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全拋世代」人口危機：當少子化無可避免，AI能否成為救命稻草？

共同作者／洪嘉翎（首爾大學法律研究所醫藥行政專攻暨智慧城市全球融合專攻雙博士候選人）

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雙重挑戰，如何設計有效政策已成為治理核心課題。以南韓為例，其出生率長期位居全球最低，新當選的李在明政府也承諾投入鉅額資源推動新婚住房補助、家庭稅收優惠、托育津貼等措施，是否能扭轉下滑趨勢，外界仍不看好。

放眼全球，即使是福利制度最完善的北歐國家擁有教育普及、醫療與托育支持、彈性就業制度等，仍無法避免生育率持續低迷。這顯示少子化並非單純由經濟負擔或福利不足所造成，而是與現代社會價值觀、性別角色變遷、個人生活選擇，以及城市化與教育普及後對生涯規劃的不同期待密切相關。

多數國家難以從根本逆轉少子化，恢復至人口替代水準（指若要人口總數長期維持不增不減，替代水準推算為每位女性需生育2.1人），問題不僅在於政策誘因不足，更在於現代社會整體文化與生活模式已大幅改變。年輕世代也未必願意將生育視為人生必要選項，這不僅影響人口結構，也涉及人類未來發展的趨勢。

南韓全拋世代的多重困境

在南韓，年輕人不願生育並不是單純的價值觀改變，而是住房、工時、性別不平等與托育不足等結構性壓力交織的結果。OECD與南韓統計廳的報告都指出，根本原因在於年輕世代被剝奪了生活選擇權，讓他們不斷進化，從三拋、五拋到全拋世代。

住房是最直接的壓力。2018至2023年間，全國房價累計上漲8成，首爾核心區更是翻倍。南韓大城市——特別是首爾與小城市之間的房價差距為OECD國家之最，差距高達211%（一般平均為86%）。在社會普遍認為「有房才能結婚」的氛圍下，高房價幾乎封死了婚育的可能。

工時與加班文化同樣讓人窒息。南韓平均年工時接近2000小時，高於OECD平均，更嚴重的是隱性工時與無償加班。過勞直接影響心理健康，南韓每年約有超過1萬4000人因自殺死亡，也是OECD中自殺率最高的國家。沒有喘息與希望，生育自然成為無法承擔的選項。

性別不平等進一步深化了少子化帶來的困境。根據OECD，南韓女性平均薪資比男性低約3成，為所有會員國中最差的水準。這樣的差距，不僅源於重男輕女的職場觀念，也與在婚後或生育後，許多女性因職場文化與育兒壓力而退出勞動市場密切相關。

即便南韓政令保障育嬰假與父母的育兒權益，實際使用仍存在性別失衡：女性普遍使用，男性卻幾乎不請假，導致女性承擔更重的職場與家庭負擔。此外，女性每日承擔的家務與育兒工作遠高於男性，加劇其心理與時間負擔，形成無法兼顧家庭與工作者的惡性循環。

托育資源稀缺，結合私立托育高成本與品質不穩、都市生活壓力，以及祖父母支援因都市化而削弱，也使年輕家庭幾乎無法兼顧工作與照護責任。此外，都市高房價、長工時與性別不平等等因素交織，消磨了年輕世代對建立家庭的安全感與自主性，塑造出南韓少子化背後是一場「生活不可負擔的危機」。

區域失衡與文化同質性

另一方面，「進入大城市就等於成功」並非單純的文化信念，而是理性的現實選擇。首都圈匯聚優質教育、產業總部、醫療與文化資源，成為青年追求就業人脈與社會流動的核心區域。相較之下，地方教育與醫療資源匱乏、產業發展受限，讓離鄉成為青年不得不做的選擇。

然而，這種以大城市為核心的機會結構，正推動南韓進入區域與人口的惡性循環。首都圈僅佔全國12%的土地，卻容納超過一半人口；地方則因青壯年人口外流而加速空洞化，留下多為高齡人口，生育率持續下滑。人口減少又削弱地方財政，使教育、醫療與交通惡化，進一步驅趕年輕人，加深城鄉落差。

城市集中的直接後果之一，是房價與租金強勢上揚。青年大量湧入首爾，住房需求激增，使生活成本、教育支出同步上升，即便進入城市獲得就業與資源，卻在高房價壓力下被迫延後或放棄婚育計畫。這並非單純選擇，而是被制度與市場壓迫的結果。

於是形成惡性循環：人口越集中，大城市房價越高；房價越高，生育率越低；而低生育又加劇整體社會高齡化與地方衰退。解方不在於廉價補貼婚育，而在於重構區域發展格局，讓地方具備教育、就業與生活的長期誘因，並挑戰「進入大城市才算成功」的社會認知，才能同時改善生育率與區域活力。

長遠而言，南韓正面臨「少子化—高齡化—區域失衡」三者交織的結構性困境。城市過度擁擠卻難以承擔家庭生活，地方則人口流失、難以自我恢復。若無法打破首都圈獨大的結構，即使提供育兒補助或地方創生政策，或是再多的金錢獎勵也難以改變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加拿大與澳洲等國因移民大幅流入，儘管生育率下降，總人口仍可維持增長。然而在南韓，這條解方並不可行，如同日本、台灣等鄰國，其社會對移民缺乏足夠共識與文化包容。儘管年輕世代與高學歷者較為開放，但整體仍充滿保留與疑慮，反映出民族統一與文化同質性的強烈價值觀。

歷任政府雖推動多元文化整合計畫，例如語言教育與社區支援，但這些措施多是由上而下的策略，仍難破除移民被視為勞動工具的刻板印象。因此，南韓缺乏將移民作為扭轉少子化的有效工具。即便政策硬推，也無法突破社會的文化限制與制度壁壘，使其不具可行性。

