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馬拉維的警世：東亞「後ISIS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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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朗天（The Glocal助理研究員）

儘管上個月（6）是齋戒節，伊斯蘭恐怖份子對菲律賓的毒害卻從未休止。由馬巫德集團（Maute Group）和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主導的作戰團隊依舊在馬拉維市中負嵎頑抗，以出其不意的街巷戰回應政府軍的空襲，三百多條人命就此成為伊斯蘭國的祭品。

前陣子，北民答那峨島的伊利甘臨時難民營中，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請求人民原諒政府實施戒嚴令和軍隊的重奪攻勢，承認軍事行動是對付極端伊斯蘭武裝分子的必要之惡。總統承諾重建這個飽受極端組織所蹂躪的城市，把個人威信都押注在無日無之的城郊游擊戰中。殲滅伊斯蘭國武裝分子成為重建和平的必要條件，卻把南拉瑙省以致整個棉蘭老穆斯林自治區的歷史時空都直接刪除。

在杜特蒂口中，彷彿伊斯蘭國突然憑空出現在菲律賓，執行他們的「全球哈里發大計」。但如此斷裂的敘事觀卻把最基本的問題也省略：遠在中東的伊斯蘭國究竟為什麼需要菲律賓？

若我們重讀菲律賓、伊斯蘭教和恐怖組織的交鋒角力，不難發現雖然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自稱伊斯蘭國的東亞代理人，現實跟中東的關係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緊密，更多是在地組織借其名去掩蓋本身動機。整個衝突對菲律賓以至東亞地區的影響，所指涉的是東亞恐怖組織的進退失據、金三角政經交合和本土組織區域化。傳統論述只會粗淺概括為「伊斯蘭國進軍東亞」，然而地方恐怖組織跨區合作，進行失去核心統領、意識形態流動、孤狼式自發繁殖的恐攻，才是我們真正要面對的後ISIS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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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打著「伊斯蘭國」的名號？

在五月底，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在南部馬拉維與政府軍展開城郊巷戰。據菲方解釋，恐怖組織是為了報復政府對阿布沙耶夫首領哈比倫（Isnilon Hapilon）的搜捕行動。哈比倫在2015年向伊斯蘭國宣布效忠，自認為「東亞使者」，並積極拓展極端伊斯蘭勢力；外界解讀這次的衝突，是伊斯蘭國在菲律賓建設「東亞維拉亞特」（East Asia wilayah）的第一步。「東亞維拉亞特」源自阿拉伯的行政單位概念，伊斯蘭國多次在官方刊物中將之定義為包含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南泰、緬甸和日本的泛東亞政治領域。

雖然哈比倫自舉黑旗統領極端份子，但近年的伊斯蘭國官方刊物《Dabiq》對他的形容，卻只是一位酋長或土地領袖（Emir），而不是地方官（Wali，wilayah的管理人），可見伊斯蘭國並沒有如實賦權予哈比倫，而兩者聯繫亦沒有預期中緊密。另外，原本的阿布沙耶夫並未背負伊斯蘭國強烈的復國史觀和意識形態，反而只是一個針對平民攻擊和時常綁架的無差別暴力組織。但2007年在原首領簡加拉尼（Khadaffy Abubakar Janjalani）死後，出現權力真空，渴望使用極端手段吸引年輕一派支持的哈比倫，故此自立成東亞酋長，藉此吸引成員目光，並提升個人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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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由於伊斯蘭恐怖組織極度碎片化，同類組織常因此需要用更極端的口號來互相競爭以吸納成員。例如七十年代，發展緩慢和長期受到中央擠壓的民答那峨島，就是摩洛人伊斯蘭分離份子的巢穴，其中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是為最著名的反政府組織。MNLF在八、九十年代和菲方達成停火協議，並提交十三省自治區的計劃，雖然最後因總統馬可仕違約，讓雙方回復到交惡狀態，但與此同時，一批好戰的成員決定另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繼續反抗政府。

新成立的MILF與政府的戰火，要一直到2014年達成和約，才得以暫時休止。當時MILF按政府要求驅逐數位極端好戰成員，卻又意外地促成另外一個極端伊斯蘭組織邦薩摩洛伊斯蘭自由戰士（Bangsamoro Islamic Freedom Fighters,BIFF）的崛起。六月底發生在南部皮格卡瓦楊鎮（Pigcawayan）的學生人質事件，就是由BIFF所引起的。

由於極端份子組織的碎片化不斷加劇，菲律賓政府往往與一派停火後又得罪另外一派，而投機組織通過破壞協議以吸收其他勢力。在經濟全球化和分裂常態化下，中東的伊斯蘭國成為新生組織的跳板契機。於此，伊斯蘭國就和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連線」了。

所以，與其認為這次菲律賓的襲擊背後是ISIS主導東亞戰略的證據，不如說是菲律賓本土組織面臨瓶頸，急需向外發展的動機和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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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國」名號帶來的附加價值

但與伊斯蘭國合作的代價絕對不菲，恐怖組織看似引火自焚的手段究竟隱藏何等盤算？

首先，由於伊斯蘭國難以從中東抽身，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不可能、也不會獲得太多支援。但是，除了提升個人聲望之外，用伊斯蘭國之名作戰還是為組織提供了三個優勢：第一，跳板合作機會；第二，脫離既有範式；第三，吸引東亞目光。

