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上的中亞》：蘇聯「民族劃界」工程與烏茲別克的誕生

▌本文為《世界史上的中亞：跨越滿洲森林至黑海周緣的四萬年史》（廣場，2025）書摘

在俄國內戰期間，浮現了一種特別的穆斯林共產黨觀點。米爾賽德．蘇丹．加里耶夫（Mirsaid Sultan Galiev）是一位韃靼布爾什維克，原本是學校教師，後來才成為革命黨人。他視俄國的穆斯林為一個獨特的民族，主張所有的穆斯林（以及事實上是所有的非歐洲人）實際上是一個受壓迫的民族，等同於歐洲社會中受壓迫的工農。因此，階級戰爭對於以穆斯林為主的東方而言，是一場受壓迫的穆斯林民族對抗歐洲帝國主義的鬥爭。他進一步主張道，社會主義在俄國穆斯林當中的勝利，將會成為革命在整個殖民社會蔓延的跳板。

許多扎吉德主義者接受了這種思想，並且加入了布爾什維克。1918年，布爾什維克的統治降臨中亞，建立了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而且於1919年克服了當地與反布爾什維克之白衛軍（White Guard）的挑戰。許多當地的布爾什維克依舊心懷族群偏見。莫斯科必須強迫他們讓出空間給當地的穆斯林共產主義者。在哈薩克草原上，動亂的歲月導致大規模的饑荒，並使將近100萬人死亡。

到了1923年，布爾什維克已經鞏固了在中亞的統治。農村反抗軍「巴斯瑪奇」（Basmachi）則持續到1920年代末期。1920至1924年之間，創建了哈薩克、土庫曼，與烏茲別克社會主義共和國。

隨著這次中亞共和國的民族劃界（National Delimitation）， 布哈拉與希瓦於1924年正式被併入蘇聯，作為烏茲別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部分。而「突厥斯坦」之名則被移除。雖然「突厥斯坦人」分享著共同的歷史、宗教（伊斯蘭教）與書面語（察合台與波斯／塔吉克文），這些對於民族地位的現代意義而言都是基本要素，但是「突厥斯坦」的概念具有太多的泛突厥關聯。而創建具有強烈突厥性質的小型「蘇維埃共和國」則是對當地的改革者和扎吉德主義分子的讓步，給予他們空間以便發展突厥文化――這當然是在蘇聯的指導之下進行的。1929年，塔吉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從烏茲別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當中被劃分出來，而原先為自治省，後來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吉爾吉斯，於1936年成為吉爾吉斯社會主義共和國。

新共和國與民族的形塑，某種程度上涵蓋了將近1,400萬的中亞人，大半發生在蘇聯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縮寫NEP，1921至28年）期間。這個新經濟政策重新引入了自由企業，以便努力應付饑荒與產品的短缺。過去中亞國家主要是以一個「王朝」為中心，而非「民族」（nationality）。蘇聯創造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塑造了邊界，以便符合其統治目的。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領土。

這個政策的第一批犧牲者則是像米爾賽德．蘇丹．加里耶夫這類的民族共產主義分子，他們的思想被認為抵觸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聯合原則」，這項原則將工人階級視為單一組織，不能被族群或宗教差異所分化。蘇丹．加里耶夫兩度遭到逮捕，推測他死於蘇聯的「古拉格」（Gulag，即懲罰性勞改營系統），政治異議分子與罪犯皆被囚禁於此。

後來，蘇聯政府為民族（nationality）量身裁製了民族共和國。很少有中亞人具有「民族」意識，除了持現代化論者以外。這個地區的複雜族群結構使這個問題更加讓人怯步。所有蘇聯的民族「劃界」（delimitation）都是任意的政治決定，而透過民族誌和語言學研究來加以合理化。就這一點而言，蘇聯的政策必須被視為是一個大型――而且大致上成功的――的社會與族群工程計畫。語言成為蘇聯身分認同的重要標誌之一。結果是，這個地區之現代語言的起源、形成、關係和連結都成了具有重要政治後果的問題。

烏茲別克是人口數最多的蘇維埃中亞共和國，且給了當地傾向泛突厥主義的知識分子一個龐大，而且是屬於他們自己的突厥國家。然而，「烏茲別克」可能會取代「突厥人」（Türk）或「突厥」（Türki），這些詞語都是當時通用的。這些詞語都暗示了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與土耳其（Turkey），後者則正進行自己的政治與文化革命，而中亞的突厥穆斯林知識分子也都在緊密關注這些事情。

