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金錢淹沒的孩子：當「富裕」成為一種沒人通報的疏忽

2016年，英國地方政府機構倫敦市法團（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委託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的社工系教授克勞蒂亞．伯納德（Claudia Bernard），進行一項兒少議題研究。克勞蒂亞教授的團隊訪談了英格蘭12個地方行政區、共30位兒少保護工作者，目的是想搞清楚一件事：當社工在介入有錢的家庭時，到底會碰上什麼麻煩？

富裕型疏忽：一個沒人說出口的現象

經過三年的訪談分析後，克勞蒂亞團隊研究發現，這些被社工「盯上」的富裕家庭，家中孩子們吃、住和就讀的學校皆為頂級，但也正因為表面看來不缺乏物質資源，許多富裕家庭裡最常見的「情感疏忽照顧」問題容易被忽視，且幾乎難以舉證。更麻煩的是，這些富裕家庭的父母甚至會動用自身人脈和財力，來對付政府的兒少保護系統。有的家長會擋下社工的調查，並放話要提告社工；有的家長則是乾脆越過社工，直接打電話給社福主管機關高層抱怨，或找議員關說。

隨著富裕家庭孩童的情感疏忽照顧問題逐漸受到關注，社工圈和學界給這個現象起了一個名字：富裕型疏忽（affluent neglect）。富裕型疏忽指的不是孩子餓到、凍著，恰恰相反的是，富裕型疏忽一點都不像我們印象中的物質缺乏和「疏忽」，它跟吃不飽穿不暖無關，而是指情感上的忽視、父母的缺席與疏離。

在富裕型疏忽環境下成長的孩童，表現上穿得體面、吃得好、有人照看，可是內在卻正在經歷一種沒人通報、甚至沒人看得出來的匱乏，並可能因此留下造成長期身心後遺症的童年逆境經驗（ACEs）。

「請來的幫手」反而是煙霧彈：難以被發現的缺席型父母

富裕型疏忽的發生，經常源自雙親處在高度競爭的職場環境中，在缺乏時間心力照顧孩子的情況下，選擇把孩子交給保母和名校，父母自己則忙於在機艙和會議室之間飛來飛去。

而富裕型疏忽最弔詭的一點，就是它幾乎是隱形的。

在克勞蒂亞教授的調查中，點出了富裕型疏忽之所以近乎隱形的關鍵：有錢父母的缺席，常被「請來的幫手」所遮掩。由於富裕的家庭有能力雇用私人保母、家教，安排私校、私人醫療等，看起來有許多人力把父母的位置補上了，但其實只是把家庭的情感空缺包裝得更漂亮，甚至，有時連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都難以察覺。

此外，許多社工領域的研究也發現，部分富裕家庭其實藏著外人想不到的問題，諸如家暴、藥酒癮、父母自身之精神疾患等相關困擾。然而，這些問題都被金錢和隱私保護牢牢蓋住，往往要等到父母激烈鬧離婚、得繳交監護評估報告時，才不小心曝光。換句話說，有錢不是處理「疏忽照顧」問題的解藥，反而是掩蓋它的最好保護色。

富裕家庭孩子的心理困境

如果克勞蒂亞團隊的調查揭露的是「兒少保護系統為何不易察覺富裕型疏忽」，那麼心理學家蘇尼亞．盧瑟（Suniya Luthar）的研究，則是在探討「富裕家庭的孩子心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盧瑟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並花了二十多年研究一群長期被學界忽略的群體：有錢人家的小孩。盧瑟的研究發現相當違反我們的直覺，即上層階級的孩子有物質濫用、焦慮、憂鬱等情況的比例其實偏高。這個現象背後有兩股力量在拉扯，一股是龐大的成就壓力，另一股則是與父母的疏離——不管是真的見不到面，還是見到了也親近不起來。

盧瑟的研究直接戳破了「有錢小孩 vs.窮小孩」這組刻板印象。社會上大家普遍習慣把富家青少年想成「沒什麼風險」，並把貧窮人家的小孩想成「高風險」群體。但盧瑟比較相關研究後發現，其實這兩群孩子的適應問題，相似之處比不同之處還多。也就是說，被冷落的有錢小孩，跟那些打三份工而獨自長大的窮小孩，心裡的傷，可能是同一類。

此外，盧瑟還發現，部分有錢父母缺乏大家庭、信仰團體、穩定鄰里社交圈等連結關係，於是父母不知不覺把孩子當成自己人生意義的來源，拚命押注在孩子的成功上，但這種過度投資反而讓孩子更為焦慮。