除了阿布沙耶夫外，馬巫德集團的領袖歐瑪．馬巫德（Omar Maute）與阿布杜拉．馬巫德（Abdullah Maute）以及恐怖組織印尼伊斯蘭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皆享有緊密網絡，兩者在菲律賓邊陲地帶蘇祿群島（Sulu peninsular）建設了毒品網絡、綁架人質據點和訓練設施。馬巫德兄弟的父親卡亞莫拉（Cayamora Maute）更是MILF的前高層，其家族也設立數個分支組織去拓展離島勢力。

馬巫德組織發展如日中天之時，杜特蒂的毒品戰爭則打壞他們的如意算盤：首先，鄰近區域存在其他先天對手，比如阿布沙耶夫的蘇祿群島派系是惡名昭彰的綁架組織，分薄馬巫德集團的利潤；第二，反毒政策增加毒品交易的販賣成本，進一步打擊組織資金來源。在發展停滯不前之下，建設東亞維拉亞特的「大義」反倒提供一個合作機會，讓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拋棄對立狀態；或甚至號召其他離散組織，集結成名叫「Pintakasi」的暫時性軍團，以對抗菲律賓政府軍的打擊。

「Pintakasi」，即是享有共同目標而同仇敵愾的結盟關係，在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指揮下慢慢成熟起來，展開多邊戰線令菲方陷入泥淖之中。據資料顯示，阿布沙耶夫城市游擊隊（ASG's Urban Terrorist Group）、菲律賓安薩爾．哈里發（Ansar Khalifa Philippines ，AKP）、塔努姆組織（Tanum Group）已合組成「Daulah Islamiyah Wilayatul Mashriq」——意即伊斯蘭國東亞分支，試圖實踐東亞維拉亞特的終極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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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國要求支持者實際佔領土地和執行城市恐怖主義，「馬拉維之戰」於是提供良機，讓組織轉型成「伊斯蘭國模式」——過去菲律賓的恐怖組織大多在密林中運作，但這次的「馬拉維之戰」，卻讓菲方警覺，恐怖組織也有能力在城市執行有效的游擊策略。

伊斯蘭國模式和傳統恐怖組織不同的是，它強調城市恐怖主義和大規模的傷害。南洋理工大學的分析員Jasminder Singh認為，伊斯蘭國模式會為城市帶來長遠的經濟發展和人文社會的傷害，加深中央政府對局部地區的管治壓力。而恐怖組織的放手一搏，卻有機會在零和遊戲中獲取更多人員、資源和地域控制，引入伊斯蘭國模式無疑擴大恐怖組織的運作思維。

在進軍過程中，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可將毒品市場延伸到民答那峨島中央，擺脫在邊緣地區運作的限制。早於五月，杜特蒂就說明毒品收益是恐怖組織的重要資金來源，而經濟部長杜明奎（Carlos Dominguez III）更直接將馬拉維市之戰當成毒品戰爭的延伸。可見恐怖組織的滲透力，因意識轉型而日益增加，只會成為菲律賓管治的難解之結。

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在極端意識大纛下並肩，其後發展成泛東亞的恐怖組織合作，也不純粹是幻想。南洋理工大學的廖振陽（Joseph Chinyong Liow）教授就指出，目前東亞各國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位於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中間的蘇祿海、北沙巴水域、和西里伯斯海的三不管海域。毒品、軍火和人口販賣的路線萌芽於這個群島環伺，管治從缺，任意進出的海域中。基本上，三邊國際水域形成無政府狀態，走私網絡只會在極端思潮下日益壯大，化成組織跨地域合作的基礎。日前新加坡內政部就擔心，極端組織區域化會導致向本土襲擊，繼而首次發出全國恐攻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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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恐攻憂慮絕非來自伊斯蘭國的擴張，或者根本不存在來自中東的直接威脅，而是從東亞組織的自我激化和孤狼式行動而生。

無可置疑，伊斯蘭國對東亞而言可謂圖騰符號過於實際威脅，其伊斯蘭國模式的在地化才真正值得我們留意。來自中東的指揮不再，東亞恐怖組織在綱領式信條下各自演繹令行動變得難以預測。例如印尼有極端派系對伊斯蘭國式狂熱產生迴響，在舊有血緣關係下滋生出宗教色彩濃厚的地方組織；菲律賓的組織大多建基於黑金經濟，比較看重伊斯蘭國的名聲效應；而馬來西亞越趨伊斯蘭化的政治生態可能催生出個體極端化的恐攻。

面對多元紛亂的後ISIS局勢，伊斯蘭國實際對東亞影響，只剩下從其他地區返回的「回流戰士」，但其精神卻會依附寄生在個體和組織之中，刺激新一輪區域化恐攻浪潮。跨地域反恐變得刻不可緩，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所成立的三方海上巡邏隊（The Trilateral Maritime Patrol Indomalphi）和情報共享機制，將是對抗地域化恐攻的有力武器。

邁入「後ISIS時代」，在東亞局勢不明朗之際，各國能否有迅速反應將是制勝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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