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言論風暴，看日本國會答辯劇本如何丟接球

回顧2025年下半年，與台灣切身相關的國際大事，恐怕就是中日雙邊因高市早苗「台灣有事／存立危機事態」答辯而起的緊張局勢。

從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的戰狼式「斬首說」、呼籲中國國民不要赴日旅遊，再到中國兩度使用雷達照射日本戰機，中國多次嚴正要求日本撤回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存立危機事態」發言，立場越發強硬，倒也未見更進一步的局勢升級。反過來問，難道日本撤回「台灣有事／存立危機事態」發言，中國對日態度就會降溫嗎？答案恐怕未必。

話雖如此，因高市早苗「說出真話」的答辯內容而深陷風暴的日本，也面臨進退兩難的局面。

如同舊文所述，高市早苗在11月7日的答辯內容雖然和「台灣有事」有關，但其實當時的辯論核心是關於存立危機事態，也就是日本在什麼情況下能解禁集體自衛權。高市早苗以現任首相的身分在國會上明確表態，相當於要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這是安保政策的一大轉彎。但日本確定要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嗎？從圍繞在「台灣有事」答辯的後續新聞事件來看，答案並非如此。最明顯的判斷依據是，高市在後續相關發言態度變得保留。

此外，高市在12月16日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再度被問到圍繞在「台灣有事」的發言時，也僅全程照讀幕僚準備的答辯筆記，並重申：「（我）已經多次明確的回答政府會依據情報進行綜合判斷」、「關於台灣有事的假設性問題維持不答。」甚至還說當時的答辯「被理解成是超越過去政府立場的答辯，這部分是反省點」。關於台灣是否符合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所定義的「密接關係的他國」，高市僅說美國以外的國家相當有限，但並沒有正面回答台灣是否符合條件。

這段答辯的時間點，正值日本內閣官房在12月12日釋出11月7日答辯資料之後，而這份答辯資料也間接證實，高市早苗2025年11月7日在國會做出的「台灣有事／存立危機事態」發言，是高市當場即興加上的內容，而非幕僚事前準備的回答。這份答辯資料的曝光，不只坐實日媒原先掌握到的消息，在台灣的我們，也許能趁這個機會一窺日本國會答辯的遊戲玩法。

日本國會的質問主意書

監督執政黨是在野黨的職責，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答辯，正是在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的逼問之下，脫口而出的真心話。

在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答辯後，立憲民主黨籍參議員辻元清美在11月20日提出3份和當天答辯內容有關的質問主意書，內容分別和：

• (1) 台灣歸屬與國家認識、及台灣是否屬於「與我國有密接關係的他國」
• (2) 戰艦的意義
• (3)「台灣有事」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關係

等3大議題有關。

質問主意書是日本國會議員在會期間，經由國會議長向內閣（行政部門）提出的質問書。內閣收到國會議員的質問主意書後，必須在7天內作出答辯書；如果內閣無法在7天內做出答辯書，就必須告訴議長理由及回答期限。

國會議員的質問主意書和內閣的答辯書都會全文上網，屬於正式的官方文件。而內閣在提交答辯書之前，各個府省草擬的答辯書文案都必須通過內閣法制局審查，再交由「閣議決定」——「閣議決定」是日本政府（行政權）最高層級的意思決定，是整個政府必須要遵循、貫徹的方針或決定。

由此可見，日本內閣（行政權）基於國會議員（立法權）提出的質問主意書而做出的文字答辯書，屬於極為正式的官方回答。

內閣官房公開幕僚事前準備的答辯資料

辻元清美在關於「戰艦」的質問主意書中問到：「內閣官房當時是否有準備答辯用的原稿，如果有原稿的話，答辯的原告又是由哪一個府省製作的？」日本政府也很坦然地回答：「主要是內閣官房製作答辯資料。」

辻元清美便基於這個回答，要求政府公開當時幕僚們替高市早苗準備的答辯資料。內閣官房也真的在12日將幕僚事前為高市早苗準備的答辯稿，交給了辻元清美。根據辻元清美公開的資料，幕僚事前準備的答辯內容幾乎都和歷代首相的回答雷同，間接證實高市早苗當天的回答確實是脫稿演出，而非照著幕僚事前準備的劇本走。

辻元清美公開內閣府準備的答辯資料後，迴響非常大。辻元還在17日加碼公開參考資料，顯示內閣官房連歷任首相被問到相關問題時，都是怎麼回答的給列了出來，還用底線畫重點。但這些資料交到高市手上之後，高市有沒有看完、又吸收了多少，不得而知。可以確認的是，高市早苗確實有說過，她收到這些文件後在宿舍裡自己閱讀，並沒有接受官僚準備的集訓課程，就連《產經新聞》都認為這非常罕見。

