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拐讀書人：德國學界的「論文詐騙集團」

2018/09/11 衛易萱（Barbara Witt）

德國學界，日前掀起一波「學術詐騙集團」之亂？圖為曾經是一位科學家的德國總理梅克爾... — 德國學界，日前掀起一波「學術詐騙集團」之亂？圖為曾經是一位科學家的德國總理梅克爾。圖／路透社

今年7月，德國媒體《北德廣播公司》（NDR）、《南德日報》（SZ）、《西德廣播公司》（WDR）與《德國廣播電台》（Deutschlandfunk），根據《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的國際合作調查，報導了一系列德國學界的「假科學」問題。

報導的核心是「掠奪性出版社」（Raubverlage）的問題：指的是像位於印度的OMICS出版集團或位於土耳其的WASET...等出版社，「誘騙」各國大學的研究者投稿給他們旗下的開放取用期刊（OA），收了出版費之後卻沒進行允諾過的同行評審（peer review），或是編委會的編輯，在沒有任何評審標準下就直接發表論文。

這些出版社也在世界各大城市主辦假學術研討會，不管學者的來歷資格，只要繳交會議費，人人都能參加、發表，騙取也浪費了正派學者的時間和金錢。據報導，德國有大概5,000位學者上這些掠奪性出版社與假會議的當，付費投稿或參加。但學者們，為甚麼會輕易上這些「學術詐騙集團」的當呢？

德國有大概5,000位學者上了掠奪性出版社與假會議的當，付費投稿或參加。但學者們... — 德國有大概5,000位學者上了掠奪性出版社與假會議的當，付費投稿或參加。但學者們，為甚麼會輕易上這些「學術詐騙集團」的當呢？示意圖。圖／歐新社

▌學者為甚麼上當？

原因在於從事學術事業會面臨的幾種困境：首先，德國年輕學者的工作特別不穩定。

根據德國〈學術人員定期契約法〉，博士生或博士後學者在某一所大學的工作，各有6年的合約限制，6年後要嘛成功得到不限期的工作合約，要嘛要離開該所大學。但根據調查，德國初級學術人員（Akademischer Mittelbau）的職位，高達93%是有限期的約聘合約，而終身教授的職缺對年輕學者來說又供不應求。

這個問題其實存在很久了。2014年，柏林洪堡大學畢業的生物學博士安切．費舍爾（Antje Fischer）就曾向《時代週報》投稿〈正職在哪裡？〉一文，描述德國年輕學者的困難。

當時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的她，因為德國大學的不限期職缺太少，於是決定先離開德國到國外找工作；她尤其害怕：如果在德國做了6年的博士後，還是拿不到教授的終身職位，是不是「形同學術職涯被就此封殺」（de facto Berufsverbot）？

況且，就算能找到博士後的職位，也不代表她一定能拿到6年的合約，像她一位在德國某大學任職的朋友，在職4年間內，每3到6月就得簽一次合約，儘管這種短期合約在大學機構之外，已經是非法的了。那樣「朝不保夕」（Existenzangst）的情況其實也對學者的研究動力與質量造成阻礙。

正職在哪裡？德國年輕學者的學術工作環境特別不穩定。「朝不保夕」的職位，其實也對學... — 正職在哪裡？德國年輕學者的學術工作環境特別不穩定。「朝不保夕」的職位，其實也對學者的研究動力與質量造成阻礙。圖為在柏林自由大學校園的年輕讀書人。圖／路透社

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公開的《國情報告：2017年的年輕學者》（Bundesbericht Wissenschaftlicher Nachwuchs 2017）中，也應證了費舍爾博士的看法：初級學術人員不穩定的職業生涯，導致大部分博士畢業生（81%）選擇離開大學機構；留下來的學術人員約有一半因工作不穩定，也不敢養育下一代。其中女性學者有49%、男性學者有42%沒自己的孩子。即使如此，要拿到終身教授職位，學者平均也得等到40多歲，才能知道他們的學術生涯能不能穩定繼續。

而拿到教授職位的重要條件，就是出版足量文章，還有多多參加研討會認識其他學者。德國學者因此常用一句英文來描述這個情況：

不發表，就等死。（publish or perish）

意思是，學者得在上博士班、做博士後期間寫很多研究相關論文，然後最好在有同行評審機制的學術期刊刊登，否則很難爭取到教授職位。

「不發表，就等死。」要想拿到教授職位，就得出版足量文章，還有多多參加研討會認識其... — 「不發表，就等死。」要想拿到教授職位，就得出版足量文章，還有多多參加研討會認識其他學者，對學者形成莫大壓力。圖為法蘭克福書展的示意圖。圖／路透社

但像《自然》或《科學》那樣世界有名、採取同行評審的學術期刊，接受的論文本來就不多，同行評審過程也相當耗時，因此很多學者們十分歡迎學術出版社主動聯繫。其中，若是收到掠奪性出版社邀稿的電子郵件，過去沒受害過的學者也不多想，相信了他們所提的學術標準就放心投稿，等到知道自己上當時，通常已經太晚了。

