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軍國：跛腳的反安保抗爭

2015/12/15 蔡亦竹

今年年中日本《安保法》的改正爭議，引發大規模的街頭抗爭，但風頭過後，群眾反對的聲... — 今年年中日本《安保法》的改正爭議，引發大規模的街頭抗爭，但風頭過後，群眾反對的聲音卻煙消雲散，未能有感地延續動能。圖／路透社

最近日本的安保法改正，引發了大規模的街頭抗爭，雖然人數看起來很多，但如果就實際效應來看的話，不得不說是另一場春夢了無痕的抗爭嘉年華。

這麼說的理由，是因為如果對比於60年代第一次安保鬥爭拉下當時的岸信介首相，而70年代的第二次安保鬥爭雖然最後落得自民黨大勝的結果，但也算是1968年把東京大學逼到中止次年度招生的東大鬥爭等學生運動的最後集結，相較起來，這次的反安保鬥爭，似乎有那麼一點欲振乏力之感。

用政治的角度來探討日本群眾運動並不新穎，已有許多相關文獻將這次的安保抗爭，與60、70年代的那兩場抗爭拿來作比較，所以我們來用一些不一樣的視角——「日比谷燒打事件」——來觀察看看。

之前提過，不管好或是壞，日俄戰爭其實是大日本帝國的真正起點。這場號稱是日本明治時代唯一、也是最後國家目標的戰爭，日本靠著堅強的意志和極端的現實主義，戰勝了俄羅斯這個當時國家預算是自己八倍的世界最大陸軍國家。相對於因為戰費已經一貧如洗的日本，俄羅斯卻是擁有隨時再次調派陸軍前往極東戰場的實力，但由於帝政末期的俄羅斯國內情勢不穩，日本因而得到了拜託美國從中調停的空間。於是在樸資茅斯和談會議簽訂的協議中，日本保留了「戰勝國」的顏面，得到了南樺太（庫頁島），並從此免除了從江戶末期以來俄羅斯南下佔領朝鮮後直逼日本的恐懼。不過國內覺得日本國威大振的民眾們，甚至是知識分子，都希望能夠依照當時國際慣例從俄羅斯那拿到鉅額賠款，以補償年預算2.5億日元（約今天日幣2.5兆）的日本國因為日俄戰爭而花費掉的二十億元戰費。

但最終日本得到0元的賠償。

1905年9月5日於日比谷公園舉行的抗議大會更發展成了暴動，讓政府在第二天下達戒... — 1905年9月5日於日比谷公園舉行的抗議大會更發展成了暴動，讓政府在第二天下達戒嚴令。這場延燒長達三個多月、造成17人死亡、500多人受傷。圖／維基共享

消息傳來，舉國譁然。戰爭期間日本政府為了鼓舞國民士氣，一直隱藏國力已經幾乎見底的殘酷事實，當俄羅斯悍然拒絕日本的賠款要求，甚至表示隨時可以繼續重啟戰爭時，談判代表小村壽太郎只好接受這個恥辱性的結果。不過當時早就被洗成聖戰模式的國民不但和媒體輿論一同要求「繼續戰爭」，1905年9月5日於日比谷公園舉行的抗議大會更發展成了暴動，讓政府在第二天下達戒嚴令。這場延燒長達三個多月、造成17人死亡、500多人受傷，許多官舍、警局和報社被暴民燒毀的紛爭，就是著名的「日比谷燒打事件」。

當然，這個事件沒有改變日俄間的大局，但卻也造成了桂太郎太閣於次年一月總辭。而這個事件，也可說是美日關係惡化的遠端起因。

日本歷史上發生過多次的「一揆」（民眾反亂）和「打壞」（因為飢饉而攻擊富商、米商的暴動），所以，日本從不缺乏所謂的群眾運動。但是作為一個島國，明治時代之前的群眾運動從來都是下對上、貧對富、農對士或商的單純構圖。然而在江戶幕府藩制瓦解之後，「日本國民」的概念隨著明治政府成立而出現，規模龐大的群眾運動要在日本形成，就必須內包著民族主義這個要素。日比谷燒打事件如此，往後兩次的安保條約也是如此。

規模龐大的群眾運動要在日本形成，就必須內包著民族主義這個要素。日比谷燒打事件如此... — 規模龐大的群眾運動要在日本形成，就必須內包著民族主義這個要素。日比谷燒打事件如此，往後兩次的安保條約也是如此。（圖：1960年安保鬥爭）圖／維基共享

▎左右聯手，抗拒美國附屬國待遇

如果一個國家滅亡的條件是「戰敗」跟「更改國號」的話，那麼日本的確在二戰之後正式亡國了。戰滅後的日本，經過了約七年的被佔領期後，國家的根本大法從「大日本帝國憲法」變成了「日本國憲法」。雖然形式上大日本帝國憲法在1947年經過了第73條的規定而改正成日本國憲法，但是由於戰前憲法的基礎為天皇主權，而戰後的日本國憲法則將主權主體由天皇改成了人民，況且雖然是在天皇的御勅之下進行的憲法改正，但是當時日本屬於被盟軍佔領的狀態，GHQ（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意志強烈地反應在憲法內容和訂定的過程中。

