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武器是相機：新聞記者在加薩遇害人數已超過220人，報導真相的致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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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的統計，自2023年10月加薩戰爭爆發以來，至今累計至少220名記者喪生，而且幾乎都是死於以色列軍隊的攻擊行動。從上周8月25日以色列發動「雙重打擊」造成多名記者身亡後，再次引起國際社會和新聞機構的譴責。無國界記者組織也串連了70多個國家、共257家新聞機構，公開聲援遇害的記者，並且預計在9月1日以暫時關閉版面的形式表達哀悼。在不幸殉職的記者中，33歲的記者瑪麗安．達加（Mariam Dagga）在加薩的醫院遺留了一台工作用相機，成為了這場悲劇最直接而沉痛的見證。

2025年8月25日，33歲的記者瑪麗安．達加在以色列對加薩走廊南部納瑟醫院的「雙重打擊手法」襲擊中殉職。這種戰術是先發動第一次襲擊，待記者、醫護人員和救援人員趕往現場後，再發動第二次襲擊，以造成更多傷亡。

達加的死訊震驚了國際社會，而後她擁有的一台相機被人發現，上面血跡斑斑、布滿塵土，畫面很快就透過新聞媒體發送，儼然是新聞記者遇害的血腥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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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加是一位充滿熱情與勇氣的記者。在加薩戰爭爆發後，她積極與多家國際媒體與組織合作，其中包括《美聯社》、《獨立報》阿拉伯文版以及無國界醫生等。她的報導專注於加薩平民的苦難與受害者的聲音。

在達加的鏡頭裡，記錄了加薩當地醫院如何在飢荒的情況下搶救兒童，以及因營養不良而夭折的5歲孩童賈邁勒．納賈爾（Jamal al-Najjar）被溫柔裹屍的畫面，以及數十名男子在南部加薩為爭奪稀缺援助物資而奮力擠搶的景象。

無國界醫生曾委託達加協助採訪報導，收集前線人員與病患的故事，包括陪伴營養不良孩子的家庭和冒險就醫的孕婦。她的同事形容她「友善、溫和、對工作充滿熱情」，並且無畏地在加薩最危險的區域進行報導。《獨立報》阿拉伯文版更是讚揚她以「罕見的誠實和勇氣」，傳達平民的苦難。

達加的職業生涯始於一場個人悲劇。2018年「大回歸遊行」期間，以色列部隊向抗議者開槍，造成超過220人死亡。她拍攝了一名被槍殺抗議者的死亡畫面，事後才發現那名抗議者竟是她的親兄弟。即便經歷了如此深切的個人損失，她從未停止報導這場持續了22個月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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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薩這樣隨時可能遭遇不測的戰地，撰寫遺囑已成為記者的「新常態」。達加也不例外，她留下了兩份遺囑，一份囑咐親友不要在她的葬禮上哭泣，並花更多時間陪伴她的遺體，與她說說話；另一份則是寫給她13歲的兒子蓋斯（Ghaith），她期望兒子能變得傑出，讓她感到驕傲。

蓋斯在戰爭初期就被撤離加薩，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父親同住，與母親達加已經一年半沒有相見。達加經常在社群平台上發文懷念家人和孩子，在遇襲前的最後一則貼文中寫道：「當你最珍貴的東西被塵土掩埋，你才會意識到生命是多麼脆弱、多麼微不足道」。

阿爾及利亞駐聯合國大使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手持達加的照片，聲音哽咽地朗讀了她寫給兒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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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薩記者的集體殉職：雙重打擊的殘酷現實

達加的殉職，也再次凸顯了在加薩採訪的記者們，所面臨的危險處境。2025年8月25日當天，以色列對納瑟醫院發動了「雙重打擊」。這場襲擊共造成至少20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名記者、醫護人員及救難人員。殉職的記者包括：