使用烏茲別克來為那些過去未曾使用過這個名稱來稱呼自己的民族命名，以及為一群有突厥語和波斯－塔吉克語雙語共用之長久歷史傳統的人們堅持自己的突厥特性之舉措，都是為了贏得扎吉德主義者和其他改革者支持所用的手段。而「撒爾塔人」（Sart）一詞意指有塔吉克血統而業已突厥化的小集團，或是已經定居的不同突厥人群，他們原先占烏茲別克人口的一半之多。但是作為一種身分的撒爾塔人，在1926年的人口普查中則完全消失無蹤。

無論其語言與其他不同的特質為何，他們所有人如今都正式成為烏茲別克人，對於其中某些人而言，這並不是一個自然得來的身分。烏茲別克包含了布哈拉與撒馬爾罕兩座城市，它們的居民雖然都能使用雙語，不過主要是塔吉克人。塔吉克人（Tajiks）是一個由部分突厥語使用者用來稱呼山地民族的貶義名，這些山地人多半信奉什葉派，並使用其他的伊朗語。而他們也如使用塔吉克語的人們一般，要求成立自己的共和國。部分人士在解釋此事時，認為此舉將使烏茲別克縮小，並使塔吉克成為最大的蘇維埃中亞共和國。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辯於1920年代下半葉激烈地進行著。蘇維埃利用這個族群對抗以部分減輕對泛突厥主義的熱切盼望，這種盼望雖被烏茲別克知識分子所掩蓋但仍然存在。

最終，蘇維埃的政策在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與其他人當中製造出一種民族身分的獨特意義。在蘇聯與後蘇聯時期的中亞，舊的氏族和區域差別殘留在彼此競逐大權的派系集團當中（但常以意識形態作為外表虛飾）。部族身分認同在土庫曼、吉爾吉斯與部分較年長的烏茲別克人當中，仍舊是一個因素。在哈薩克，大、中、小三個玉茲的背景聯繫持續塑造了彼此競爭的政治派別。

每個新的民族都需要自己的歷史、還有文學、民俗、當然還有語言與字母，以和其鄰居（常常是有共同歷史而緊密相關的民族）作區隔。政客與學者聚集以挑選出這些問題，並且選擇某個特定方言作為民族的書面語，以學術來合理化政治需求。大部分的突厥語使用阿拉伯字母，這模糊了它們之間的發音差異。土庫曼語的göz、哈薩克語的köz，與韃靼語的küz（意為眼睛）寫起來一模一樣。雖然正字法的改革已經是革命發生以前的現代化運動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取代阿拉伯文字的壓力。它將蘇聯的穆斯林與鄰近國家的穆斯林居民連結在一起――而這正是潛在的顛覆因素來源。

在1927與1928年，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哈薩克與卡拉卡爾帕克人採用了拉丁字母。土耳其於1928年也採用拉丁字母。不久後，塔吉克人也跟進。在1930年代末葉，蘇維埃政府決定以西里爾字母取代拉丁字母，整個過程完成於1942年。俄語成為所有非俄語學校的必修科目。其目標是為了蘇聯境內126個不同民族的「和解」（sblizhenie）。最終，這將會使他們「融合」（sliianie）為一種新的「蘇維埃人」（Soviet Person），而這種人幾乎可以確定是使用俄語的。

遊牧民的集體化與定居化導致了私有農業與私有畜群的結束，並且造成了沉重的壓力。整個集體化與定居化過程於1930年代晚期完成，並且改變了當地的社會風貌，但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在哈薩克也許有100萬人喪生，如同在烏克蘭有上百萬人喪生。而政治整肅則將當地的政治領袖殺戮殆盡。

新的蘇維埃文化則以當地語言表現，但是其內容由莫斯科決定。俄羅斯人或其他非中亞人控制了中亞共和國的共產黨。充場面的原住民族代表們則得到次等或低階的職位。穆斯林學校到了1920年代末期與1930年代亦遭關閉，有著同樣遭遇的還包括伊斯蘭教法院與穆斯林宗教會議。伊斯蘭教被描繪為落後，而且和基督教、猶太教與佛教一樣，被認為不利於新國家的無神論意識形態。這種「好戰的無神論」（militant atheism）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遭到貶抑，因為當時蘇聯正為了捍衛其生存而戰。1943年，政府希望透過復興某種蘇聯式翻版的穆斯林宗教會議來動員穆斯林。數所伊斯蘭學校得以開設。其職員和其他官方認可的宗教職員一樣，都受到嚴密監控。

