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印尼「慰安婦」身影(一):南蘇拉威西的慰安所遺址與日軍碉堡
- 欽達的故事(上):印尼「慰安婦」紡織工廠的惡夢與名為「長屋」的慰安所
- 欽達的故事(下):日本「鐘紡大王」在印尼打造的「軍產複合性暴力」
編按:《轉角國際》於2026年6月跟隨日本的印尼籍「慰安婦」倖存者支援團體Suaranenek(スアラネネ)前往印尼蘇拉威西尋找印尼籍「慰安婦」倖存者。印尼籍「慰安婦」倖存者欽達(Tjinda Lengge)的故事,請參考:
印尼蘇拉威西現場採訪、攝影/張郁婕
在巴里巴里(Parepare)見了印尼「慰安婦」倖存者欽達(Tjinda Lengge)之後,一行人繼續往北朝山裡的方向走,前往卡洛西(Kalosi)與蘇拉威西的「慰安婦」支援團體會合。
1991年韓國「慰安婦」倖存者金學順實名現身召開記者會,讓日軍「慰安婦」問題再度進入大眾視野,亞洲各國終於在二戰結束的46年過後開始尋找「慰安婦」倖存者。當時印尼就是由印尼前兵補中央聯絡協議會(Forum Pusat Komunikasi Ex-Heiho Indonesia,下稱「兵補協會」)負責尋找「慰安婦」。
印尼文或日文的「兵補」專指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佔領東南亞島國後,直接在當地招募當地人作為補助兵力。兵補在分類上雖然不是正式的日軍,而是屬於補/輔助型兵力,但仍收編於日軍體制內,接受日軍將領指揮。所以「兵補」必為印尼在地人,印尼語當中也是直接以「兵補」的日文發音「heiho」稱之。
印尼兵補協會在1990年代仍持續向日本與印尼政府爭取退役兵補的薪資(台籍日本兵也有類似的對日求償運動),所以兵補協會到了90年代仍非常活躍。也因此,當各國自90年代起開始尋找「慰安婦」倖存者時,便決定利用兵補龐大的聯絡網路,協助尋找印尼的倖存者。
畢竟兵補和「慰安婦」的關係密不可分——即便兵補不是實際侵犯同胞的加害者,在權力不對等的狀態下,縱使兵補們無法反抗日軍的指示,他們也是目睹這一切發生、甚至把人帶去指定地點的間接加害者;戰後日軍離開印尼,但這些兵補和「慰安婦」倖存者們就是必須留在當地繼續生活的人們,哪一戶住在哪裡、又或是在戰後搬去哪裡的消息,當然只有在地人最了解。
不過隨著兵補的求償運動無疾而終,印尼作為千島之國,每一個島嶼或地區的分會獨立運作,現在還有積極運作的兵補協會所剩不多,也未必積極投身「慰安婦」運動。率隊前往印尼的鈴木隆史就說,現在還有積極找尋「慰安婦」的,恐怕只剩卡洛西的兵補協會。卡洛西的兵補協會後來也改名為「印尼前從軍慰安婦支援協會」,正式轉型為專注在「慰安婦」議題的支援團體。
軍事要塞與慰安所遺址
從巴里巴里行經鐘紡工廠所在地的平朗(Pinrang),再沿著恩雷康-馬卡勒聯通大道(Jl. Poros Enrekang-Makale)就能抵達卡洛西,車程約3小時。
沿途在抵達卡洛西前的山谷制高點,仍可發現日軍留下來的防禦碉堡,不論敵軍是從北側還是南側進攻,都能一覽無遺。抵達碉堡的這天,碉堡旁兩側涼亭分別聚集了5、6名孩童,此處儼然成了孩子們的遊樂場。
從碉堡所在的「Rura」再往前約5分鐘車程、距離約700公尺,就能抵達名為「長屋」(rumah panjang)的慰安所遺址。
下車地點是沿著山坡地建造的一片旱田,旱田的腹地不大,山谷寬度也不大,只要往道路兩側走,不論是向東還是向西走,走個3分鐘就會遇到陡峭山壁。鈴木隆史指著山壁的方向說,之前村民們作證的慰安所遺址就是在這裡,當時應該有一整排的長屋,其中幾間就是慰安所。
根據日本歷史學者吉見義明整理的《從軍慰安婦關係資料集》,收錄於第365-375頁的〈南部則勒伯賣淫設施(慰安所)調書:則勒伯民政部第2復員班員復員報告〉指出,印尼蘇拉威西的「チアロック」(讀音:chi-a-rokku)曾設有慰安所,但現代的 Google Map 地圖上並沒有這個地名。所以鈴木隆史最初只能用「有沒有聽說過哪邊的建築物裡面有很多女性」的方式來尋找慰安所遺址,而在地居民給出的答案是發音相當接近的「チャロック」(Caruk),並帶他到這片旱田,所以可以推測資料集中提到的「チアロック」即為此地。
〈南部則勒伯賣淫設施(慰安所)調書:則勒伯民政部第2復員班員復員報告〉的意義在於,則勒伯(Celebes)為蘇拉威西舊稱,「民政部」則是日本帝國海軍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於佔領地設置的統治機構。所以這份文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暫時留守在蘇拉威西的日軍海軍司政官,發函給復員廳的報告書。檔案中記載的「慰安婦」資料即日本戰敗時的狀況,報告內容須詳細記載當地人數,以便後續遣返(引揚)日籍軍民(即「復員」)的安排,極具參考價值。
