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高速都市化現象（上）：人多未必好？人口堆積為何帶來不了紅利

每次在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參加活動，如果遇到非洲來的學生，他們常跟我抱怨：「我們有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但經濟學家卻只想來我們的鄉下找茅草屋」。不是開玩笑，我還真的有遇過歐美人士以為非洲人住在樹上。

的確，在二戰剛結束的時候，非洲的都市，除了殖民地總督府之外並不多見。但今天，非洲有近一半的人口已經住在城市裡頭，「高速都市化」的現象，不只出現在非洲，也出現在大部份的發展中國家。本文希望引介經濟學界近年來最新的研究，來探討非洲高速都市化之下所遇到的問題與展望。

非洲高速都市化的現象

2100年，全世界估計最大的三個城市，全部在非洲：奈及利亞的拉哥斯、剛果的金夏沙，跟坦尚尼亞的三蘭港，人口預估大概在4,000萬到8,000萬不等。

根據OECD報告《Africa’s Urbanisation Dynamics 2020》，今天，非洲其實已經是高度都市化的地區。在1950年時，只有8個國家都市化程度超過20%，其餘都在10%以下。在2015年時，已有過半的非洲人口住在7,617個都會區與鄰近地區（urban agglomeration），而這就是俗稱「高度都市化」，其趨勢毫無疲態：

在北非，已有不少地區的都市化高達8成。OECD的報告裡還舉了一個驚人的例子：盧安達都市化過去大概5%，現在一口氣飆升至超過50%。

怎麼定義都市，有很不同的方法。此處都會區（urban agglometrations）的定義，是根據國際資料庫「非洲城邦」（Africapolis）而來，主要是以土地利用與最低居住人口數為標準：如果出現大量的非農用地與特定建物，並有一定人口居於此處，便會將其定義為都會區，較大的都會區，多半會進一步包含一個市中心與近郊市鎮。

若進一步利用非洲城邦的資料來呈現非洲都市人口1950跟2025年的差別，都市爆炸的情況便顯而易見：

都會區當中，亦有74個都會區住有超過100萬人口，當中量級最大者，便是上述提到的非洲巨型城市。

然而，非洲的高速都市化相當神秘，因為它既沒有伴隨農業革命，也沒有伴隨工業化。事實上，隨著都市化的發展，非洲的農業生產力反而有倒退的情形（見國際發展經濟學家 Christopher Urdy 在耶魯大學的演講）。

少數曾經的工業國南非，其工業經濟本就建立在種族隔離的不合理制度，廢除後更經歷去工業化。至於今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雖有一些不錯的製造業廠商，但面對相對龐大的都市人口，能消化的勞動力仍是杯水車薪。

換句話說，許多非洲人口初從鄉村跑到城市（或是都會擴張把鄉村納入到了城市），並不是在一間工廠長期工作，或是在一間公司擔任上班族，更多是在外賣送單、幫忙顧店等短期差事中輪流服務。

從在鄉下種田，到跑到城市去送外送，這件事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理論觀點：都市的靜態與動態外部性

我其中一位指導教授格雷瑟（Edward Glaeser）2019年在一篇名為〈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裡提及，經濟理論上，都市化帶來的「正向外部性」可分為靜態與動態的外部性。

靜態外部性：隨著都市擴張，市場規模或密度的上升能即時提升生產力，進而導致市場交易成本下降、產品品項更多。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1991年提出的的貿易模型指出，大都市能支撐鄉下所沒有的產品多樣性，這本身就會增加都市居民的福利。

動態外部性：都市對一個國家的長期成長也扮演了重要作用。諾貝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 Jr.）在1988年提出城市是知識經濟的核心，能加速人力資本累積與技術進步。勞奇（James Rauch）1993年實證研究顯示，美國城市的人力資本水準與薪資呈正相關，這就是典型的動態外部性。

對非洲而言，如果都市化對經濟的助益主要依賴靜態外部性，則可能只是短期的薪資與消費機會提升，卻無法確保長期成長。而若能觸發動態外部性，情況可能大不同。

羅森斯坦-羅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力」理論（1943）就認為，當城市集中度足以支撐大規模生產技術時，都市化本身可成為工業化的前奏。再加上城市能讓國家更容易融入全球價值鏈，中國的深圳就是一例。

但既有的發展經濟學研究提醒我們，這些正面外部性不會自動出現。人多有時候沒帶來多大的新發現，卻反而可能讓地方的勞動市場「內卷」（involution）起來。

比方說，Clément Imbert研究團隊2022年便發現，在中國2000年代初期，鄉下農村作物價格若發生衝擊，便可能伴隨著大量農民人口進城。但農民進城後，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不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沒有產生正外部性。這代表如果都市化只是「人口堆積」，缺乏制度與技術突破，就難以帶來盧卡斯式的長期紅利。

城鄉移動、群聚紅利與過快都市化的陷阱

回到上述中國農民的例子，如果短期所得會下降，那為什麼還要進城呢？想必是他們預期離鄉入城有些好處。一些既有的研究結果，支持都市的群聚紅利確實存在。

比方說，Juan Chauvin的團隊2017年比較了中國、印度、巴西的跨國資料，發現城市密度對薪資與生產力的提升幅度，在開發中國家甚至比已開發國家更強烈，換句話說，純以薪資來說，在許多開發中國家，長期待在都市，其薪資展望還是比待在鄉下更好。

另外以耶魯大學Ahmed Mushfiq Mobarak為首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這篇研究在孟加拉做了隨機實驗，給農村家庭一筆車票補貼金，若要對照臺灣的脈絡，就像他們跑到農村去補貼統聯／國光號客運的車票。研究發現，那些接受了車票補貼並因此遷到都市後的住民，會顯著提升家庭消費，且多年後仍能持續可見。

但這是為什麼呢？教我總體經濟理論的哈佛訪問教授David Lagakos，跟Mobarak的研究團隊進一步合作，他們在〈The Welfare Effects of Encouraging Rural–Urban Migration〉一文中，建了總體經濟模型來解釋孟加拉車票實驗的資料，他們發現，儘管從鄉村種田，改成搬到城市送外送的工資增幅不怎麼樣，但可以跟鄉下農活面對的作物市場風險對沖，本質上是一種保險。

特別注意的是，此研究中的孟加拉農民會週期性兩邊跑，農忙的時候回去做農活，農閒或農荒時則去都市做服務業或短期零工。農作欠收，那至少城市裡叫外送的需求不受影響，都市鄉下兩邊跑，就像是一種對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