此時也發生了重大的社會變遷。大眾教育得到引進，並且獲得了某種成功。1927年，莫斯科指示要解放中亞婦女，而在烏茲別克推行一系列反對罩紗與隔絕女性的運動。實際上，這些習慣並不普遍，而扎吉德主義者和其他改革者長久以來就已經呼籲進行這類變革。蘇維埃的政策深深地侵入了個人領域，並且引起了反動。民俗伊斯蘭教與傳統，例如罩紗是一種各地不同的習慣，還有男性的割禮，都成了身分認同的象徵。在罩紗問題上，莫斯科最終勝出。女性獲得了和男性相等之完全的法律平等與平等的職業機會。有些女性會追求這些事物；不過許多女性，特別在鄉村地區，則是並未去利用或甚至無法利用這些機會。俄羅斯人和中亞人會一起並肩工作，特別是在城市中，但是互相通婚的情況則相當罕見。

到了1950年代晚期，生活水準的改善產生了顯著的人口增長。蘇維埃的俄羅斯文化仍舊占據主流地位，但是在表達地方文化上給予了更多的迴旋空間。由小說家穆合塔爾．阿烏埃佐夫（Mukhtar Auezov）所創作的哈薩克現代化提倡者阿拜．庫南巴由里（Abay Qunanbayulï，俄文姓為庫南巴耶夫〔Kunanbaev〕）之傳記小說，就將哈薩克遊牧文化的多彩多姿引介給蘇聯讀者，然而又能堅持使用當局能夠接受的主題。重要的小說家，例如吉爾吉斯人欽吉斯．艾特瑪托夫（Chingiz Aitmatov）所作的《一日長於百年》（The Day Lasts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1980）將吉爾吉斯人在蘇聯統治下的經驗濃縮在這部作品中，以吉爾吉斯文和俄文付梓，並且獲得了當地與國際的讚譽。

到了1970年代，中央政府感覺更加放心將中亞共和國的領導權移交給「當地人」，通常還會將一個俄羅斯人安插在當地政府與黨機器中，理論上是擔任其副手，但實際上是在那裡監護莫斯科的利益。

在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領導蘇聯時期（1964–82）的大半中，「停滯」與日漸增長的腐敗為其典型特色。而在這段時間中，這些當地的領導層成了實際力量，使得莫斯科必須與之協商。在1980年代末的「言論自由」（glasnost’，或譯為開放）時期，在布里茲涅夫的最終繼承人與最後一任共黨領袖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帶領下，反蘇情緒得到更為公開的表達。1991年12月，蘇聯解體，而且重組為一個名為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的鬆散聯盟（未包括喬治亞與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

在蘇聯瓦解之後，中亞人民在蘇聯末期上臺而且嚴厲程度不同的威權體制底下，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他們如今面對著大量的問題。汙染留下了疾病與生態災害的遺產。大量財富（石油、天然氣與其他自然資源）的前景確實存在，但是要怎麼利用它則尚不明朗。

由蘇聯所建立的民族身分認同延續下來，但是加入了新的內容。帖木兒成為烏茲別克認同的象徵，即便其後裔過去曾遭烏茲別克人逐出中亞河中地區。烏茲別克的領袖階層想要和一位強大的征服者以及世界舞臺上之重要人物的形象建立關聯。它也希望拉開烏茲別克與哈薩克之間的距離，實際上是延續了蘇聯的政策。

民族、族群與區域對抗依舊尚未解決。更確切地說，甚至烏茲別克與塔吉克人長久以來的共生互依（偶爾也有緊張）也面臨嚴重壓力。在烏茲別克的塔吉克人宣稱自己受到歧視。在某些地區存在激進的伊斯蘭教運動，通常被稱為「瓦哈比」（Wahhâbi），其得名自流行於沙烏地阿拉伯的保守遜尼派之名。沙烏地阿拉伯常提供資金給伊斯蘭復興運動。在烏茲別克與其他地方，其中有些團體以暴力反對現任政府，並且加入塔利班與基地組織（al-Qaeda）。

《世界史上的中亞：跨越滿洲森林至黑海周緣的四萬年史》

作者：彼得．高登

譯者：蔡偉傑

出版社：廣場出版

出版日期：2025/01/08

內容簡介：中亞，是一個從滿洲森林延伸至黑海周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區，匯聚了薩滿、佛教徒、祆教徒、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等不同宗教的人群，呈現了豐富的文化面貌。現代全球化的早期元素可以追溯到中亞的帝國結構之中，現代史學家視其為歐亞歷史的「核心地區」或「樞紐」。本書正是這一片廣袤地域長達四萬餘年歷史的精華與概要，包括：斯基泰人、匈奴人、貴霜帝國、薩珊帝國接連登上歷史舞臺，突厥帝國的興起與阿拉伯人的入侵，塞爾柱帝國、蒙古帝國、帖木兒帝國的崛起，俄國與清帝國的進逼，英俄兩國的大博弈，以及現代中亞面臨的現代性議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