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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國臣民到澳洲國民:太平洋戰爭的另一種歷史傷痕

2015/10/26 蔡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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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七十年前的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制霸失利。日本帝國退出後的權力真空,引起戰後亞洲政治板塊大震盪,然而衰落的大英帝國已無力填補,只好放手讓各殖民地獨立。美國則是透過成立聯合國,以「共和國」的型式迅速接收了舊時代歐亞帝國爭霸後的世界真空;亞太地區也就跟著其他地區,一同進入了「共和國爭霸」時代。美國以霸權之姿進駐西太平洋,先後與20世紀末的蘇聯、21世紀初的中國相互競合。日本帝國留下來的權力漩渦,時至今日仍在太平洋捲動著。

在這七十年間,澳洲社會對國家認同的轉變,從「英國臣民」變成了「澳洲國民」,堪稱是太平洋霸權轉移的縮影。透過遠離戰爭熱點的澳洲視角,亞太局勢演變的整體畫面變更為清晰。南半球的澳洲人,上世紀被迫在英美間抉擇;而在不久的將來,也可能成為唯一必須考慮是否要「脫歐入亞」的西方國家。

究竟在台灣被捲入帝國戰爭的那些年,澳洲發生了什麼事情?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澳洲人又如何面對時代變局?本文從國防安全角度出發,探究戰爭對國家認同的影響,找尋澳洲如何在心理上,從帝國領地蛻變為現代國家。種種歷史際遇,頗值得台灣玩味。

▎澳洲的安全焦慮

一個國家的建構,永遠擺脫不了先天的地緣關係。該國的地理條件、區域位置,都對國家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剖析「國家認同」與「國防戰略」兩個互為唇齒的關鍵因素,就能幫助我們理解地緣關係如何影響國家發展。

「國家認同」是依循歷史脈絡發展而來的集體意識,形塑一個國家與他國之間的互動模式,而「國防戰略」則是決定哪種互動模式,才能在先天地緣限制下,保護各種有形、無形的「國家認同」基礎。

我們現在認為的「澳洲」,概念基礎源於「殖民地時期」開始發展的澳洲。從殖民歷史承繼而來的集體心理狀態,則反映在外交、內政、軍事、經濟,形成一種國族潛意識,並且顯現在對外關係上面,進而影響到他國對澳洲的認知。

澳洲從殖民時代以來,國民心理就受到地理距離感主宰——幅員廣袤的國土與海岸線、不成比例的人口密度、距離母國(或盟國)遙遠,卻十分接近人口眾多的亞洲。澳洲史學家布萊尼(Geoffrey Blainey)就用 「the tyranny of distance 」的說法,將遙遠距離比喻為決定一切的「暴君」,以此作為貫穿澳洲史的核心思維。

澳洲向來自視為「大陸型島國」;全國人口九成居住在濱海區域,對外貿易99%也全靠海運。無論是朋友或敵人,大多來自北面的海域,也因此澳洲長期以來的國防,建立在一種「安全焦慮」的集體意識之上。歷代澳州政治人物在政策制定時,都很難繞過這種集體意識。

也就是因為這種安全焦慮,澳洲自1900年聯邦建立以來的基本策略,就是透過不斷對母國或大型盟國的輸誠,換取協防保證。 在戰略研究中,這種狀態被稱之為「遺棄/圈套情結」(Abandonment/Entrapment Complex)。

「遺棄/圈套情結」明白闡述了盟國之間存在某種「議價張力」。小型盟國擔心被「丟包」,因此透過加強同盟關係的各種承諾去確保安全;大型盟國則有「引火上身」的憂慮,一方面雖然享受特權,能要求小型盟國分擔任務,減輕達成戰略目標的成本,卻也必須拿捏分寸,以免被小型盟國的議題捲入。這個矛盾情結從古至今一直是澳洲對外關係的基礎,甚至由外而內影響了澳洲不同階段的「國家認同」。

國民集體潛意識如何影響戰略安全及國防政策,由下而上分別為:長期背景因素、國族文化...
國民集體潛意識如何影響戰略安全及國防政策,由下而上分別為:長期背景因素、國族文化、戰略文化、國家治術、政策、決定;長期背景因素屬於國民集體潛意識。原圖請參考:Kilcullen, 2007, pp.48

「遺棄/圈套情結」也使得1900年獨立後的澳洲聯邦政府,在國防政策上,仍處處以倫敦帝都的安全政策馬首是瞻。當時的澳洲人,多半仍認為自己是「住在澳洲的大英帝國臣民」,國民思想並未跟上國體的變化,或許有有助於解釋這種態度。

