山德大學攻讀人權碩士。從大學開始投心於社會工作諮商與社區推展,曾任紐約亞裔婦女中心諮商社工與社區外展專員,以及參與柏林國際特赦組織志工團體。她專注於性別運動與致力於消除針對性別的暴力及不公義,透過社區教育和草根組織運動,提升社會意識與增權社區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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