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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問題、歐洲極右主義與改革契機

2015/09/30 The Glocal

今年六月,法國極右派人士在希臘與法國的邊境,舉布條抗議移民。圖/歐新社
今年六月,法國極右派人士在希臘與法國的邊境,舉布條抗議移民。圖/歐新社

文/陳偉信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

早在八月中旬,德國總理梅克爾接受訪問時就提到,歐洲移民及難民問題的影響,比希臘債務問題更深遠;共同庇護政策(Common Asylum Policy)將成為歐洲統合的下一塊拼圖。

言尤在耳,不斷由中東及北非湧入的難民,正挑戰歐盟核心價值。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án)指難民問題是「德國問題」而非歐洲問題,並在與塞爾維亞接壤的邊境加設圍欄路障;日前更出動催淚瓦斯,驅散企圖入境人士。繼丹麥早前封鎖來往德國的公路,取消火車班次後,德國內政部長 Thomas de Maiziere 也宣布在德奧邊境增設檢察程序。兩國的緊急措施,均挑戰《申根公約》及歐洲共同市場強調的人員自由流動。

在歐盟會員國難民政策趨於強硬的同時,歐洲排外的右翼聲音也愈演愈烈。

英國首相卡麥隆在工黨新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當選後不是祝福對手,而是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指控,工黨正式成為「對英國國家安全、經濟安全,以及家庭安全的威脅」。柯賓反對以軍事手段介入敘利亞問題,也要求各歐洲成員國,接受來自敘利亞及其他受影響地區的難民;而卡麥隆的發言,足見其認為自己的右翼姿態,能鞏固其政府的支持度。

單是今年前六個月,德國境內已有近兩百宗針對新移民的攻擊事件發生,更被一些學者傳媒工作者視為,新一波歐洲極右思潮,借敘利亞難民問題萌芽的跡象。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畢竟近年歐洲極右政團崛起之快,在歐洲議會及各國選舉百花齊放,甚至能首次走進建制,成為執政聯盟一員分享權力。

事實上,歐洲七十年來並未走出二次大戰陰霾。歐洲社會及知識份子普遍有「恐右症」,害怕納粹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會死灰復燃。

▎被高估的新歐洲極右主義?

不過,當我們從敘利亞難民問題討論歐洲極右主義興起時,不應過份放大它們的破壞力。歐洲極右主義被高估的原因之一,與衡量其聲勢的指標有關。一般而言,判讀特定意識型態的消長,我們會觀察定期民意調查的支持度變化,以及在大小選舉不同政黨得到的選票及議席變化。

從這兩項指標出發,歐洲極右崛起似乎是一個客觀事實︰瑞士人民黨自1999年起,成為瑞士第一大黨。2003年創立的匈牙利民族主義政團尤比克(Jobbik)在十年後的國會大選,獲得多於五分之一的支持,成為國內第三大黨。英國獨立黨(UKIP)在剛過去的英國下議院選舉表現可人,雖在單議席單票制下僅得一席,但得票數為全國第三。而根據瑞典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右翼民主黨的支持度,首次領先中間偏左的瑞典社會民主黨;一旦選舉,瑞典將與芬蘭及挪威一樣出現「右轉」的政治格局。

然而,不少歐洲國家在制度上,對極端主義的政治影響有一定限制。例如德國聯邦議院選舉會,要求政黨須要有百分之五的全國得票,或多於三個地區議席,才可進入議事堂。法國的兩輪投票制,讓在2002年總統選舉成功突圍的前國民陣線黨魁雷朋(Jean-Marie Le Pen),最終仍因法國左右大團結的氣氛,在第二輪投票被席哈克以八成多的選票擊敗。而挪威的進步黨、芬蘭的芬蘭人黨,雖皆成功擠身執政聯盟,但都在實際政策做出若干妥協,使他們不完全符合激進右翼政團的標準。

