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尼亞:搭便車的路上,邂逅逃亡總統一名
羅馬尼亞人是搭便車的民族。
像某種過了適當年紀、卻仍然被保留著的身體記憶,搭便車是羅馬尼亞人承襲自共產時代的習慣。從前交通工具匱乏,等不到(或沒資格獲得)汽車配給的羅馬尼亞人,只好在路邊攬車共乘。
在貨幣不流行的共產時代,搭便車究竟是不是免費的我不知道;但今日擁抱市場經濟的羅馬尼亞人有便車公定價,一百公里要價四十台幣。他們漸漸習慣了市場那雙「看不見的雙手」,卻還不太熟悉我們高高舉起的大拇指——那是外國人才有的手勢或暗號。
羅馬尼亞人攔便車時,會將手心向下擺動,像在拍一顆看不見的籃球。但我們突兀的東方面孔,本來就已經標明了我們外國人的身份;使不使用「在地化」的攔車手勢,早已無關緊要。
因為搭便車的人多,所以也有一些約定俗成的便車倫理必須遵守:例如比較晚來的人,必須依照順序站在先到者的「下游處」。有趣的是,我們的外國人身份,有時在猛烈的競爭中,反而能幫助我們脫穎而出:好幾次,卡車略過站在我們「上游」的大嬸們,徑直在我們面前停車,只是因為對外國人(或者東方人)感到好奇。此外,司機知道我們是年輕的外國背包客,往往也不會和我們索要車資。
於是你可以這樣想像:羅馬尼亞人搭便車,就像台灣人出門就跨上摩托車一樣,是一種再尋常不過的交通方式。每個城市往郊外的路口,總有一些眾人皆知的攔車熱點,彷彿那裏有個只有當地人看得到的「隱形站牌」──有時是個加油站的出口,有時則是T霸廣告招牌的下方。我們如果站錯地方了,好心人還會請我們上車,載我們到那些「正確」的路口繼續等便車。
搭便車已經是羅馬尼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如果真有人編纂「羅馬尼亞便車史」這種書的話,似乎也不會太令人意外;而這本便車史中最荒謬、最戲劇性、而帶點諷刺寓言意味的一頁,恐怕會是1989年羅馬尼亞共產政權垮台時,當時被逐離權位的獨裁者希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嘗試搭乘直升機逃離首都不成,竟也是一路攔便車繼續他的逃亡之旅。
希奧塞古出身自一個農村家庭,來到城市後就活躍於左翼運動之中。二戰結束、蘇聯掌控羅馬尼亞後,希奧塞古進入政治體制,並且一步步攀上權力位階的頂峰,直到完全獨攬黨內與政府的大權,成為羅馬尼亞史上最有名的獨裁者。
跟其他許多共產國家元首比起來,希奧塞古可能是跟西方陣營關係較好的其中一個。他曾在許多國際風波中變換立場,挑戰蘇聯老大哥的指揮。1968年,希奧塞古公開譴責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西方國家見狀,以為希奧塞古是蘇聯陣營裏一個鬆動的旗子,紛紛主動出面提供貸款,供羅馬尼亞發展經濟,卻也因此讓羅馬尼亞欠下了一屁股的外債。
面對外債,希奧塞古並沒有翻臉不認賬。他決心對國內實施嚴厲的配給限縮,好將大部份的生產成果出口償還外債。這個在國際上負責任的政策,卻讓八〇年代羅馬尼亞人的生活水準遽然下滑:限電成為家常便飯,連嚴寒的冬日裏都不見得有暖氣供應。
於是,當羅馬尼亞好不容易在1989年成功清償外債,人民對於勒緊褲帶的生活也終於忍無可忍。當年年底,羅馬尼亞人民累積許久的不滿,遇上東歐共產政權一個個垮台的國際連鎖效應,在許多城市引發了群眾運動。
