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努力過」：戈巴契夫病逝，末代蘇聯徒勞的解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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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8. 31 俄羅斯】

「我們曾努力過」：戈巴契夫病逝，末代蘇聯徒勞的解禁革命？

「我們曾努力過。」蘇聯末代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已證實於8月30日病逝，死時91歲。戈巴契夫是促成蘇聯解體、讓東西冷戰告一段落的關鍵人物，然而在世人眼中卻有著複雜而多面的評價，他是西方世界歡迎的改革者，也是俄羅斯眼裡的懦夫罪人；將近一個世紀的歲月，戈巴契夫見證了蘇聯史達林到現代普丁的歷史，致力於改革解禁卻最終無法逆轉極權的重返。戈巴契夫以「我們曾經努力過」一語做為自己的人生句點，這位俄羅斯近代史上地位特殊的領導人，一切是否真是徒勞無功？

戈巴契夫出生於1931年3月2日，俄羅斯南部的一個小農村。戈巴契夫來自農民家庭，在他出生這一年，正好是蘇聯經歷大饑荒的年代，而當時最高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為了挽救糧食和提升農作效率，推行了「農業集體化」政策，童年的戈巴契夫也有一段時間跟著家人住在集體農場中。

如果童年會影響人的一生，或許戈巴契夫的生命軌跡，從他童年經歷的大時代就能看出端倪。戈巴契夫曾向媒體說過，兒時的他親眼見到納粹占領他的村莊，

戈巴契夫認為，自己對戰爭苦難的反感、力圖緩解國際衝突，與他自己的童年創傷有直接關係。實際上不只是戰爭的影響，戈巴契夫出生的時候，家族親戚就有人死於饑荒，而史達林的農村集體化政策，讓農民們或被迫、或在國家主義的激情下總動員投入到集體農莊，但不僅沒有改善糧食問題，農民騷動暴亂更是此起彼落。就在1936年，史達林發動了政治肅清、鞏固個人權勢的「大清洗」，史達林將政敵扣上反革命、右派的帽子，大舉剷除異己，這段後來被稱為「大恐怖」的幾年當中，戈巴契夫的祖父與外公都受到波及，在肅清運動下被捕入獄、強制勞改。

史達林的高壓統治時期，從戰前一路持續到了戰後的1952年。這段歲月就是戈巴契夫從出生長大、到20歲的青年時代。當時的戈巴契夫恐怕也無法預見，自己親身經歷的蘇聯政治動盪，會成為日後1960年代共產黨菁英們，共同對史達林統治的譴責反撲；誰也沒有料想到，這一切竟然悄悄轉動了蘇聯歷史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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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相對幸運的是，儘管戈巴契夫的家人受到大清洗的牽連，但無人因此喪命獄中，這已經比其他被肅清的共產黨同志來得好運。17歲的戈巴契夫靠著傑出的農務表現，拿到「勞動紅旗勳章」，而後1950年又錄取了國立莫斯科大學、入選進入共產黨。青年時期的戈巴契夫，逐漸在黨內展露頭角，也正好是史達林亡故後的政治轉換時期，接替領導蘇聯的總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高調批判史達林，想要終結史達林統治下動輒迫害黨內同志的恐怖年代。

儘管赫魯雪夫想要推動的「去史達林化」、所謂的蘇聯「解凍」，背景脈絡仍與蘇共黨內派系路線鬥爭有關，但不可否認的是，從1950年代中葉到60年代，全球雖然陷入美蘇冷戰的緊張對抗局勢之中，然而蘇聯內部的政治文化鬆動、自由權力的開放，確實有逐漸解凍的跡象。而彼時的戈巴契夫，也抱持著對史達林路線的批判省思，在黨內扶搖直上、輾轉歷經要職，這群曾經走過史達林時代的新世代共產黨菁英，成為日後整個蘇聯改變的重要骨幹。

戈巴契夫在1971年進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當時的他才年僅40歲。接下來的10多年裡，彷彿是「被祖國俄羅斯選中」一般，戈巴契夫以黨內改革派明星之姿，一路接手黨內各個要職，1978年接手關鍵的農業政策推行，1980年成為權力核心小組的政治局委員——在蘇聯總書記接連去世之後，1985年3月11日，54歲的戈巴契夫被選為總書記，成為蘇聯史上最年輕的最高領導人。

上任的戈巴契夫隨即號召「繼續革命」的理念，積極推動改變蘇聯封閉的政治傳統，也同步走向更加開放的經濟政策與社會環境。1980年代後半，戈巴契夫以重拾社會主義榮光宣傳的「再革命」、「不斷革命」，雖然切中了期盼改變的俄羅斯民心，也接連看到媒體自由解禁、終於等到可以大鳴大放的機會，但戈巴契夫任內無法挽救的經濟衰敗，以及一連串結構性腐敗的問題，卻是革命口號無法遮掩的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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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也就是戈巴契夫掌權的隔年，發生了著名的車諾比事件。1986年4月26日，車諾比核電廠因人員操作不當而導致反應爐破裂，極為嚴重的外洩和輻射汙染事故震驚國際，但戈巴契夫政府的官員隱瞞災情細節、企圖掩蓋真相，讓戈巴契夫飽受批評責難，往後戈巴契夫回顧這段不堪往事時，甚至認為「是造成蘇聯後來解體的重要原因」。