有錢父母的矛盾期待

在富裕家庭中，當事業有成的父母把大部分的自我價值都押在事業成就上，他們回到家面對孩子時，也經常不自覺地把同一套價值系統搬進親子關係，用成績、表現、名次來評價孩子，而不是透過情感連結、同理與理解，試著穩穩接住眼前的孩子。

但這套「外求成就」的邏輯下，往往還藏著一個需求，那就是當父母把自我價值幾乎全押在事業上，跟伴侶、朋友、社群的連結又日漸稀薄，孩子便不知不覺成了父母情感上唯一的出口。孩子是父母的觀眾、知己，也是證明「我（父母）的人生是有意義的」那個人。

於是富裕家庭的父母便容易出現一種互相矛盾的期待：父母一邊希望孩子是自己情感上的延伸和陪伴，一邊又希望孩子能靠自己自立自強、立刻成長、為自己負責。這樣的雙重期待既把孩子擺在「滿足父母需求」的位置上，同時又要孩子往外飛。

然而，孩子「為自己負責」的能力，是在日常行為規範的建立和安全的親子互動中發展出來的，不是父母能瞬間命令孩子長出來的態度。因此當孩子面對父母矛盾的期待時，往往卡在中間動彈不得，既要當父母的鏡子，又要當一個父母心中獨立的人。

好好陪伴孩子的重要性

盧瑟的團隊還發現一件值得我們反思的事：如果孩子成長於一個不必跟人拚輸贏、可以合作的環境裡，並逐漸得到成就感，孩子就比較不易憂鬱，生活滿意程度也較高。因此，重點不在於孩子「考了幾分、拿了什麼名次」，而在他「怎麼一路努力過來的」。當家長能夠和孩子一起看重「過程」，孩子往往能走得更好，也更不焦慮。

然而，若要讓孩子真正投入「過程」，而非只專注於結果，則需要父母真的「在」，且不只是人坐在那裡就算，而是心也在。心理學上有個說法叫「情感可近性」（emotional availability），指的不是家長陪了孩子幾個小時，而是這份陪伴有沒有真正接住孩子。

作為孩子的陪伴者，有些家長可以經常與孩子待在同一個空間中，但家長仍獨自窩在沙發上，眼睛盯著手機的短影音；也有些父母即使一週只擠得出幾個鐘頭陪伴孩子，但在那幾個鐘頭中全心全意地和孩子互動、建立默契，孩子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家長就能心領神會、會心一笑。

在父母全心陪伴孩子的過程中，有個關鍵部分叫做「非侵入性」（non-intrusiveness），即父母在旁邊陪著、支持著孩子，但不會把自己沒完成的夢、放不下的焦慮，一股腦地塞給孩子。這與前文提到的「把孩子當成自己身份認同的延伸」，正好是兩條相左的路。

當「你會繼承一大筆錢」變成一句詛咒：預告型父母的展現

到目前為止，本文談的都是父母的「缺席」，意即父母不在場，導致孩子在情感的真空裡長大。然而，有錢人家還有另一種可能傷害到孩子的教育方式，就是父母太想讓孩子知道家裡很有錢。

在財富傳承的討論中，如何讓孩子在知道家中財富的同時，仍擁有努力自我實現的動力，幾乎是所有有錢父母共同的煩惱。一位長年替富裕家族管理財富的顧問說，每次他問這些父母：「什麼事讓你睡不著」，「特權感」（entitlement）幾乎都是排在最前面的答案。這些有錢人家擔憂的事情很具體，即一個從小就知道自己以後會繼承幾千萬的孩子，搞不好乾脆躺在海灘上耍廢，等待繼承遺產就好。

這個令有錢父母輾轉難眠的煩惱並不是想太多。研究財富傳承的學者指出，繼承者往往被認為是「不勞而獲」之人，當孩子接收到一筆大方的財富，卻沒有附帶任何說明或期待時，孩子很容易養成一種理所當然的心態，覺得自己本來就該享有這些好處，不需要承擔什麼責任，也不需要靠自己去掙錢。影響更深遠的是，這會把孩子追求人生目標的動力給掐熄。

