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蕩金三角（下）：政治暴力，拿針頭的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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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朗天、尹子軒（香港國際關係研究學會）

在上一篇《掃盪金三角（上）：與鴉片共存，被拋棄的緬甸撣邦》，我們看到前線製毒區的失守淪陷之後，東南亞各國轉而將禁毒的重點，從壓抑國外輸入變成壓制國內流通，希望從「製造／加工國」及「消費國」的方向入手，減低國民接觸毒品的機會。

二十世紀末，東南亞諸國推行以軍隊警力為核心的抗毒行動，將毒品農夫、毒癮者、毒梟打成社會上的他者，大肆通緝和攻擊毒品網絡的各個部分。針對滅毒，國際上其實有三大反對違法毒品走私、毒品使用，以及毒品製造的法例，但由於這三條國際法^註1，均無清晰釐定毒品的定義，以及毒品對社會的傷害程度，於是當中的執法灰色地帶，就容許國家自行演繹。

在這樣的脈絡下，東南亞國家順理成章地維持一貫的「暴力打擊犯罪」模式——減少毒販的綱領，最終演變成打擊人權的雙面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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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伴隨毒品掃蕩而來的政治暴力

在東南亞眾國之中，泰國早期的禁毒工程算是「相對較為成功」——對比緬甸的政策失焦，泰國政府自九十年代起，便著手推行有效農業替代方案，提供私人資本和社會福利予農民發展，藉此鼓勵農民從毒品耕種中轉型。

然而，弔詭的是，泰國一方面進行「以人為本」的農業改革措施，一方面又執行反人道主義的暴力緝毒行動。在暴力和包容的手段中持續擺盪的泰國，近十年內逐漸失去邁向新式禁毒的空間和機會。

基於泰國境內愈來愈嚴重的愛滋病傳染，以及毒癮問題，塔克辛政府於2003年宣布推行「毒品戰爭」（War on Drugs；也就是今年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參考的施政方向），透過國家武力，進行「任意殺人」和「法外裁決」，在最短時間內，以暴衝急躁的行動去撲滅毒品。

根據當年美國國務院釋出的〈國際毒品管制〉（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Strategy Report）年度報告，多達7,3231名嫌疑犯遭到拘捕，共搜獲2千3百萬粒毒品，以及三十萬名毒癮者被勒令接受戒毒。其中，甚至有近半被捕者與毒品無關，很多無毒癮者或無辜人士，被強制進行治療。種種數據指出，塔克辛政府暴力緝毒命中率甚低，肆意濫殺無辜反構成人道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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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的官僚，遏制不住的毒品需求

在毒品聖戰中，塔克辛要求社區領袖提供毒販和毒品使用者的名單，只要是出現在名單上，就會被調查或追捕。不少社區領袖為了邀功求賞，任意更改名單，甚至會把嫌疑犯的親屬朋友一併寫上，好大喜功地滿足與鞏固自我的權欲。司法制度的嚴謹性和準確性，被執法單位任意地蹂躪，讓禁毒工程於爭功諉過的獵巫行動中流產，甚至連泰國國內的警察總長，都懷疑自己手持的名單是否正確。

此外，泰國警察貪污狀況嚴重，不少大毒梟都會選擇賄賂勾結當地官員，從而獲得政治包庇。無論是前線執勤的警員、邊境巡邏的海關，乃至高層警官和政客，毒販組織都會埋手利誘協助運毒計劃，以求在警方庇護下掩人耳目。

泰國的禁毒聖戰，在在司法、執法和前線執勤的層面，一點一滴地被破壞掉；被掃盪的是社會最底層的毒品使用者，但跨國界的毒品交易，依然未見有效行動。有論者認為，塔克辛政府滅毒工程只帶來短期效益——泰國境內產製的毒品雖受掃毒影響而數量下降，但長遠觀之，卻迫使毒品使用者從國外輸入毒品，變相增加邊境執法的難度。

對毒品的強烈需求鼓勵毒梟輸出毒品，毒梟要不用家送死作掩護，要不繼續和官員合作退居幕後，在抗毒聖戰光環下，來個「警民合作」。泰國雖然嘗試通過暴力嚴法來緝毒，無奈手段治標不治本，忽略自己國內強大的毒品市場需求，無法有效解決毒品內在化的問題。