但澳洲先民大概料想不到,「大英帝國在澳洲」的國民心態,卻會隨著日本帝國潮起潮落的過程大江東去。

▎日本擴張的震撼

1905年,日本打贏日俄戰爭,震驚歐洲強權。澳洲有志之士開始擔心日本帝國擴張南下,完全不是當時人口寥落的澳洲所能抵擋,於是開始倡導「本土防衛論」,強調母國遙遠馳援不易,惟有自強才能保身。不過九年後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帝國防衛論」佔了上風;當時澳洲普遍認為惟有確保「祖國內地」的安全,祖國才能確保澳洲的安全,於是軍力都投入在英國的歐洲戰場。 當時的澳洲社會氛圍,連現代澳洲人可能都會覺得不可思議——有澳洲口音會被嘲笑沒文化,純正英國口音才是標準國語;去英國會說是「回內地」。「帝國防衛論」會佔上風,與當時的社會主流的殖民地心態不無關係。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淪陷,大英帝國東南亞最大軍事基地覆滅,倫敦放棄協防澳洲,專注於歐洲戰場。早先的「本土防衛論」噩夢儼然成真,一時之間連原本倡導祖國安全優先的菁英都傻眼。4日後,澳洲北部主要軍事基地所在地達爾文(Darwin)遭到日本軍機猛烈轟炸,門戶洞開,澳洲全國陷入恐慌;同時,距離澳洲只有一兩百公里遠的新幾內亞諸港全數為日軍佔領,澳洲本土已然直接暴露在日本南侵的威脅當中。

所幸,日本當年暫無大舉南下的計劃,再加上5月就爆發珊瑚島海戰(Battle of the Coral Sea),美國海軍航母艦隊開始介入太平洋戰局。澳洲為數不多的軍力加入美軍太平洋戰場,自此盟軍勢力不斷往北推進,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

達爾文被轟炸的場景重繪,可以發現許多船隻被炸毀的情況。達爾文是當時澳洲北面唯一較...
達爾文被轟炸的場景重繪,可以發現許多船隻被炸毀的情況。達爾文是當時澳洲北面唯一較大的海軍基地,轟炸後形同門戶大開,失去抵抗能力。 photo credit: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被祖國遺棄的子民 

「毋須遲疑,本人在此宣告,澳州從今以後向美國看齊,對大英帝國不再留存任何傳統血緣或情感上之束縛。」

1941年12月底,新上任的澳洲前總理科庭(John Curtin)在媒體前發表了上述這段著名的歷史性宣示,頗有誓與君絕的意味。許多歷史資料顯示,至少早在新加坡淪陷前一年,澳洲就不斷請求倫敦加強新加坡守備,以保護澳洲;但祖國顯然力有未逮或不予理會註1。被視為棄子的感覺令澳洲人十分憤怒,於是自1942年被日軍轟炸以後,澳洲將輸誠對象轉成美國,也開始思考國防自主的重要性。

戰後澳國民心態出現劇烈轉變,「澳洲聯邦公民」也逐漸取代「大英帝國臣民」,成為國民自我認同的基模。

這個轉變或許聽起來沒什麼,卻是澳洲對歷史傷痕的劇烈反應。殖民時期的澳洲人在大英帝國的史觀教育之下,傾向於認知美國是個脫離祖國的叛逆殖民地,因此不若歐洲文明來得「正統」。而美國獨立後,大英帝國因為不願再失去殖民地,對澳洲的態度也轉為重視,開始認真經略。美國在歷史上就像是澳洲的鏡像,作為對照組般的存在。如今,澳洲被祖國拋棄,竟然是美國及時趕來救援;這種今非昔比的失落感,對澳洲那整代人來說,無疑是種巨大的集體創傷註2

▎自己的安全自己顧

從罪犯流放地、農礦殖民地、移民自治領地到成立聯邦,澳洲之前一直自認是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帝國模範生」。祖上雖然可能是「帝國棄民」,但其後代在大英帝國既有政治架構下力爭上游,百餘年後爭取到僅次於英國本土的政治地位。不難想見,二戰前的澳洲人是多麼以這樣的奮鬥史為傲。然而,現實的殘酷,好像又喚起了澳洲人那段「帝國棄民」的殖民歷史,彷彿澳洲為祖國發展做的奉獻原來不值一提。

二戰後,澳洲依然重視大國同盟,但已經拋棄了過去過於天真的信念。「國防自主論」就此成為澳洲國安政策的基調。即使澳洲後來也參與了韓戰、越戰等美國主導的戰事,更遵行美國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的大戰略,但二戰被英軍遺棄的教訓,仍讓澳洲人不再心存僥倖。

1960年代早期,親共的印尼蘇卡諾政權興起。由於印尼地理位置逼近澳洲本土,美國卻興趣缺缺,讓澳洲產生「似曾相似」的危機感。時任澳洲總理的孟席斯(Robert Menzies) 不得不開始考慮「近岸防禦」的自主能力,於是塑造了今日澳洲國防軍(Australian Defence Force))的雛型。除陸海空軍以外,更開始引進潛艇、兩棲登陸作戰艇、飛彈驅逐艦等戰略武器。