戈巴契夫對內積極改革，對外也嘗試開放與彈性的交往，任內與美國、英國等過去蘇聯的「西方世界仇敵」破冰，也和原本交惡的中共試圖重修舊好。1989年5月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會見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等人，當時天安門已經聚集了大批學生，想趁著戈巴契夫來訪的焦點事件，讓學運訴求傳達給世界。

當時的戈巴契夫瞻前顧後，一方面想和「同為共產黨政權」的中國重建關係，另一方面又顧慮與中國走得太近，會讓戈巴契夫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生變；同樣的中國也對戈巴契夫執政的蘇聯頗感懷疑和不信。戈巴契夫批評過，認為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政策，應該建立在政治改革、民主化的基礎上——這也是戈巴契夫對蘇聯改革的願望。未料戈巴契夫訪問北京後，沒多久北京就宣布戒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此絕響，另一邊的戈巴契夫，卻是迎來蘇聯的土崩瓦解。

1991年的蘇聯解體，成為戈巴契夫最具代表性的人生標誌。「蘇聯末代總書記」是世人給戈巴契夫的最後稱號，然而在這個歷史關鍵轉捩點上，戈巴契夫的評價在俄羅斯國內、以及國際社會都有截然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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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的眼中，戈巴契夫是擁抱自由民主的開明者，他願意且樂於和民主國家打交道，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和價值，也相對抱持開放態度。戈巴契夫也希望國際放棄核武競賽，並且進一步棄絕所有核武，這使得戈巴契夫在西方媒體呈現上，有了力挽狂瀾的智者形象。

但在俄羅斯的眼裡，戈巴契夫是「不願承擔歷史責任的懦夫」，他無法拯救搖搖欲墜的蘇聯、沒有恢復往日帝國風光的氣魄，反而是一連串失敗的改革下，金融通膨、民生經濟崩潰，維繫蘇聯共同體的革命精神也淪為空虛的口號。

2021年俄國在蘇聯解體30週年時，做了一份「最討厭的政治領導人」國內民調，結果戈巴契夫票選第一名，只因他是讓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在這份民調中戈巴契夫的被討厭程度，甚至遠超過史達林。

然而將蘇聯解體怪罪到戈巴契夫一人頭上，恐怕並不公允。後來的蘇聯史研究也指出，解體的結局有跡可循，追溯到1960年代的蘇共改革派抬頭、到後來數十年間的經濟腐敗問題與戈巴契夫的民主化嘗試，同時成為俄羅斯首任總統的葉爾欽（Boris Yeltsin）分離主義路線，都是一點一滴促成了蘇聯解體的「必然」。戈巴契夫在1996年時回憶，

但戈巴契夫未能預見的是，當年的歷經蘇聯傳統與改革價值轉換的時期，也造就了一批懷念帝國榮光、傾慕舊時代硬漢的俄羅斯人，特別是對於滿懷祖國忠誠、使命必達的KGB特務想像，在解體後的90年代，在這些民眾之中，就有人以此形象竄入政壇——普丁（Vladimir Putin）——在往後的俄羅斯政治發展，普丁逆轉了戈巴契夫口中的自由之路，讓俄羅斯重回極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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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巴契夫與普丁之間的關係微妙，時而讚揚普丁的政治作風，稱許普丁在蘇聯解體後的重建俄國有功，但也時而批評普丁的守舊頑固。戈巴契夫對普丁幾無好感，公開直言普丁是剛愎自用之人，一直到今年2022年普丁入侵烏克蘭，戈巴契夫都還再度出面批判普丁的錯誤，反對侵略烏克蘭。外界一度認為，戈巴契夫或許是「能阻止普丁的最後一人」，但早就遠離政治核心、垂垂老矣的前蘇聯總書記，實質的影響力恐怕微乎其微。

2022年8月30日，俄羅斯官方證實戈巴契夫已經病逝，死時91歲。普丁也在同日發布哀悼，但僅有寥寥數語，公式化地表達「深切痛心」。戈巴契夫的政治遺產，可能早已在普丁的手上化為烏有，戈巴契夫一生見證無數歷史時刻，孤身一人試圖化解與西方世界的對抗，但將近一個世紀的歲月，戈巴契夫沒有機會親眼見證一個真正走向自由的俄羅斯。

2007年，75歲的戈巴契夫破天荒地代言了國際精品LV的廣告，這是繼1998年的必勝客廣告之後，戈巴契夫和「資本主義」合作的經典場景。當時的照片裡，戈巴契夫做在車內，行經尚未拆除的柏林圍牆，照片中的戈巴契夫握著扶手、神色似乎有些不安與複雜，在搭配的廣告標語裡寫著：

這張2007年的廣告，或許也有意無意說中了戈巴契夫一生的自我糾葛。著名的德國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在2019年拍了戈巴契夫的專訪紀錄片《戈巴契夫，幸會 》（Meeting Gorbachev），讓他本人回顧自己的一生起落，細數自己在共產黨內的崛起、到民主化改革、以及東西冷戰的終局和去核武的願望，到最終的蘇聯解體，就結果而言，似乎一切是徒勞無功。導演在片中直問戈巴契夫，死後的墓誌銘想要寫什麼？戈巴契夫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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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齊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