人民一日渴求不止，社會一日難以脫毒。泰國的案例顯示一波波的毒品戰爭，皆是徒勞無功，毒癮者繼續在法律縫隙中，尋找新的毒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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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從殺無赦到接納社會邊緣人

當泰國的緝毒迷失在追求短期成效之際，隔壁的越南，早已開始在關鍵政策上轉向。早期越南共產黨政府將毒品視為「社會罪惡」，該國不斷試圖透過傳統緝毒方法，圍堵毒品蔓延。九零年代開始．越南當局對攜帶超過一百克的海洛因，或五公斤的鴉片，祭出「殺無赦」；截至2014年，約有七百名毒販在這台死刑列車上，等待處置。

此外，越南亦立法規定將毒癮者關進名為「06 Centers 」的勒戒拘留所。但勒戒所惡劣的衛生環境可謂現代集中營，被多個人權組織直斥違反人權標準。有研究更指出，由於居住條件與資源不良，毒癮者經常互換針頭使用，這讓在勒戒所中感染愛滋病的機會，比在外面感染還要高。

以往我們提及到毒品成癮者，必然將之與其他犯罪行徑畫上等號，並試圖透過強力執法進行隔離，邊緣化他們。越南社會經過長時間的傳統緝毒洗禮，一般民眾亦是很容易把染有毒癮的人，打擊成社會上的「他者」，鼓吹國家繼續對毒癮者執行暴力，但卻未能意識到毒品問題的複雜性和異質性。

然而這樣的思維與態度，不但無法協助毒癮者從毒品輪迴中解脫出來，反而更容易再次將他們推向更邊緣的社會角落。越南政府先前祭出的「殺無赦」掃毒手段，無助於改善社會風氣，更會把社區極端化成吸毒者和不吸毒者的分類，難以協助脫毒者重會正軌。

越南政府逐漸意識到，儘管採取與泰國雷同的嚴刑厲法，但在這緝毒過程中其國內的愛滋病狀況，不跌反升。如此情勢迫使越南當局在2006年，落實第一條對抗愛滋病的法例（2006 Law on AIDS/HIV Prevention and Control），將政策方針從減少供應（即傳統打擊毒販）轉向減少傷害（即減低毒癮帶來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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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在2013年，越南政府宣布縮減06 Centers拘留所的數量，轉參考歐美施行的「減害手法」——由政府提供安全的注射環境，逐步協助毒癮者脫離對毒品的依賴，並提升社會對毒癮者包容度。

為了增加社會對毒癮者的包容，越南集中資源提供全國性的戒毒計劃﹔2011年，越南當局決定延長國家的美沙酮治療計劃，並投入五所醫療學校提供治療服務；同時，社區清潔針頭工作亦如火如荼地展開，在茶館和街頭角落放置衛生針頭，供毒癮者使用，避免愛滋病毒透過共用針頭而擴散。在越南政府一連串的努力下，2013年越南的毒癮者愛滋病感染率，從九十年代的30%降至13%。

2014年，越南政府於「國際禁毒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Drug Abuse and Illicit Trafficking；6月26日）上，推行無毒化（drug-free）的精神，呼籲民眾對毒癮者作出支持和接受。一路走來，從越南的故事我們明白到，打擊毒品斷不然只是槍火武力的比拼，無視社會邊緣人需要，威嚇暴力的突擊行動，只會加劇社會對毒癮者的離棄和恐慌。

責躬省過以後，我們回顧整個東南亞禁毒編年史，在毒品全球化的浪潮下，驚覺傳統短視的政策逐漸失焦且無效。理由無他，只因國家一方面忽略無數人的需求狀態，一方面放縱權力糾葛的利益關係——緬甸農民一直缺乏有保障的生存條件，被迫背上栽種毒品的包袱；泰國底層的毒品使用者，在政治暴力氾濫下成為政治犧牲品，而背後押玩撥弄的毒梟卻能在層層關係包庇下，逍遙法外；越南社會的毒癮者，在經歷幾十年的政策轉移後，終於重獲社會上的接納。

迷失於東南亞毒霧的各國，應該明白打擊毒品從來不是鐵板一塊，理應正視自己國家在毒品機器的位置，順著社會的脈絡與需求，從各方著手展開，揚棄傳統換湯不換藥的緝毒方針，才能確實地找出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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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