辻元清美告訴《每日新聞》：「只要看過答辯資料，就會知道日本政府的應對並沒有越過歷代首相答辯的界線，是很嚴謹地應對。特別是關於台灣有事的部分，（幕僚準備的答辯資料）明確記載『不回答假設性提問』，但首相卻在這之前開啟新的立論主張（所以無法照著腳本走）。」這也讓辻元向高市隔空喊話：「（首相）是不是應該基於歷代政府的想法，答辯時稍微謹慎一點？」

岸田文雄也曾遭岡田克也逼問相同問題

11月7日那天質詢高市早苗的國會議員，正是和辻元清美同黨的岡田克也。

岡田克也在民主黨執政時期曾任外長，日本修改《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即立法新增「存立危機事態」）時，更擔任民主黨黨魁。日本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能解禁集體自衛權，一直是包括岡田克也在內的左派陣營／民主黨派系（即現今的立憲民主黨）在乎的核心關鍵。

當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發言成了點燃新一波中日外交風波的火苗時，日本網路社群上有一群人急著尋找戰犯，便將矛頭指向岡田克也，批評岡田明明是一個當過外長的人，怎麼會在國會上不斷追問「什麼情況下的海上封鎖會讓日本進入存立危機事態」，逼得高市必須做出回答，高市才會一不小心做出掀開日本底牌的發言。

事實上，岡田克也早在岸田文雄擔任首相的2023年1月30日，就曾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不斷追問岸田：日本什麼時候屬於「存立危機事態」？但岸田面對岡田克也的不斷追問，都能站穩立場明確地說：「雖然可以簡單說明關於各種具體事態的基本想法，但如果具體詳細的說明（哪些情況屬於存立危機事態），在安全保障的世界裡就會曝光底牌，所以在此保留。」避免具體回答。

由此可見，面對岡田克也的不斷追問，並非沒有「避免正面回答」的方法，而是在於回答的藝術。國家領導人面對議員、他國領導人、或甚至是一般百姓的追問，如果無法沉住氣、堅守底線，就可能會演變成大型翻車現場的外交風波。

老闆脫稿演出是幕僚最大的惡夢

內閣官房是輔佐內閣——特別是內閣總理大臣——的行政機關，內閣官房長官相當於日本內閣秘書長兼政府發言人。這次高市早苗在國會接受議員質詢前，幕僚準備的答辯資料就是由內閣官房製作。

從岡田克也過去就曾在預算委員會上質問過現任首相相同問題的角度來看，內閣官房不可能「無法預期」岡田克也會這樣提問。實際上，岡田在本次「爭議」答辯之前，就已經明確告訴內閣官房兩天後預計將提問4大問題，其中就包括「存立危機事態」。內閣官房收到岡田克也提出的質問要點後，還在11月5日口頭詢問岡田，到時候會怎麼提問。

辻元清美告訴《路透社》，內閣官房的負責人詢問岡田當天會怎麼提問時，當時岡田就有說，他會問：「高市早苗之前曾提過中國如果對臺灣實施海上封鎖，如果最終變成這種情況，是否會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甚至也有提到「關於認定存立危機事態的可能性，這是可以輕率說出的事情嗎？」這都和岡田11月7日在國會上的提問是相同的。

辻元公開的幕僚答辯資料中出現「更問」，也就進一步證實岡田和內閣官房之間事先早已套好招。「更問」指的是議員問了A問題之後、首相先說了A回答，質詢的議員就會基於首相的A回答「更問」B問題，此時建議首相這時候可以怎麼回答。答辯資料中出現「更問」，等於是把國會質詢拋接球的劇本寫好了。所以內閣官房事前絕對已經掌握到資料，也有時間做出準備。

然而，高市不照幕僚事前準備的答辯腳本回答，自行「脫稿演出」，這也讓岡田接著追問的題目有所改變。讓原本可以照腳本演出的國會答辯越來越偏離劇本走向，甚至演變成中日外交風波，恐怕是幕僚們最大的惡夢。

內閣官房釋出Q&A答辯劇本

根據辻元清美釋出的資料，內閣官房替高市早苗準備的答辯資料，是以Q&A的形式構成。

當岡田質問：「高市首相在去（2024）年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時曾說，中國對台實施海上封鎖有可能構成存立危機事態，海上封鎖最終變成什麼樣的情況時，會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時，幕僚建議高市回答：「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是我國安全保障的基礎，對於國際社會整體的穩定至關重要。我國一貫的立場是期待能夠透過對話，和平解決關於臺灣的問題」、「一般而言，什麼樣的情況屬於存立危機事態，政府需要依據實際發生的狀況，綜合所有資訊進行判斷。」