• 《路透社》特約攝影師馬士禮（Hussam al-Masri），他在第一次襲擊時透過現場影片即時報導，影片突然中斷後身亡。
• 《半島電視台》平面攝影記者薩拉瑪（Mohammad Salama）。
• 自由記者塔哈（Moath Abu Taha），他曾為路透社供稿。
• 《中東之眼》記者阿齊茲（Ahmed Abu Aziz），他曾在中東之眼專欄中提到，戰爭期間他已失去許多同事，自己在加薩的家園也被摧毀，感覺自己是孤獨留在現場的人，最後自己也不幸成為罹難者。

8月25日同一天稍晚，巴勒斯坦《新生活報》的記者杜漢（Hassan Douhan）在汗尤尼斯（Khan Younis）另一起襲擊中被以色列部隊射殺，使得同日殉職的記者人數增至6人。

對於此次襲擊，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Netanyahu）形容為「悲傷的意外」，並表示軍方正在調查。以軍發言人稱對「無關人員受傷表示遺憾」，並強調「不會刻意針對記者」。以色列媒體報導稱，以軍目標是屋頂上哈瑪斯設置的監視器，聲稱哈瑪斯利用包括醫院在內的民用基礎設施進行監控。

然而，這種說法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巴勒斯坦新聞供應社（Palestinian Journalists Syndicate）批評以色列「公開向自由媒體開戰、恐嚇記者，阻止他們履行自己向世界揭露以色列罪行的職責」。美聯社和路透社發表聯合聲明，強調醫院受國際法保護，記者當時正在醫院執行關鍵的報導工作。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則指出，以色列的行為是「蓄意殺害和壓制記者最致命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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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正在被抹除」

自加薩戰爭爆發以來，記者殉職的人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場戰爭已成為「近代以來對媒體最致命的戰爭」。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的數據顯示，自2023年10月7日戰爭開始以來，已有至少189至192名巴勒斯坦記者被以色列殺害，這一數字遠高於俄烏戰爭中死亡的記者人數。而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統計，至今累計至少220名記者喪生，這也讓《衛報》社論指出「記者正被抹去」。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批評，「能夠報導加薩兒童在飢荒中默默死去的最後一批聲音，現在也逐漸消失了」。無國界記者組織呼籲召開緊急聯合國安理會會議，審查以色列違反聯合國保護衝突當中記者的問題。外國新聞協會（Foreign Press Association）強調，現在是「分水嶺時刻」，呼籲國際領導人盡一切努力保護新聞人。

由於以色列禁止外國記者進入加薩，當地記者和協調員成為將加薩真相傳遞給世界的唯一管道。他們在極端艱困的環境下工作——飢餓、疲憊、為家人尋找食物，從瓦礫中搬運屍體，或協助受傷的親人尋找庇護。許多人與摯愛分離，許多人已埋葬了親人。這些記者也知道，作為戰爭的見證者，會增加他們的生命危險。

然而這些當地記者和協調員往往缺乏與國際記者同等的保護，包括戰地報導培訓、安全設備、保險和風險評估程序。在被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上，當地記者和協調員在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方面幾乎沒有任何支持。他們常常被迫處於危險境地，卻沒有危險環境培訓或醫療保險，而且薪酬微薄。

國際法規定記者在衝突區應受平民保護，然而，這些法律並沒有針對記者需求提供具體保護。媒體組織、媒體權利團體和各國政府一直要求以色列採取更多預防措施保護加薩記者，並調查像達加死亡這一類的事件。然而，除了發表聲明、遊說以色列允許撤離、並要求外國記者進入加薩外，媒體組織其實也很難為在加薩的新聞工作者提供更多實質幫助。

外國新聞協會將此刻定為「分水嶺時刻」。這是一個提醒國際社會，記者是「戰爭之眼」，是真相的傳遞者，他們的生存權和工作權必須受到捍衛。如果沒有新聞記者，世界將陷入資訊的黑暗，戰爭的暴行將無人知曉，平民的苦難將被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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