就日本極右翼分子的角度來看，這部在沒有半個日本憲法專門學者參與下所訂定的憲法，根本就是「美國強塞給日本的偽憲法」。

兩次的安保抗爭主要訴求除了對主導安保條約亦曾參與過侵略戰爭的岸信介等政府領導者表示不滿、以及與美軍建立攻守同盟可能導致的戰爭危險之外，另一個重點就是抗議安保同盟中，日本唯美國是從而喪失主體性的民族情感——就算當時左派是一群歌頌「我的祖國蘇聯」的親共產國際主義者。對左派而言，日本雖然接受了美國「訂給」日本的和平憲法，但成立自衛隊這種幾近詭辯的軍事組織，又因為美國的世界政策而必須被迫訂定攻守同盟，除了政治理念的相斥外，更有無法接受這種附屬國待遇的民族情感存在。

陸上自衛隊跟戰前的帝國陸軍相比幾乎是個完全異質的團體，但海上自衛隊卻在美國的戰略... — 陸上自衛隊跟戰前的帝國陸軍相比幾乎是個完全異質的團體，但海上自衛隊卻在美國的戰略需要下保持了戰前精強的體質，連海自旗都是沿用戰前的旭日旗。圖／路透社

但是有趣的是，雖然右翼分子因為前述理由將這部憲法視為無效憲法，但終戰初期政治光譜偏右、歷任多次首相的吉田茂卻利用了日本國憲法的第九條不戰和平條款，和當時的左派社會黨聯手對抗了美國因為朝鮮戰爭爆發，而對日本作出修憲重新建軍的要求，最終妥協的結果就是今天日本憲法萬年爭端的自衛隊。而也因為這種美國的亞洲軍事需求，讓陸上自衛隊跟戰前的帝國陸軍相比幾乎是個完全異質的團體，但海上自衛隊卻在美國的戰略需要下保持了戰前精強的體質，連海自旗都是沿用戰前的旭日旗，而在海自的母港橫須賀仍然樹立著戰前日本海海戰英雄東鄉平八郎的銅像，並沿用明治時代的海軍代表「軍艦進行曲」。最值得一提的，是自衛隊為了強調自衛隊並非軍隊而將軍官改稱「自衛官」，但只有海軍卻仍保持了戰前的「士官」（日文的軍官之意）稱呼傳統。這就是屢次造成日本和平憲法爭議的自衛隊耐人尋味之處。

大日本帝國產生於對於列強侵略的恐懼，結束於因固守國家利益而作為「東洋代表」與「鬼畜美英」的西方決戰。而後兩次的安保抗爭，也與美國這個曾為過去敵國的今日盟友間的情仇糾纏脫不了關係。說穿了，今天自衛隊合憲與否的問題，其實很大原因也必須歸於美國亞洲政策的轉變。安倍政權的安保法案改正，有許多人視為是為了合憲而將自衛隊國軍化的第一步、甚至是重新制憲的第一步。

安倍政權的安保法案改正，有許多人視為是為了合憲而將自衛隊國軍化的第一步、甚至是重... — 安倍政權的安保法案改正，有許多人視為是為了合憲而將自衛隊國軍化的第一步、甚至是重新制憲的第一步。圖／路透社

▎消失的民族主義，缺一角的群眾運動

當然在戰後的和平教育下，反對和抗拒的聲浪絕對不小，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的包括學生團體SEALDs所主導的大型示威的出現，以及安倍政權支持率急落一段時間。不過和過去的安保抗爭不同，這次安保法案改正發議的背後，除了上述的歷史矛盾以外，很大原因是出自對於中國新霸權崛起的反應與恐懼；也就是說，同樣是針對安保議題的群眾運動，民族主義這次卻站在執政者這一邊。與先前反安保抗爭的差別在於，這次的反對派除了和平普世價值和守護憲法第九條的護憲主義外，少了民族主義式的攻擊材料和大義名分。反安保法案的抗議者最多只是稱安倍為「破壞和平的蠢蛋」，反到是極端右派主義者才會辱罵安倍是「美國的番犬」。

敗戰後日本在民主主義的教育薰陶下，或許曾經對於發動戰爭作了深刻的反省，但是，日本仍然還是日本，民族主義，從來不曾脫離這個國家的遺傳基因。於是同樣是安保抗爭，失去了民族主義基因的群眾運動在釋放了戰後數十年培養的和平教育能量之後，依然抵擋不了安倍政權支持率的回升，反安保活動本身則漸漸式微。

終戰七十年後，明治時代以來就烙印在日本人深層心意的民族主義，會把二十一世紀的這個國家帶往什麼方向，跟同為亞洲人的我們其實息息相關、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