果不其然,1969年美國發佈關島宣言 (The Guam Doctrine) ,宣布「越戰越南化」,不久越南赤化。中美建交;華盛頓因為美中蘇戰略板塊移動,忙得不可開交,美國羽翼下的小型盟國,也只好「自己的安全自己顧」。

1976年澳洲總理福瑞澤(Malcolm Fraser) 主導的國防白皮書,更在「近岸防禦」基礎之上,將澳洲國防軍的建軍目標清楚訂在「能夠抵禦來自東南亞(特別是印尼)的攻擊」,包含強權以佔領印尼部分領土做為攻擊基地的情況。

1992年4月26日,澳洲前總理基廷(Paul Keating)在一場公開演講裡,提到太平洋戰爭時仍說道:

「即使我們為了那個曾經被稱為『祖國』的大英帝國而痛苦奮戰,以示效忠,在加里波利(Gallipoli)註3‧‧‧‧‧‧在許多地方參戰,但這一場(太平洋)戰爭還是我們為自己打的仗、為了阻止敵人入侵澳洲本土、為了保護澳洲人自己為自己建立的生活方式。」

澳洲紀錄片導演John Pilger在他的紀錄片《最後幻夢:那些他人的戰爭》(The Last Dream: Other People's Wars)裡感嘆地說:「澳洲人有種特別的習慣,習慣了用流血犧牲來感念強國的保護」註4

從1905年的「帝國防衛」到1970年代確立「國防自主」,澳洲人花了六十年,從帝國臣民變成了澳洲國民

一戰時期募兵廣告,「帝國需要你:澳洲、加拿大、印度、紐西蘭;老獅子正需要年輕的獅...
一戰時期募兵廣告,「帝國需要你:澳洲、加拿大、印度、紐西蘭;老獅子正需要年輕的獅子來打敗他敵人」,處處顯露出以「帝國防衛」為中心的思考方式。 photo credit: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歷史道標的十字路口

澳洲近年興起「亞太第二次霸權轉移論」,彷彿澳洲人又開始為下一個歷史轉捩點,預做心理準備。最新的爭論,圍繞在到底該如何權衡大國同盟與國防自主,建構澳洲下一代國防軍力。其中的關鍵點,在於澳洲該怎麼面對中國崛起,以及中美亞太競逐的白熱化。

《2013年澳洲國防白皮書》裡點明「中美關係是澳洲最重要的對外關係,澳洲必須面對中美競合的事實,努力取得平衡」,並提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這個以澳洲本土防衛為基礎的新概念,堪稱史上首見純粹澳洲本位的戰略觀點。

「印太戰略」闡明,美中印未來以東南亞為中心的競逐將日益顯著,而澳洲國防必須重視這個發展趨勢,尤其注重被稱為「迫近週邊」(immediate neighbourhood)的印尼、新幾內亞、東帝汶島鏈成為侵略者跳板的可能性。這個新的建軍方向毋寧是建立在太平洋戰爭的教訓之上,希望能禦敵於境外,防止澳洲本土再次遭受攻擊。

澳洲學界也提出對大國同盟的反思,認為澳洲應該對自己是個中型國家,以及自身在盟國裡的「軍事相對實力」有所認知,而不是單就同盟利益給與盟國承諾。同時,澳洲也應該盡量協助亞太各國建立區域性合作組織,用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倡議取代傳統的盟國協約,將澳洲在亞太的發言權與自主性最大化,創造對澳洲有利的槓桿。

有朝一日「印太戰略」若能成為東協與澳洲的共同信念,澳洲就能夠將協防重心放在週邊鄰國,而不用像過去仰賴遙遠的強權馳援。這樣的轉變也暗示著,澳洲人普遍開始擔心若是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最後又會重演上個世紀太平洋戰爭的噩夢,不如積極促成區域安全公共化,才是最符合澳洲利益的上上之策。

澳洲在印太區域是經濟大國、人口小國,諸國當中台灣的狀況最為相似。圖表來源:Frü...
澳洲在印太區域是經濟大國、人口小國,諸國當中台灣的狀況最為相似。圖表來源:Frühling, 2007, pp.148-149 photo credit: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戰略學者懷特(Hugh White) 表示,亞太因國際權力轉移,未來幾十年不會太平靜,因此澳洲必須從現在開始,發展自我防衛能力。中國崛起將是澳洲自殖民時期的230年來最大變局,意味著自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在亞洲近五百年的霸權時期即將結束。未來澳洲跟紐西蘭的存在,搞不好反而會被認為是「西方遺留在亞太的特殊產物」。

