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丁是民選總統又怎樣？俄國的威權懷舊如何讓民主凋零

千禧年後出生的年輕人一聽到俄國，應該都會直接聯想到普丁，對其他民主國家的領導者則大概沒甚麼印象。這是因為普丁掌權橫跨26年，等於控制了俄國1/4個世紀，比他掌權時間長的「民選領袖」，只有喀麥隆總統畢亞（Paul Biya，約43年）、烏干達總統穆塞維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約39年）等寥寥數人。

普丁的執政軌跡堪稱權力鞏固的經典範例。從2000年至2008年，他連任兩屆總統，觸及憲法任期上限；隨後轉任總理，扶植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出任總統，自己則在幕後繼續掌控全局。2012年，普丁推動修憲，將總統單屆任期延長至6年後，再度當選。

2020年，普丁進一步發動「任期歸零修憲」。當時普丁的總統任期只能當到2024年，「任期歸零」法案生效後，普丁在這之前的總統任期統統歸零，使自己得以合法續任總統，理論上可執政至2036年，屆時他將年屆84歲。若普丁健康狀況允許，又見不到繼承者與反對黨出現，普丁極可能將權力握至生命終點。

掩飾獨裁本質的制度性偽裝

一個國家若長期由同一人及其親信統治，為了掩飾獨裁本質，勢必發展出一整套制度性的偽裝。普丁修憲延長任期只是其中一環，還有對政黨政治與三權分立的系統性侵蝕。在俄羅斯，司法與議會早已淪為執行工具，媒體則由國營機構或親政府的寡頭所掌控，真實的反對聲音在俄羅斯境內被邊緣化、監禁或甚至被迫流亡。

例如，俄羅斯立法機構國家杜馬共有8個政黨握有席次，但普丁主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在國家杜馬佔據約4分之3的席次，立法機構並不存在能真正代表社會多元利益的政黨體系。國家杜馬中的其餘政黨並非獨立的反對力量，而是所謂的「系統性反對黨」（systemic opposition parties）——是由克里姆林宮在幕後操盤，性質類似「被允許的批評者」，從未觸及權力核心。

普丁政權不僅扼殺民主制度，更對俄羅斯人民的價值觀造成深遠衝擊。2014年民調顯示，約6成受訪者認為俄羅斯需要民主，但多數拒絕西式（歐美）民主，僅1成多認同西式民主，另外4成多的民眾則主張，應發展符合俄羅斯民族傳統與特性的民主制度。然而，到了2021年，認同民主價值觀的俄羅斯人降至44%，不認同者升至47%，顯示民主支持持續萎縮。

俄羅斯人的威權懷舊症

在民主轉型瓶頸下，俄羅斯興起「威權懷舊症」（authoritarian nostalgia）。2022年民調顯示，近5成（49%）受訪者傾向蘇聯政治體制，僅不到2成（18%）滿意現行體制。俄羅斯人儘管懷舊，卻幾乎無人願意重返共產專制，於是，披著民主外衣的強人政治成為俄羅斯人唯一的寄託。

長期追蹤顯示，俄羅斯人民對議會、政黨與政府機構信任偏低。舉例而言，2000年國家杜馬支持度不到2成、政府約3成多。俄國入侵烏克蘭後，所有政府機構支持度暴漲——國家杜馬達6成、政府達7成，凸顯普丁政權利用民族主義與愛國情緒來鞏固執政合法性。

民眾對普丁的支持度則有高有低，低通常在6成之間，高則在8成以上，這和普丁在2024年8成多得票率有所呼應。普丁的高得票率乃是前述的畢亞（2025年得票約53%）、穆塞維尼（2021年得票約58%）所不及，反映俄羅斯人民仍偏好順從權威與保守體制。

走出不同於西歐的俄式民主之路

儘管俄羅斯在發展軌跡上與歐洲國家有相似之處，但在關鍵歷史節點上，俄羅斯選擇了一條與西歐截然不同的道路。西歐在法國大革命及工業革命後形成了自由主義傳統，包括重視個人自由、法治與財產權保障；19世紀的沙皇俄國卻幾乎未融入此一思潮，仍深陷專制結構。隨後的蘇維埃體制更鞏固了俄國與歐洲國家的這一斷裂，令民主與法治的土壤難以在俄國生根。

1990年後俄羅斯自由主義的失敗，根源於價值觀不相容——西式自由主義與俄羅斯的集體主義、強人崇拜傳統格格不入。葉爾欽時代推行的休克療法經濟改革，在俄國被視為腐敗寡頭掠奪的代名詞。俄羅斯的改革未能帶來預期繁榮，反而導致中產階級萎縮、貧富差距擴大，民眾更將自由等同混亂。

俄羅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曾短暫出現自由主義政黨，如：亞博盧（Yabloko）就是其中一例，但該黨支持率始終低迷，目前在國家杜馬並無席次。納瓦尼（Alexei Navalny）領導的未來俄羅斯（Russia of the Future）曾一度集結反對能量，卻遭當局以技術手段阻擋參選。納瓦尼本人被控罪入獄19年，去（2024）年在監獄離奇死亡，象徵自由主義政治力量的徹底覆滅。