也就是說，傷到孩子的不是大筆的遺產繼承，而是家長「在錯的時間、用錯的方式，把那筆錢預告給孩子」。當父母不斷暗示或明說：「我們很有錢，這些以後都是你的」，等於提前把孩子努力的理由抽掉了。孩子可能因此認為不需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也不願意忍受真實世界的挫折和不確定，反正終點線早就畫好，獎品也早就保證了。

然而有意思的是，站在財富金字塔最頂端的那群人，反而集體選了相反的做法。美國投資家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有句被廣為流傳的話：「一個非常有錢的人，留給孩子的錢應該『足夠讓他去做任何事，但不足以讓他什麼都不做』」；比爾．蓋茲（Bill Gates）則講得更白，他說留給孩子龐大的財富「對他們並不是恩惠」，並表示只打算留不到1%的總財產給子女。

若將巴菲特和比爾．蓋茲的理念轉譯成發展心理學的講法，他們其實在談同一件事：錢和身份分開。在擁有巨額財富的家庭中，父母得讓孩子明白：「這些財產是爸媽掙來的成就，不是你的」，孩子想要什麼就得自己努力、負責任與有所貢獻。

因此財富傳承顧問也好、橫跨近五十年的美國長期研究也好，所指出的教養道路都是同一條：與其給孩子一個數字，不如給他一套價值觀；與其讓孩子「知道家中財富有多少」，不如讓孩子「看見爸媽怎麼用」。因為孩子模仿父母的程度，遠遠超過父母自己的想像。

財富是中性的，但用法不是

若回到根本問題來看，財富到底是孩子成長的助力、還是阻力？

事實上，財富本身是中性的。財富會變成阻力，只有在它被拿來替代關係、取消努力，或者填補父母自己的某種需求。而表現的形式則有兩種，一種是缺席型父母，即父母用昂貴的禮物、物質享受或不停出國旅行的機會，來換取孩子對父母經常不在場的諒解。有些缺席型父母則用豐富的社會資源，來幫孩子鏟平本該讓孩子自己跨過去的坎，並以：「我這麼拼還不都是為了你」為由，來合理化長期的情感缺席。另一種表現形式是預告型父母，起因於父母太想讓孩子有金錢上的安全感，並讓孩子知道不必煩惱未來，結果卻提前把孩子努力的意義給抽掉了。

這兩種形式的父母，對孩子付出的出發點都是愛。缺席型父母想給孩子最好的；預告型父母則想讓孩子知道他不用擔心。但這兩種愛都可能在無意間，把孩子成長過程中最需要的東西拿走。缺席型父母拿走了與孩子的情感連結，預告型父母則拿走了孩子努力的理由。這兩種類型的家長其實在做同一件事，即剝奪孩子去體驗「努力以帶來結果」的機會。而正是這種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與收穫經驗，才墊得起孩子的內在動機和自我效能感。

在近代心理學的心智化理論裡，有個概念叫「目的論模式」（teleological mode）。當人們處於「目的論模式」的狀態下，只能認得看得見、摸得到的可交換事物，也就是說，愛一個人時沒辦法用「我理解你的需求、我懂你」來表達，反而只能靠「我給了你什麼」來證明了。

而富裕家庭的結構，剛好把父母長期鎖在高壓、高焦慮的成就模式，又缺乏過去傳統大家庭、信仰、支持性社群等能培育人際連結與反思能力的搖籃，於是父母很容易退回這種目的論模式，使金錢、禮物、學費、預告的遺產，成了父母們唯一說得出口的愛的語言。

當孩子在這種「目的論的愛」裡長大，也學會用同一把尺衡量自己，孩子會認為自己的價值等於他的成就、也等於他所擁有的東西。而盧瑟在研究中所看到富裕家庭孩童的焦慮和憂鬱，以及孩子心中所想：「我到底有沒有靠自己掙到過任何東西」的疑問，源頭就在目的論的互動模式中。若更進一步思考，在目的論互動中長大的孩子，很難長出心智化理論所說的「認識信任」（epistemic trust），也就是願意相信關係裡傳來的訊號是真的、可信的。因為這些孩子從小要的是被看見，收到的卻總是被給予。

在現今注意力稀缺的時代下，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不必有億萬身家也給得起，也是擁有再多億萬身家都換不來的：願意把成就感先放一邊、坐下來好好看見孩子這個人的父母。所以不管帳戶後面跟著幾個零，每一對父母遲早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你拚命賺來的這一切，到底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人生？還是為了補上你不在場的那個空位？這兩件事，從來就不是同一件事，而孩子分得出來。

責任編輯／丁昱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