▎結論

總而言之,澳洲既是亞太局勢的風向球,也是西歐文明在亞太西岸存續至今的歷史少數。

從最初的罪犯流放地、自治領到獨立國家,地廣人稀、距離文化母國英國遙遠,卻緊鄰人口稠密的亞洲,澳洲國家發展歷史深深地受到外部地緣政治所影響。從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太平洋戰爭的日本、共產國際擴張的印尼到中國崛起,澳洲的自我定位始終受到國家安全所主導、在「防衛祖國/大國盟友」與「澳洲本土安全」之間擺盪,「遺棄/圈套情結」發生在澳洲每個重大的歷史環節,更內化到國民潛意識當中。

澳洲大陸直接遭受日本帝國攻擊的震撼,是祖國放棄澳洲的哀傷,也是美國崛起於亞太的契機。太平洋戰爭前後,英美在亞太地區的一來一往,除揭露了霸權轉移事實,更是澳洲人對大英帝國身分認同的分水嶺。澳洲重新以現代國家的國防自主角度去擎畫大國關係,將為英國馬首是瞻的基本國策改弦易轍,轉向與美國結盟,自主發展國防能力。太平洋戰爭清楚標誌著澳洲國族意識的誕生,並且在「澳洲人」的發展脈絡深深烙上戰爭的痕跡。

澳洲國民自我認同發展就是一部「他者鏡像」的百年通史,用「多數他者」來映照「少數我輩」。無論是英美大國或是歷代假想敵,通通都是作為相對於澳洲人的「多數」而存在著。透過與外部環境的互動,澳洲用亞太局勢來照見自身歷史輪廓。

進入二十一世紀,澳洲國族記憶已經慢慢從太平洋戰爭的歷史傷痕中走出來,與過去那個帝國殖民地的身分道別,漸漸往獨立自主的未來邁進。隨著中國與東協的崛起,澳洲的存在或許會變成下個世紀歷史教科書上的「大航海時代遺跡」。更重要的是,澳洲是否會再次因為「遺棄/圈套情結」而在中美勢力消長之際再次做出選擇,將會是本世紀考驗澳洲領導人智慧最重要的一道課題。

圖/維基共享
圖/維基共享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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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on, R., 2012,“Do alliances work?” , The Strategist Blog,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viewed 22 Au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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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H., 2007, “Defence policy”, in Brian Galligan and Winsome Roberts,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Kilcullen, D.J., 2007, “Australian Statecraft: The challenge of alignment policy with Strategic Culture”, Security Challenges, Vo.3, No.4, pp.45-65

Th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13,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viewed 22 Aug. 2015

Stockings, C., 2012, “Other People’s Wars” in Stockings (ed.), Anzac’s Dirty Dozen: 12 Myths of Australian Military History, Sydney, pp. 73-99

Dibb, P., 2006, “Is strategic geography relevant for Australia’s current defence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0, No.2, pp. 247-264

Frühling, S. 2007, “Balancing Australia’s Strategic Commitments”, Security Challenges, Vol.3, No.3, pp.14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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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 of Transport and Regional Economics, 2013, “Australian Sea Freight 2011-2012”

RAN Seapower Centre, 2002,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Seaborne Trade, SPC Papers in Australian Maritime Affairs” , No.10

John Pilger, 1988, “The Last Dream: Other People's Wars” (documentary)

▎備註

註1:

關於祖國到底是力有未逮還是刻意忽略,澳洲歷史學家對此仍有爭議。筆者認為即使倫敦有能力,澳洲當時的戰略價值對大英帝國來說也遠低於其他需要保護的亞洲屬地(如印度及錫蘭),因此結果可能會是相同的。

註2:

這種現象跟中華天朝的「華夷尊卑」觀念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伴隨著認真經略而來的,則是更嚴格的社會控制,嚴密防止澳洲發生革命,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看看筆者另一篇文章《民主是自己爭取來的──點燃世界真普選風潮的澳洲尤利卡革命》,19世紀的澳洲其實也是個五年一大反三年一小反,讓倫敦很頭疼的「化外之地」。

註3:

澳洲人基於「帝國防衛論」為大英帝國打的第一場大戰役,地點位於今日土耳其境內。1915年的加里波利戰役(Gallipoli Campaign) 的慘烈程度,澳洲人到今日都還心有餘悸,年年紀念。一戰期間人口只有五百萬不到的澳洲,居然為祖國戰事犧牲高達六萬人,相當於每百位澳洲人就有一位死在戰場上,數字相當驚人。

註4:

該紀錄片(英語)在網路上全片免費開放點閱,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點超連結觀看。紀錄片當中收錄了許多太平洋戰爭前後的珍貴歷史畫面、電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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