隨著普丁全面掌控權力，西式自由主義政黨已從俄羅斯政治版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俄式保守自由主義，主張民主必須根植於俄羅斯文化與發展道路，強調國家主權、傳統價值與強大領袖。此一論述雖然披著民主外衣，實則蘊含復興帝國主義的企圖，與西方自由民主形成根本對立。

蘇聯菁英的集體記憶與焦慮

普丁政權的擴張野心與歷史敘事，深植於蘇聯遺留菁英的集體記憶與帝國焦慮。現今俄國軍政核心，包括普丁、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參謀總長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等人在內，皆成長於蘇聯鼎盛時期。他們曾親歷蘇聯帝國突然崩解，並普遍將1991年蘇聯解體視為內外敵人合謀的地緣政治災難，而非制度上的失敗。

俄國此一創傷性經驗，轉化為恢復榮光的強烈使命感，驅使俄羅斯重奪地緣優勢、重建緩衝區，並對抗西方圍堵。這也是俄國入侵烏克蘭的一個主要理由：普丁政權宣稱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是北約（NATO）東擴的直接後果，並將入侵烏克蘭的行為包裝為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防禦性回應，用以動員國內支持。

俄國更指責美國主導的北約東擴，已違反1990年對戈巴契夫的「不東擴一寸」口頭承諾，也破壞1994年布達佩斯備忘錄（Budapest Memorandum）的精神。普丁政權認為，俄羅斯無需再遵守尊重烏克蘭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承諾，甚至主張烏克蘭是人為建構的，也就是共產黨發明的國家，藉此否定烏克蘭主權。

更進一步來說，普丁政權對領土擴張的執著並非偶然，而是歷史想像的延伸。

俄國官方敘事將現代俄羅斯定位為中世紀基輔羅斯（Kyivan Rus，涵蓋今日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領土範圍）唯一合法的繼承者。在大俄羅斯史觀中，烏克蘭人被稱為「小俄羅斯人」（Little Russians），視為同一民族的分支，而非獨立民族。

這種將民族與歷史不可分割的敘事，為俄羅斯的軍事行動提供意識形態合法性。因此，俄羅斯除了對抗北約東擴之外，軍事行動還往往以「拯救兄弟民族」、「剷除烏克蘭的新納粹」與「保護俄語人口」作為理由。根據民調，俄國人對普丁政權特殊軍事行動的支持率長期維持在70%區間，就是最佳寫照。

換言之，普丁長期掌權與俄羅斯對抗西方的格局，不僅是政權策略，更深植於廣泛民意之中。在西方看來，普丁或許是一位獨裁者；但在普丁與許多俄羅斯人眼中，他只是在延續俄羅斯歷史脈絡中的戰略視野、世界觀與價值信念，俄羅斯與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間的結構性對立油然而生。

俄國少了普丁，還會有下一個威權繼承者

無論西方是否曾明確承諾，普丁政權執迷於劃分勢力範圍的冷戰思維早已過時。俄羅斯更應自問的是：為何14個前華沙公約國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紛紛投向歐盟或北約，而非與俄結盟？答案不在西方背信，而在俄羅斯自身的威權統治與地緣霸凌惡果。只要俄羅斯人民未從根本上革除帝國心態與政治文化，俄羅斯在普丁之後仍將孕育出另一位威權繼承者，延續其擴張主義與和西方敵對的敘事。

須注意的是，在這場歷史進程中，敵友立場也可能倒轉。如匈牙利總理奧班，長期為普丁辯護、質疑烏克蘭主權，並極力阻撓歐盟對俄制裁與烏克蘭入盟，最終招致歐盟內部孤立與資金凍結。這彰顯出國家領袖的戰略誤判與價值錯位，不僅自毀國運，更將動搖區域穩定與國際信任根基。

最後，值得警惕的是，即使普丁政權建立在有嚴重瑕疵的選舉制度上，如反對派被壓制、媒體受控制、選舉舞弊指控等，仍獲得相當比例的俄國民眾支持，最終導致了入侵烏克蘭的悲劇。這凸顯了一個重要教訓：民意本身並非正義的保證，錯誤的民意共識不僅能催生獨裁政權，更可能引發對內壓迫與對外侵略。

納粹德國已提供歷史教訓——希特勒透過選舉上台，利用民族主義獲得支持，最終將德國帶向毀滅。真正的民主需要憲政制衡、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等制度保障，以及公民對自由、法治、寬容等核心價值的堅守，否則選舉也可能淪為威權統治的合法化工具。

若俄羅斯真欲重塑為可信的國際成員，比起一味譴責西方，更迫切的應為徹底改革其威權治理結構與侵略性國際敘事。然而，普丁已選擇與同樣奉行修正主義（revisionist／revisionism）的威權政權（如中國與伊朗）結成戰略聯盟。這場民主陣營與威權軸心間的長期對抗，勝負將根本決定21世紀的全球秩序下，民主存續與自由原則的命運。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