提高人口韌性，不能只追逐出生數字

至此，當少子化成為不可逆趨勢，若僅著眼於短期提升出生率，反而可能忽略人口變遷背後的潛在轉機。如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所提出的人口韌性（Demographic Resilience）概念強調，重要的是建立政府與社會理解、預見並因應人口變化的能力，以此為基礎制定政策，而非追逐出生數字本身。

在這個框架下，以人權與性別平等為核心，不應以傳統家庭模式衡量個人價值，而應尊重每個人在有保障與充分資訊下做出生育或不生育選擇的自由。育嬰假、托育制度、職場彈性安排不只是配套，它們是維持工作與生活平衡和自主決策的制度基石。

更何況，不生孩子本身就是一項人權，政府有責任支持多元生活方式，這不該被視為偏離主流的選項，政府的政策應是為了構築一個真正具韌性的社會，讓人口變遷不再是危機。關鍵在於我們是否具備面對變化的能力，並在變化中維護每個人的尊嚴與自由。

若要推廣這種思維，就必須甩開對2.1人口替代率的迷戀。媒體常將低於2.1的生育率喻為國家滅亡的警訊，但這僅是維持人口穩定的一個技術性指標，並非政策目標。與其用焦慮驅動生育，不如探討最適的人口規模應由國土、資源、產業結構與永續性共同決定。

以南韓為例，人口結構轉變所揭露的危機遠比想像中嚴峻。根據統計，2020 年至 2050 年間，南韓15–64 歲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約 35%，同時，65 歲以上人口預計將達到約 40%。如果總和生育率（TFR）長期維持在 0.75 左右，這將導致人口下滑，2100 年人口可能只剩目前的一半或更低。

當然，將人口發展預測為線性增長並非絕對可靠。許多外在因素，如戰爭或疫情，均可能顯著改變人口趨勢。以新冠疫情為例，雖然全球死亡人數眾多，但在封鎖期間，美國等國家卻意外地出現了生育率上升的現象。然而，這類變化屬於低機率事件，難以納入政府對人口的長期規劃。

AI助力能否成為契機？

鑑於南韓人口持續下降，若本世紀末人口減半，將導致高科技產業人力不足，內需市場萎縮，公共財政壓力上升，國防與兵源動員能力亦將面臨挑戰。在移民政策難以迅速改變人口結構的現實情況下，南韓未來的出路或許在於依賴AI與機器人技術所帶來的新形態革命。

傳統上，人口成長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引擎，像是擴大消費、增加勞動力與投資，但在 AI 革命下，更少的人力也能透過技術與資本創造經濟價值，生產力焦點正逐漸轉向自動化與技術創新。然而不可諱言的是，隨著人口下降，稅基萎縮將威脅社會福利與公共建設的財源。

在此背景下，AI 機器人稅或其他形式的資本課稅可能成為填補稅收缺口的一種方案，而普遍基本收入（UBI）也可能成為維持民眾購買力與社會穩定的選項。雖然這些政策會面臨企業經濟負擔的反對以及社會對公平性的質疑，但在經濟結構劇變中，有必要提前思考其可行性。

此外，AI 科技正在應對人口結構帶來的迫切挑戰，如老年照護與國防安全，逐漸發揮顯著作用。就前者來看，長照工作因勞動強度高、薪資相對低，先進國家本國年輕勞工參與意願低，導致護理人員流動率高，如日本、德國等國只得高度依賴外籍勞工解決長照人力需求。

然而，隨著人事成本上升及勞工輸出國經濟改善，外籍勞工供應逐漸受限。AI機器人因此成為可行替代方案。例如協助患者移動或洗澡、即時追蹤健康數據，甚至提供情感陪伴。隨著技術進步與成本下降，AI機器人有望在醫療照護中扮演關鍵角色，但其普及仍需克服技術成熟度與社會接受度的挑戰。

就國防領域來看，全球局勢從後冷戰時期轉向美中爭霸，俄烏戰爭、以巴衝突等事件顯示戰爭威脅持續存在。部分先進國家卻因長期和平，民眾對參軍意願降低，軍事人力短缺問題浮現。AI技術被視為潛在解決方案，例如無人機在俄烏戰爭中展現的精準打擊能力，證明了自動化武器的優勢。

儘管聯合國呼籲限制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AWS），各國仍在積極研發AI軍事應用，以降低人員傷亡並提升戰力。LAWS的發展引發倫理爭議，例如自主決策可能導致誤判或違反國際法，已有超過 120 國支持在 2026 年前創建國際條約限制此類武器，強調保持人類控制與審查的重要性。

最後，南韓於2025年4月正式啟動「K-人形機器人聯盟」（K-Humanoid Alliance），旨在整合產官學界資源，發展具備高效能與自主能力的人形機器人，藉此提升國家競爭力。這也標誌著南韓在應對少子化與高齡化挑戰方面，將依賴AI與機器人技術作為核心策略，促使南韓和AI機器人緊密結合。

不過雖然AI對人類很重要，但人類仍有猜疑，因為人類在數十萬年的進化過程中逐步登上食物鏈的頂端，如今卻首次面臨全新的挑戰者，難免感到不安。事實上，與AI共生將是唯一出路，我們正處於人類與AI融合的初始階段: AI能大量收集分析數據，人類則用以判斷並增強決策模式。

更進一步而言，人類已開始與AI一起進化，如 Neuralink 等公司的腦機介面實驗，即是試圖讓癱瘓者用思想來控制數位與實體工具，必將引領一場綿延百年甚至千年的典範轉換。在這個過程中，挫折與陣痛幾乎無可避免，相關的衝突與對抗也將反覆出現，直到人類與AI之間逐步找到新的平衡。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