另一方面,不少分析均忽視了歐洲選舉實務與選民投票心理,過度放大歐洲極右組織在歐洲議會的成功。已有研究指出,歐洲議會選舉是依附於國家大選的「次級選舉」;選民的決定,往往不是基於對歐洲政治的了解,而是基於國內政治情況及批判。選民多視歐洲議會選舉為執政黨的中期檢討,而往往傾向支持在野小黨以求反應意見。雖然選民的投票意向,多接近他們在國內政治的立場,但他們往往收到片面資訊,錯誤地將社會問題歸咎於歐盟。

當歐盟近年面對經濟不景氣,民眾普遍不信任執政黨時,歐洲議會內的激進政黨得票較多,可以理解。但總體而言,疑歐派在過去幾次歐洲議會選舉的支持度,並沒有明顯增加。2014年的選舉結果是一個特例還是轉變之鑰,實有待觀察。

雷朋帶領法國民族陣線黨於去(2014)年,與荷蘭自由黨、奧地利自由黨、比利時弗拉...
雷朋帶領法國民族陣線黨於去(2014)年,與荷蘭自由黨、奧地利自由黨、比利時弗拉芒利益黨等多個歐洲極右黨派結盟,在歐洲議會成立「歐洲民族與自由」(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s)黨團。圖/歐新社

▎戰前 vs 戰後的歐洲極右

更重要的是,戰前與戰後的歐洲極右思潮,即使同為「反移民/反外來人口」,其表達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戰前歐洲極右思潮,主要為法西斯主義及其變調的納粹主義,其主張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仇外主義、反民主,並支持高度集權的威權(甚至極權)政體。因此,納粹強調日耳曼純種主義,並將他們認為的劣等民族猶太人,消除於德國社會。

研究政治話語及移民問題的權威Ruth Wodak分析指:英國及希臘極右政團認為,穆斯林移民會影響歐洲作為基督教/東正教主導的社會文化;德國右翼政客曾將德國近年面對的問題,歸因於早年土耳其移民及其後代欠缺「競爭力」;丹麥右翼則強調伊斯蘭教徒與恐怖主義的關係,因此放寬難民資格無異引火自焚。

然而為人忽略的是,戰前極右主義背後有「帝國主義」框架,與今天歐洲國家上的「歐盟框架」大有不同。戰前歐洲國家普遍視自己為一線帝國,帶著白人沙文主義的擴張心態,認為歐洲人有「義務」去教化及拯救世界。因此當極右主義在戰前歐洲蔓延,在帝國主義的薰陶下,自然是一場場戰爭。如希特勒政權提出「生存空間論」,強調日耳曼民族應有的生存空間,是透過帝國擴張來維持,並以極端手法對付本地社會的外來移民。

相對而言,戰後歐洲一大共識,是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這亦是歐盟建立的目的。因此,任何形式的帝國擴張及極端手法,均難以被社會接納。以敘利亞難民及移民問題為例,大部份極端右翼訴求,是將移民送回原居地,而非趕盡殺絕。相對於戰前右翼提倡的擴張政策,當下歐洲右翼的訴求,是維持國家作為決定人員及資本流動的主體,確保國家文化及主體性可以延續。

儘管歐洲人明顯地對外來文化(特別是伊斯蘭教)衝擊有著一定抗拒,但這些右翼政團最核心的訴求,其實是扭轉「歐盟」這個超國家組織對主權國家的影響,以維持各民族對國家主權、政府政策及政經的主導權。

德國一處難民緊急庇護中心的牆上,被極右排外人士圖上納粹黨徽。圖/歐新社
德國一處難民緊急庇護中心的牆上,被極右排外人士圖上納粹黨徽。圖/歐新社

▎自由流動 vs 國家社會契約

歐洲激進右翼難以接受歐盟這個超國家組織,因為他們認為,歐盟無法解決自由流動對本土價值文化的衝擊。對他們而言,此衝擊將挑戰國家及民族構成的「社會契約」。

以反伊斯蘭教情緒高漲的法國為例;法國的社會契約建基於「大熔爐」式的民族融合政策,以「共和普遍主義」為公共政策基礎,強調一視同仁的「公民」概念。法國右翼認為,伊斯蘭移民難以融入法式生活及文化;其對伊斯蘭教教義的尊崇,與法國世俗化的公共政策相悖,因而將挑戰法國社會契約的核心。