而掠奪出版社刊登這些正經學者的論文，不但可以收到出版費，也可以藉此提高自己的可信度；學術會議也是一樣，主辦出版社拿了學者的會議費之外，還可以順便利用與會學者的名譽。

慕尼黑再保險公司的地理風險研究負責人彼得．霍普（Peter Höppe）在《德廣電台》的訪問中，曾描述自己去年收到OMICS集團在杜拜主辦的「世界代表大會」（World Congress）邀請，但參加後才發現參與者只有不到30人、會議品質差勁，受騙以後還發現自己的照片被放在主辦網站上，當作今年活動的「活廣告」。

可以發現，不只是年輕學者上這些「詐騙集團」的當，經驗資深的教授們也不例外。但問題在於：受騙的學者通常因為覺得丟臉，事後也裝作若無其事，不與同事們分享這些公司的名字和手法，讓他們毫無防備。因此，已經存在好一陣子的掠奪性刊物，才會自2013年起，在德國暴增5倍（全世界則成長3倍）。

掠奪性刊物自2013年起，在德國暴增5倍。因為許多受騙的學者覺得丟臉，事後也裝作... — 掠奪性刊物自2013年起，在德國暴增5倍。因為許多受騙的學者覺得丟臉，事後也裝作若無其事，不與同事們分享這些公司的名字和手法，讓他們毫無防備。示意圖。圖／法新社

▌我們還能相信什麼？「假科學」後的真問題

不過部分德國媒體這次針對「假科學」的報導，也遇到了很多批評。像是《北德廣播公司》於7月23號報導的〈假科學：謊言製造者〉，漫談式地把很多學術出版界的不同問題放在一起討論，就需要很小心。

首先，該篇報導從2016年因乳癌去世的德國主持人皮耶豪（Miriam Pielhau）的故事說起，講到製藥企業如何利用掠奪性期刊為假藥做廣告，導致病人死亡；再來，報導介紹了掠奪性出版社與會議的「詐騙」手段，之後提到氣候變遷懷疑論者的EIKE組織，其在掠奪性期刊刊登的文章，如何被極右派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引用。

第四部分談到，德國學者用公款出國參加「假學術會議」，浪費納稅人的錢。第五，才是《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對掠奪性出版社的大調查。第六，是記者們在德國林道市的諾貝爾獎獲獎者會議訪問中，發現連獲獎者之中也有人曾經受掠奪性出版社的騙，並提到「不發表，就等死」的惡劣學術環境。最後，報導又回到皮耶豪的死以及騙她吃假藥的公司。

《德國公視第二台》（ARD）報導的〈假科學：謊言製造者〉，從2016年因乳癌去世... — 《德國公視第二台》（ARD）報導的〈假科學：謊言製造者〉，從2016年因乳癌去世的德國主持人皮耶豪（Miriam Pielhau，圖中女子）的故事說起，講到製藥企業如何利用掠奪性期刊為假藥做廣告，導致病人死亡。圖／歐新社

報導在短短30分鐘的節目中提問：

我們還能相信甚麼？

但問題是，《北德廣播公司》這篇報導，輕易將所謂的「假科學」和受騙學者的「正派研究」混為一談，卻沒能深入探討學術出版背後的真正問題。

例如，製藥公司跟氣候變遷懷疑論者，利用學術標準蕩然無存的掠奪性出版社，出版支持他們觀點的「假科學」，導致讀者受騙受害，但其實這樣的文章，交到像報導中的霍伯納（Jutta Hübner）教授這種一般的正經學者手上，馬上就能看出疑點。而這些報導，也沒有提及皮耶豪自己不顧醫生的建議，上網查詢乳癌的治療方法，進而把製藥公司的假廣告當真。

報導卻沒有提及，皮耶豪自己不顧醫生的建議，上網查詢乳癌的治療方法，進而把製藥公司... — 報導卻沒有提及，皮耶豪自己不顧醫生的建議，上網查詢乳癌的治療方法，進而把製藥公司的假廣告當真。圖為遭破獲的德國假藥。圖／法新社

瑞士聖加侖大學（HSG）的貝舍納（Thomas Beschorner）教授也在《時代週報》（Die Zeit）上批評，〈假科學〉等報導太過著重在一般學者很容易看出問題的掠奪性期刊，反而忽略很多科學研究工作真正面臨的問題，像是同行評審過程過久、評委態度過度保守以及前文提到的「不發表，就等死」學術壓力。

另外在德國，一般學者的出版費、參加會議的車馬費與住宿，大部分來自稅款——也就是國立大學、國立研究院或國立科學資助機構提供——因此如果有學者上掠奪性出版社的當，也就等於浪費公款。

著名物理學教授與電視主持人哈拉爾德．萊施（Harald Lesch）在《德國公視第二台》（ZDF）的節目中表示：

當我們以稅款資助大部分的學術研究社群時，科學家的責任不外乎真相。

意思是，無論是不小心上當還是故意的，當學者使用公款投稿掠奪性期刊時，便違背了一般人民；但其實，掠奪性出版社的興起，和衍生的公帑浪費問題，背後也與傳統學術出版社和開放取用期刊的不善環境有關。

