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矽盾」變嚇阻：台灣經濟威懾的起點與邊界

文／徐曉強

從日本在 2019 年收緊針對韓國的三項關鍵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到中國因新冠疫情起源調查而對澳洲紅酒課徵高額關稅（2020–2024 年），再到美國相繼推出先進技術出口管制與對等關稅政策，各國將經濟與科技資產視為政策工具、並予以「武器化」的頻率明顯升高。然而，台灣在國際體系中最具戰略分量的優勢——半導體產業——過去多被定位為用來「被動防守」、嚇阻中國的「矽盾」，而非可主動運用的政策槓桿。

當其他國家把貿易關係、關鍵原物料、設備或市場轉化為對外施壓的籌碼時，台灣是否也應建立一套可調可退、能談能嚇阻的「經濟威懾」能力，並加以制度化、程序化，成為新一輪政策設計與社會共識的核心命題。

對南非的半導體出口管制：台灣的信號彈

2025 年 7 月，南非政府片面在政府公報與官網將台灣兩處駐館更名、降等，並要求遷離首都。事件爆發後，台灣立即表示將研議對等反制，選項之一便是對南非限制晶片出口。事隔近兩個月，政府把「示警」轉為「行動」：預告輸往南非的積體電路、記憶體等 47 項半導體相關貨品改採「事前核准」制度，並規畫 60 天後生效。

外媒普遍解讀，這是台灣首度單方面對單一國家祭出半導體出口管制，透過許可制把過去用於被動防守的「矽盾」轉化為可操作的外交工具，是一場將產業支配地位有限度武器化的嘗試。由於採取「須經核准、且可暫停核發」的路徑，政策具有可回溯、可調整的彈性，政府得以依照談判進展或風險評估，擴大、縮小或暫緩適用範圍與強度，而非一次走到極端。

至於經濟面衝擊，台灣對南非的半導體「直接」出口不大，2024 年約為 400 萬美元。因此，此次措施在「自損輕」的前提下，仍能對外釋放明確訊號。真正承壓的，反而可能是南非本地汽車與製造業的信心與供應預期。南非主要在野黨人士也公開警告，這恐讓當地經濟面臨「雙重打擊」：一方面承受對美關稅風險，另一方面又可能遭遇晶片受限的供應變數。也因此，9 月 25 日台灣駐南非代表處即接獲南非政府提出「請求協商」，外交部隨即同意暫緩預告程序；經濟部並說明相關公告尚未刊登於行政院公報、未進入正式預告階段，等同給南非一個台階下。

為何台灣需要經濟威懾？工具箱與下一步

外媒認為台灣此次祭出半導體出口限制的動作「非比尋常」。但若把時間尺度拉長來看，在可預見的未來，來自中國的綜合壓力只會增加，台灣其實早就有建立自身「經濟威懾」能力的必要。雖然近年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占比持續下滑，但中國仍是台灣主要外銷市場之一，這使得台灣很難直接對中國本身產生強而有力的經濟嚇阻效果。但台灣的經濟與科技實力，仍能在邊際上改變他國計算──特別是那些可能配合北京對台政策的國家，南非事件正是一個清楚的示範。半導體出口限制的意義不在「封到底」，而是把一筆額外成本擺上對方決策桌，迫使其在權衡對台政策利弊時更為謹慎。

台灣的「經濟威懾工具箱」一直在擴充。1993 至 1994 年間，《貿易法》與《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相繼到位，確立了我國對「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實施輸出入管理的法源，授權政府公告管制貨品與地區、要求企業事前申請、並可進行查核與裁罰。其後制度即以「貨品清單」與「實體清單」雙軌並行、滾動更新：前者界定哪些品項需要管理，後者鎖定哪些對象必須加嚴審查。到了近年，政府自 2019 年 5 月起對外公開提供「實體清單」資料，由跨部會定期審查擴充。以 2025 年 9 月 16 日公布的最新數據為例，名單累計已納管逾一萬八百個實體與個人，對名單對象的輸出必須先取得許可。換言之，從法源、清單到執行流程，台灣已擁有一套可啟動、可調整、可追溯的基本架構。

然而，若要把這套工具真正轉化為有效的經濟威懾，光有清單與許可還不夠。從中國自身的做法可見端倪：一方面必須提升經濟韌性、降低對關鍵市場或材料的單一路徑依賴；另一方面也要在可行範圍內提高他國對台灣的依賴度，讓對方在考慮報復時顧忌更大、意願更低。這是一場需要時間的結構性工程，牽涉產業分散、備援來源、金融與保險配套，以及對潛在對手國的精準準備。對台灣而言，代表著要提前盤點「哪些品項由我方掌握主導」、「若我方暫停供應，對方需要多久才能找到替代」、「我方承受成本與補償機制為何」，並把這些評估轉化為分級劇本與明確程序。如此一來，當下次必須出手時，既能控管自損，又能把「可談、可退、可嚇阻」變成可預期、可操作的政策選項。

風險管理、挑戰與侷限

對外採取經濟威懾時，政府也需要評估多項因素，第一個就是對方報復的風險。南非是全球白金族金屬（PGM）與黃金的重要產地，PGM 供應高度集中——僅白金南非占比就逾 70%。一旦南非限制對台出口或調升關稅，短期勢必推高台灣電子、汽車零件與鍍金加工等產業的成本。2024 年南非對台貴金屬出口約 12.5 億美元；若「卡原料」，衝擊可能比晶片許可制更直接。因應之道，是預先多元布局（美國、加拿大、澳洲等），並建立緊急替代機制與安全庫存。

其次，台灣應以國際協作放大威懾效果。美、日、荷自 2023 年起在先進製程設備對中出口上採協同行動，是經典做法：鎖定關鍵節點，由各國以許可與清單一致收斂標準，並限制設備服務與維護，縮小「繞道」空間。台灣若與主要供應國建立資訊互和標準一致的常態機制，威懾的可信度將遠高於單打獨鬥。

第三，可考慮更細緻的分層承擔設計。政府負責邊界與程序（預告期、許可制、例外條件），企業強化法遵與供應鏈備援。南非個案顯示，許可制可暫緩或調整，為政府保留談判空間，企業則應備妥「進、出雙向」替代方案。例如一旦對方卡貴金屬，政府可運用現有貿易與金融工具協助企業快速轉單或短期融資，並以關稅調整或臨時關務措施降低替代來源成本，同時啟動與友好供應國的快速審查。

最後，威懾必須可被相信。有效嚇阻仰賴清楚規則與可重複執行，否則容易被視為情緒性反應。台灣若要把「矽盾」轉為可用嚇阻，應建立分級表列和定期檢討的框架，每次事件照表操作並對外說明，這不僅強化外部可信度，也可降低產業面對的政策不確定性成本。

從守勢到選擇權：台灣需要一套可用的經濟威懾

這次南非事件，不是要把晶片當作「永遠封鎖」的武器，而是把它納入「程序化、可調整」的威懾選項。預告、許可、暫緩——三步驟展現的是「先示警、再協商」的節奏。疫情後，世界看見台灣半導體的重要性；面對更複雜的地緣風險，台灣確實需要建立自己的經濟威懾能力，不再只靠被動防守，關鍵在於把工具做成滑桿、有章可循，同時與盟友協作，降低被反制的脆弱點。企業也要同步強化法遵能力、替代來源、庫存策略與財務緩衝，才能在政策拉鋸時守住營運底線。如此，矽島不只是一面盾，更是一把可精準使用、可收可放的槓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