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攝影．汪佳燕 Ann Wang

每週一至週五，早上九點，在秘魯首都利馬的日本文化中心，都可以看到工作人員站在門口，歡迎來中心參加活動的人。八台小巴開過來，一位位年齡至少超過65歲的老人，陸續下車。她們各個短小精幹、擁有滿頭銀髮、白皙膚色、細緻的五官，光看臉蛋跟身型，馬上就能讓人辨識出是日本人。下車後老人們，張開雙臂，熱情地擁抱工作人員，輕吻對方的雙頰，並熱烈地用西班語交談起來——這畫面與我們既定印象中，嚴肅又矜持的日本人個性，有著強烈的反差。

來秘魯日本文化中心的日裔老人們，都是第一或第二代的秘魯日本人，他們稱自己為「日系（Nikkei）」。根據海外日人協會的統計，截至2014年，移居海外的日本人人數，約有3百50多萬人；擁有最多日裔的國家是巴西，共約有1百60萬人，其次是美國，約1百40多萬人，而秘魯佔據第五，約有十萬人。

館長Jorge Igei Ikehara在他的辦公室裡，這樣跟我說。辦公室外，正好在舉辦慶祝文化中心一百週年的秘魯日本人展覽。

最早期的移民，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當時秘魯缺工人，而日本政府希望透過輸出勞動力，來增加日本收入，並且藉機推廣日本產品到海外，在互利互補需求下，兩國政府簽定了協定合約。之後，日本人陸續搭著橫跨太平洋的船隻，來到秘魯，在當地種植甘蔗、在稻米田裡做合同工。最初的這批日本人，只是以打工性質在秘魯討生活的，但中日戰爭開打後，日本經濟受到打擊，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選擇移民到秘魯，另闢新生活。

Jorge的父親當年是在祕魯的日本學校，擔任老師，父親現在已95歲，正在用年輕時保留下的日記，撰寫自傳。三零年代，更為融入當地社會祕魯日本人，已經從務農轉成經營小生意的老闆，多數人選擇開餐廳，或是理髮店這類不太需要講西班牙話的生意。

之後珍珠港事件爆發，受到美國與秘魯邦交的影響，秘魯政府將超過一千名已在秘魯生根的日本人，強制送往美國的集中營。

「父親當初聽到要被遣送，躲到了鄰居家的香蕉園，但還是被警察抓了，最後是鄰居求情，並擔保他是個好人，不會出賣秘魯，父親才被釋放的。但之後，他就不能再當老師了，因為所有的日本學校都被強制關閉，所有日本人經營的生意跟擁有的土地，也都被政府收回，甚至有日本人當街被打的情況。所以父親跟他的家人，還是必須躲起來。」

文化中心的據地，當時也被秘魯政府收走，一直到1967年，祕魯政府才將其中的一小部分，還給了秘魯日本人。對於受到不公平的待遇，Jorge Igei Ikehara說，秘魯日本人只能抱著原諒的態度，低調過生活。但在經歷過這些傷痛後，許多日裔家庭刻意把孩子送到全秘魯人的學校，從那之後，第二代秘魯日本人多數都喪失說日語的能力了。

經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篩選而有機會來秘魯工作兩年的八代望美說道：「我當初來這裡工作的時，在語言上碰到很多困難，因為我照顧的這一批長者，能流利說日文的，大概用雙手就可以數得出來了...」

Yashikazu Oyakawa的故事則不一樣：現年85歲的他，在秘魯出生，10歲的時候，遇到二戰剛結束，家人為了保護他，便把他送回日本讀書，到高中畢業才又回到秘魯，「其實我不管在那裡生活，都覺得是外國人」，Yashikazu Oyakawa能用流利日文對話，但已經在秘魯生活幾十年了，還是一直自嘲西班牙文不好。

在秘魯有沒有種族歧視呢？

當被問到這個問題，Yashikazu Oyakawa說：「在阿爾韋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競選總統之前，幾乎沒有什麼歧視，但選舉選得激烈，很多日本人在生活中，常常被取笑或是歧視。但在他上任後改善了秘魯的經濟，我們秘魯日本人的地位又再提高了。」

Yashikazu Oyakawa在今年6月的總統選舉裡，投給了藤森的女兒，惠子·藤森（Keiko Fujimori），「我相信她可以洗清他爸爸的罪名。」老藤森叱吒祕魯政壇、集權專政十餘年，但因貪腐，以及犯下反人道罪行，被判25年的牢，而女兒惠子，則在今年6月的總統選舉中，已0.24%的微小差距二度敗選。

現在會來訪日本文化中心的，幾乎都是老一輩的日裔長者，或是年輕的秘魯人來這學日文或空手道，獨缺的就是年輕一輩的日裔秘魯人。日裔秘魯人的日本文化會否就此消失？Jorge館長嘆氣：「這就是我們首要任務啊！」，但是他自己在美國讀書的小孩又會不會講日文呢？Jorge卻給了一個耐人尋味、不同的答案：

汪佳燕 Ann Wang

汪佳燕　An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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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男生堆裡求生存的攝影記者。台灣人，目前定居在緬甸。雖然常常沒水，沒電，沒錢（？），但這個開放中的國家有太多故事需要說，請持續關注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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