這些運動被鎮壓後,為了營造希奧塞古仍未喪失民心的假象,他的幕僚花了不少心力動員工人,將他們集結在首都的廣場上,聆聽希奧塞古的演說,並透過電視轉播對全國放送。出乎意料的是,早已思變的群眾開始在廣場上鼓譟,對演說報以噓聲。突然間,廣場上開始出現槍聲;變調的政治演說,旋即陷入一場混亂。而所有這些,都被電視播送到全國每一個瞠目結舌的觀眾眼前。
羅馬尼亞人知道,共產東歐潰倒的骨牌,終於撞向羅馬尼亞了。
首都陷入動亂之後,武裝暴力隨處可見;信心滿滿的希奧塞古,以為局勢仍在他的掌控之中,錯失了趁夜逃離的時機。隔天一早他天真地試圖在廣場上再次發表演說,這才發現大勢已去,連忙在隨扈的幫忙下逃往露台,在衝進大樓裡的群眾逮住他前,千鈞一髮地搭上直升機。
駕駛直升機的軍官試圖替驚嚇過度的希奧塞古討救兵,卻只得到上級指揮官的冷漠回應,要他們自求多福。軍官知道,再和希奧塞古繼續站在同一陣線,只會對他不利,於是開始搖擺機身、假裝閃躲砲彈,經歷過半世紀政爭亂流的獨裁者此時也無力招架,嚇得要求迫降。
希奧塞古在人煙稀少的郊外回到地面,開始站在路邊攔起便車。最初讓他上車的有醫生、有林務局的小官員,卻都一一謊稱引擎出了問題,將這位已經不足為懼的獨裁者請下車。希奧塞古最後被一個便車司機說服(或者誘騙)躲進學校裏;才剛進門,便被校方反鎖在屋內。無計可施的希奧塞古不久後被捕,並在草草審判之後,立刻被處決,成為東歐一連串革命之中,唯一一個喪命的共產政權元首。
所以,羅馬尼亞教會我們,關於搭便車,你可以有無數種動機:通勤、旅行、探親、甚至求生⋯那是庶民因應交通工具匱乏的發明,他們不得不這麼做;那還可以是獨裁者在被推翻後的困獸之鬥,他終身鼓吹無產階級專政,最後卻得將自己的命運讓渡給公路上的「有車階級」決定。
但對預算不足、渴求精彩的我們而言,搭便車就只是一種癮頭、一種無意識的堅持,在疲憊與刺激中冷熱交替,最終麻痺成為儀式。我們把自己放置在如此權力不對等的情境之中,讓自己在旅途上的移動,幾乎完全丟失主動(有時候連目的地都無法自己決定),像人們在儀式中重複熟練舉止、忘卻意義,藉此把自己完全交給天命。
更重要的是,搭便車旅行的我們幾乎身無分文,卻仍感到無限自由。旅行不但不受拮据的預算限制、也沒有太多可以失去的東西,偶爾還會遇上有趣的旅行故事供我們緬懷說嘴。這種缺乏經濟自由,卻又在精神上感到無比解放、不受物質與現實牽絆的情境,正好也是許多成年人回望年輕的自己時,經常懷念的「自由」。
回看冷戰時期羅馬尼亞的處境,「搭便車」或許也是個有趣的類比。國際爭霸的主流敘事與競爭規則,缺乏政治資本與話語權的羅馬尼亞無力決定,只能在國際角力的一來一往之間「搭上便車」,找到槓桿的施力點,造就了羅馬尼亞在社會主義與西方陣營之間斡旋的「搖擺政治學」。
由此,我們或許也可以這麼說:羅馬尼亞在冷戰時期大敘事中缺乏自主性的事實,卻也成為它在國際權力之中運作時,少數的自主性來源之一。
搭便車,讓我學會很多事。我學會在單調的移動過程中找到浪漫,也逐漸學會相信人性,相信人性可以帶領人類找到更好的方向。但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那些塵土飛揚的公路邊,我也許還見習了羅馬尼亞(以及其他蕞爾小國)的立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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