當岡田接著回說：「一旦認定（日本進入）存立危機事態，（日本）出動自衛隊並動用武力，日本很可能遭到武力攻擊。守護國民生命與生活很重要，不應輕率談及認定存立危機事態的可能性。」幕僚建議高市回答：「（雖然避免回答台灣有事這種假設性提問），確保我國安全、守護國民生命與財產，是政府最大的職責所在。」

如果岡田接著問說：「很多專家都有指出認定存立危機事態的可能性，為什麼您不回答呢？」幕僚建議高市以「關於認定存立危機事態的專家說法，政府不會逐一評論」的說法來句點這個話題。

從這次內閣官房釋出的答辯資料來看，幕僚建議的回答內容確實承襲日本歷代政府的說法，然而，高市當場的即興演出，多了「如果伴隨使用戰艦的武力行使，我認為這怎麼想都有可能變成存立危機事態」這段發言，讓岡田沒有辦法按照原定劇本反問首相為什麼不敢明確回答，而是告訴高市關於存立危機事態的事情「不該輕易脫口而出」，讓當天兩人的對話內容越發偏離岡田和內閣官房事前討論的方向。

雖然日本政府（內閣）依舊強調，高市早苗當時的答辯內容並未改變日本政府的立場，但辻元清美認為，正是因為當時高市早苗的發言，結果導致中日關係緊張，不只出現經濟損失，還有軍事上的緊張關係（指雷達照射事件），這些後續的延伸問題責任就在首相高市早苗身上。

高市早苗和安倍晉三的戰略性差異

曾兩度派駐台灣（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並擔任過日本駐中大使的垂秀夫坦言，高市早苗的答辯內容是正確的，但是不該變成這種情況，「（在這種時刻）做出這種發言代表高市首相缺乏戰略思考」。垂秀夫認為，日本外交必須要考慮到與中國間的關係，是要和中國共產黨保持對峙，還是在一個穩定的關係上進行「管理」，高市還沒看清這點便就任首相，才會做出這種發言。即便高市早苗和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政治思想和手法幾乎相同，但卻有著「戰略有無」的決定性差異。

安倍晉三在就任後立刻訪中，卸任後才在2021年說出「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也是美日同盟有事」的發言，即可看出安倍是有戰略性的區別作為總理大臣的言行舉止，但高市早苗並非如此，這應該是在準備階段就要學習的事情，但高市似乎是當上首相之後才開始學習，已經有點太遲了。

《每日新聞》客員編集委員倉重篤郎也認為，高市早苗三度錯過可以修正「台灣有事／存立危機事態」發言的機會。第一次是11月10日，立憲民主黨議員大串博志在答辯隔周，詢問高市早苗是否有意撤回發言的時候。第二次則是公明黨黨魁齊藤鐵夫提出的質問主意書，但11月25日做出的閣議決定依舊認為「維持政府過去的見解，沒有必要修改或重新檢討（當時的發言內容）」。第三次則是11月26日的黨魁討論會，當時高市面對立憲民主黨黨魁野田佳彥的提問，強調會依據個別狀況綜合判斷。事後還是野田佳彥幫高市緩頰，對外評論說高市的回覆可以視為實質撤回當時的發言。

面對有部分輿論批評立憲民主黨是在挖坑給高市早苗跳，倉重篤郎表示，如果連最大在野黨都不質疑動搖國家根本的事情，那還有誰會質疑？學習院大學野中尚人教授也有相同看法，認為在野黨在國會裡面質問政府關於安全保障的話題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本來就是在野黨的重要職責。

倉重篤郎認為，公明黨和立憲民主黨其實是在幫高市早苗遞橄欖枝，即便目前民調風向顯示，高市內閣的支持率不減反增，但如果為政者為了明哲保身，看到外交關係惡化卻選擇放棄不管，是一大危險徵兆。

然而，日本民眾真的不懂箇中道理嗎？並非如此。根據《每日新聞》11月份的民調，有50%的日本民眾認為高市早苗的發言並沒有問題，遠高於認為「台灣有事／存立危機事態」發言有問題的25%。但認為高市發言有問題的民眾當中，除了一小部分人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日本無權干涉」之外，絕大部分是認為高市早苗當時的發言太過輕率，保持戰略模糊的立場比較好，而認為高市應該要道歉、撤回當時的答辯，才能避免日中關係再度惡化。

雖然日本政府目前並沒有要收回這段發言的意思，但大家也可以換個角度思考看看，難道高市早苗收回這段發言，日中關係就有解嗎？恐怕在中國放棄武力侵犯台灣的目標之前，中國總是有辦法找到各種理由和機會大做文章，而日本只是剛好踩到那條「只有中國說得算的紅線」而已。

文／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