按照早前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ker)提出的難民收容配額推算,法國每年需接收兩成抵歐難民,極右組織及政團自然難以接受。特別是歐盟作為超國家組織,面對著「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問題,成員國的國民,根本不認同歐盟可代表他們裁決配額,反彈自然更大。

問題的根本,是歐盟的自由流動政策,與歐洲國家社會契約的牴觸。契約本質是排他的,只有締約方才應受到契約的保障。有別於Joseph H. Carens提出人員自由流動是天賦人權的概念,Jorge M. Valedez認為,集體制度是人類得以生存的主要因素。而要維持集體制度的穩定、制度內成員及自由及權利,某程度的劃界、對「公民」下定義、規範制度成員的權利及義務是無可厚非。

縱觀歐盟整合至今60多年歷史,歐盟至今仍未與歐洲公民訂好屬於歐洲的社會契約。政策上,也沒有確立歐洲人在歐洲的全面權利(如政治權、經濟權及社會福利權),令歐洲人仍要以「成員國國民」的身份獲得這些權利。因而,歐人對國家社會契約的認同程度,較對歐洲為高。

回望歷史,歐洲極右思潮的崛起,是在歐盟面對經濟不景債務纏身時出現,當時針對的是來自東歐落後國家的經濟移民。今天的伊斯蘭移民問題不過是壓倒駱駝的一根蘆葦,是延伸而非因由。

▎重塑歐洲社會契約

因此,要解決歐洲極右主義崛起,消除歐人對於伊斯蘭及東歐移民的偏見,關鍵是重塑歐盟與歐洲人的社會契約,提升其對歐洲價值的認同──這是漫長的工作。對歐洲成員國右翼政治菁英而言,當國民認同歐洲身份之時,也正是他們這些國家政治菁英失去光環之時,國家主權亦變得可有可無。

研究歐洲身份認同的 Sylvia Kritzinger 指出,當下歐洲人對歐盟的身份認同,主要建基於歐盟制度的效率及利益,因此重塑社會契約的進路亦應由此出發。

事實上,不少歐洲報章的評論,均視默克爾的「豪言」背後有陰謀︰一方面,其希望透過難民甄別,找到合適德國未來發展的精英,以解決德國未來人口老化問題。另一方面,則透過不設限制的難民湧入,逼使歐洲各國選擇:到底要放棄《申根公約》以求邊境穩定,還是接受自由流動,同時建立一個共同庇護體系。如果選擇後者,也意味著歐洲將在「司法及內政」領域,慢慢走向超國家體制。

眾所周知,不少東歐甚至西歐國家均仰賴德國的經濟實力及投資;在兩害取其輕下,或許會接受現實,為歐洲整合添上新的章節。我們可以認為這種「以經濟利益強迫國家妥協」的手法不道德,但不失為一個重建歐洲契約、改革歐盟現存問題的方法。

▎結語:歐洲統合的挑戰與回應

目前歐洲極右主義崛起,正衝擊歐盟體制的穩定及核心價值,但假如歐盟能積極回應,並善用這場有關歐洲路向的大辯論,歐洲統合將可提升至另一個層次。

回顧過往,歐洲統合之路從非坦途。例如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引起了所謂的「歐洲硬化症」──也就是會員國的經濟困境,令民眾開始質疑歐洲共同體的政治經濟貢獻,由支持歐洲統合轉為反對,也導致歐洲共同體停滯不前。這個困境,最終卻導致1985年《單一歐洲法案》的出現,建立有關共同市場及貨幣聯盟等制度雛型。又例如,2009年起爆發的歐債問題,讓歐盟正視其欠缺如美國聯準會的金融制度的問題,也在2012年催生「歐洲穩定機制」。簡言之,歐洲統合及制度建立的軌跡,可被歸納為在史學家湯因比「挑戰與回應」的框架。

當下的歐洲極端主義思潮,正是回應「歐洲共同市場」這個三十年前訂下的政經框架,造成的問題。新的移民危機,或許也將成為歐盟內政改革契機。假如歐盟能克服極右政治阻力,透過這次危機重整備受忽視的社會權利,其將向政治聯盟的整合深化走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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