綜合村民說法和史料記載,當時這個斜坡兩側應有50棟以上的房子,但並非所有建物都是名為「長屋」的慰安所,實際上作為慰安所的「長屋」可能只有3棟,其餘的都是兵舍或是村民口中的「休憩所」。即便如此,附近的戒備相當森嚴,一般人不得進出。
至於被帶到「Caruk」這裡監禁的女性,出身地除了鄰近的恩雷康(Enrekang)、卡洛西、托拉查(Toraja)、杜里(Duri)之外,也有從肯達里(Kendari)、美娜多(Manado)、摩羅泰島(Morotai)、安汶島(Ambon)等更遙遠的地區被帶到此地受害的婦女。受害婦女的民族包括:蘇拉威西的武吉士族(Bugis,又譯布吉人)、望加錫人、托拉查等少數民族,也有主要分布在其他島嶼的爪哇人。
造訪當天,正巧有一名在地人騎車路過。從外觀推測這名阿伯的年紀,即可得知他應該是戰後才出生的在地人。隨口詢問阿伯是否聽說過這附近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情,阿伯說他曾聽長輩說過,但因為長屋早就拆掉了,所以他並不清楚長屋的具體位置,只有聽說過類似的事。
當時日軍為了在溪谷制高點建造防禦碉堡,要求山腳下部落的少女們白天從河川搬運砂石到溪谷上方,作為建造碉堡的石材。等到夜幕低垂時,再將這些少女們監禁在名為「長屋」的慰安所遺址,強暴這群少女;當太陽再度升起時,又到了這群少女必須到河谷搬運砂石的時刻,日復一日。每天從河谷搬運砂石到山上制高點已是非常艱辛的苦力活(甚至可謂強迫勞動),入夜後又是另一段惡夢的開始,簡直就是雙重壓榨。
我們一行人在這條路上滯留約半小時左右的時間,偶爾會有村民經過。往下坡的方向看,可以清楚看到山腳的部落,上坡的方向則是村民證詞中通往河谷搬運砂石的「捷徑」。據說再往上走一小段路就會立刻到下坡處,可以一路通往河谷,而這也是當年將名為「長屋」的慰安所建在偏離主要幹道的這條岔路上的理由。不過當天因為越往山上的道路越陡峭、越小條,我們的車無法繼續往上開而作罷。
兵補協會與托拉查咖啡
抵達卡洛西的主要市區後,從市場中心的清真寺往偏離主要幹道的岔路往上爬一小段坡道,就會看到一棟外牆漆上淺黃色、搭配豬肝紅木造窗框的雙層木造建築。爬上樓梯進到2樓,就是卡洛西的兵補協會據點。
「這是咖啡托拉查(Toraja)喔!」這棟房子的主人Hadija從廚房裡端出咖啡和餅乾如此說道,而這也是我第一次留意到「托拉查」這個名字。從當時眾人的表情和語氣,可以感受到這款能夠標榜「托拉查」的咖啡,等級不同凡響。
事後才知道,「托拉查」既是地名也是原住民族的名稱,是印尼知名的頂級咖啡豆重要產區,而且不同於印尼多數咖啡產地種的是羅布斯塔種,托拉查種的是台灣人較為熟悉的阿拉比卡。不過,這杯托拉查咖啡的意義不在於兵補協會的主人請我們喝蘇拉威西最知名的咖啡,而是這杯托拉查咖啡在找尋「慰安婦」倖存者上扮演著關鍵角色。
「染紅的白色大地」
在卡洛西的兵補協會喝完咖啡稍作休息之後,原本應該直接啟程前往山區,但兵補協會的成員說要先帶我們到附近的一棟疑似是慰安所的地點。
沿著山坡往上開3分鐘車程,映入眼簾的是一棟鋪有紅磚屋頂的平房,現在則掛起公部門辦公室的招牌。兵補協會的成員比著石階說,可以從這個石階看出這是荷蘭殖民統治時期建的房子,這棟現成的洋房在日本佔領時期成了日軍司令部,因而認定此處應曾作為慰安所。
就在我們一行人還在消化這些資訊時,又有一名戰後才出生的阿伯騎車路過,好奇地想知道我們這群人為什麼站在這棟房子前探頭探腦。隨口詢問才知道,現年76歲的他曾聽父親說過這棟是日軍司令部,也知道有婦女在這棟房子裡受害。他甚至還會唱日本童謠《日之丸之旗》,這在戰前曾是小學一年級的童謠曲目,但戰後才出生的他竟然也會唱這首「不合年紀」的日文歌。他說這是從父親那裡聽來的,聽久了,久而久之就會唱了。
不曉得這名阿伯知不知道自己所唱的日文歌詞之意,歌詞中譯為「白色的大地變紅,染上日之丸的紅色……」這段歌詞聽在日本人耳中顯得格外諷刺與荒謬:一首早已不合時宜的日文童謠,居然在遙遠的異地傳唱至今,而且當事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唱的歌詞是讚頌日本國旗,「白色的大地染上日之丸的紅色」聽起來就像日本帝國又侵略的一塊殖民地/佔領地一樣。
——▌接續下集:〈尋找印尼「慰安婦」身影(二):傳唱日文歌的多莉班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