〈假科學〉等報導太過著重在一般學者很容易看出問題的掠奪性期刊，反而忽略很多科學研... — 〈假科學〉等報導太過著重在一般學者很容易看出問題的掠奪性期刊，反而忽略很多科學研究工作真正面臨的問題，像是同行評審過程過久、評委態度過度保守以及前文提到的「不發表，就等死」學術壓力。圖／flickr@Espen_

▌掠奪性期刊的誕生：從傳統到OA期刊

與許多國際間的大學一樣，由於傳統學術出版社「坑錢」的營銷模式，德國近年來十分流行開放取用的出版模式。

像是愛思唯爾（Elsevier）等國際知名的出版社，為了提高利潤，收取的紙質版和在線版訂閱費用越來越貴，加上愛思唯爾的版權政策要求投稿學者把所有版權轉讓給出版社，但投稿者、評審與編輯工作卻都是免費提供給出版社，條件並不公平。

批評者也認為，學者投稿的研究結果明明是公款補助，為什麼又要被擋在付費牆之後，讓學術圖書館再以公款訂購？因此，英國數學家蒂莫西．高爾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在2012年便發起了抵制愛思唯爾的「知識的代價」運動，獲得各國學者的支持；2017年起，德國學術大學也發起「DEAL計劃」（Projekt DEAL），與愛思唯爾談判訂閱費用問題，僵持至今。

「抵制愛思唯爾。」愛思唯爾等國際知名的出版社，為了提高利潤，收取的紙質版和在線版... — 「抵制愛思唯爾。」愛思唯爾等國際知名的出版社，為了提高利潤，收取的紙質版和在線版訂閱費用越來越貴，數年前便引發了抵制潮。這幅插圖藉由修改愛思唯爾的商標圖像，呼籲抵制。商標中的榆樹和葡萄藤之葉皆落盡。圖／維基共享

一般來說，如果學術圖書館沒辦法負擔現行期刊的訂閱費用，學者有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是利用像Sci-Hub或LibGen的非法線上資料庫，免費下載他們需要的學術文章；第二則是把出版模式改成開放取用，將自己的研究結果刊登在智庫、自己的學院或大學，或者投稿給開放取用期刊，讓所有人都可以免費閱讀文章。

由於其他學者都有機會免費閱讀，這樣的文章引用次數也比在傳統期刊上出版的文章高出許多，即使學者在出版之前需要繳交可能是幾百歐元，甚至幾千歐元出版費，但若算上過去在傳統學術出版社免費義務提供的編輯工作、安排同行評審等成本，這筆錢可說是值得。

但開放取用的出版模式也讓掠奪性出版社跟著竄起，他們用類似「網路釣魚」的方法，「誘騙」正在尋找期刊出版機會的學者，收了出版費後卻又不進行應有的編輯工作或同行評審，結果又形成了如今媒體所稱「浪費納稅人的錢」的情況。

掠奪性期刊這個嚴重的老問題，早在2008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奧拉瑞亞圖書館館員傑弗里．比爾（Jeffrey Beall）就已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指出，並發表了〈比爾的掠奪性期刊清單〉（Beall's List of Predatory Journals）。

開放取用的出版模式也讓掠奪性出版社跟著竄起。他們「鎖定」正在尋找期刊出版機會的學... — 開放取用的出版模式也讓掠奪性出版社跟著竄起。他們「鎖定」正在尋找期刊出版機會的學者，收了出版費後卻又不進行應有的編輯工作或同行評審。圖／歐新社

此外，科普媒體《科學光譜》雜誌（Spektrum）跟《Heise online》，不只批評原本的報導模糊、聳人聽聞，更仔細地分析掠奪性期刊的問題，提出權威期刊過去的醜聞。像是2002年的舍恩事件，德國物理學家楊．舍恩（Jan Hendrik Schön）研究結果造假，短短一年內在《自然》和《科學》發表的17篇文章，後來就有15篇被撤回。

其實這樣的造假研究比起掠奪性出版社對學術界的震動多出很多，對很多學者來說，掠奪性期刊的名聲已臭，他們閱讀這些文章也很容易可以看得出來文章的內容是不是正確、造假或根本是廣告。

但如前文提到的，《北德廣播公司》等媒體的報導把受騙學者在掠奪性期刊出版的文章，或在假學術研討會發表的真研究，一併說成「假科學」，忽略背後結構才是問題所在。

《科學光譜》評論，這樣的標籤就像美國總統川普頻繁使用「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來稱呼批評他的傳統新聞媒體一樣，導致部分的人不再相信這些新聞媒體；而部分德國媒體直接使用「Fake Science」一詞概括研究工作的所有問題，也會導致一般民眾對於科學抱持疑問態度，無助於讓民眾進一步認識科研工作與背後問題，反而恐怕傷害了學者與大眾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報導，在批判「假科學」的同時，其實也不能說得上是個「稱職的科學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