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納粹符號表達政治不滿嗎？反思歷史修正主義與極權符號再現

※ 以下含有可能令人不安的歷史照片，敬請讀者留意。

近日台灣的大罷免連署行動中，罷免民進黨立委李坤城的領銜人宋建樑因涉及連署不實，於4月15日遭新北地檢署約談。宋建樑在出席約談時配戴納粹臂章、手持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並行納粹禮進入偵查大樓。

此舉立刻引發強烈反彈。不僅國內輿論譁然，德國在台協會與以色列駐台代表亦隨即發表聲明，譴責該行為對於大屠殺受難者、其後代及猶太社群構成嚴重的冒犯。對此，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則回應，宋建樑的行為只是為了「諷刺民進黨的獨裁，因為民進黨就是綠共，而大家要反惡罷、反暴政、反民進黨的獨裁」。

當一個象徵極權、迫害與種族滅絕的符號，在民主社會被用來表達對不同政治立場的不滿時，作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應該如何理解這樣的表達方式？而這樣的行為背後，又反映了什麼樣的歷史記憶問題？

納粹政權大概是20世紀最著名的極權象徵，其罪行之廣範、受害者之多，不僅深刻的影響歐洲歷史與政治，也透過全球化媒體成為世界各地共同的集體記憶。

但在多年傳播的過程中，納粹政權也逐漸成為一個被過度簡化、被異化甚至遭到粗淺理解的符號——對於極右派來說，納粹德國象徵一個逝去的「黃金年代」，一個「安全而穩定」的年代；而對於大屠殺的倖存者來說，那是黑暗而難以回首的年代，其創傷甚至會在家族內跨世代傳承下去。它既是一種方便使用的政治修辭，亦同時是歷史悲劇的代名詞。

上述現象對台灣人來說並不陌生。2016年，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慶活動中扮演納粹，亦曾引發廣泛爭議與討論。網路流傳影像顯示，該班級學生入場時，司儀曾以戲謔口吻鼓勵其他同學「快向希特勒敬禮，不然坦克壓過你們，把你們抓進毒氣室」。後續討論中，有光復中學的學生出來發表聲明，根據學生表示，他們雖然確實提到坦克和毒氣這句話，但後面的介紹詞其實是「納粹軍隊以紀律為名，忠誠為信念，卻變成殘暴軍團，並開啟世界大戰。希特勒確實存在過，納粹也確實做了很可怕的行為，所以我們要珍惜民主自由。」表示他們的目的其實是提倡珍惜民主自由。

由宋建樑和光復中學的例子可以看出，納粹符號有時被當成一種粗淺的政治比喻，有時被當成一種簡單易懂的「反派」形象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而從光復中學學生介紹詞「以紀律為名，忠誠為信念」來觀察，也能看出當事人儘管知道納粹是個殘酷暴政，但潛意識裡仍然將這樣的極權符號以「部分正面」的印象來記憶——畢竟，黨衛軍格言「我的榮譽是我的忠誠」（Meine Ehre heißt Treue）是如此深植人心。

囿於授課時數的限制，台灣歷史教育對於二戰著墨不多，多半簡單提及納粹德國的崛起與猶太大屠殺便結束，且這段歷史在台灣通常被視為「西方歷史」的一部份，較少會將這段歷史與民主或公民教育相結合，進行更深一層的反思。大眾流行文化也常將這段歷史以「黑暗但吸睛」的方式呈現，特別是在網路時代，各類短影音、迷因快速傳播，比起認識符號背後的意義，大部分的人或許僅認識符號表象，前述因素無一不導致納粹形象獵奇化，甚至與「酷」文化相互掛鉤。

在此語境下，納粹歷史與符號逐漸成為一種話語媒介，並在這樣的過程中逐漸失去其歷史脈絡。然而，當納粹被用作「表達民主訴求」的工具時，該符號是否也遭到去政治化、去暴力化，甚至「商品化」了？

以極權政體比擬對當前政治的不滿並非僅發生在台灣。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德國曾有個11歲的女孩在卡斯魯爾抗議隔離政策的現場發表演講。她將自己比喻為知名的大屠殺受難者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在我生日那天）我和我的朋友必須非常安靜，否則可能會被鄰居檢舉，我覺得我就像是躲在後屋的安妮一樣安靜，以免被人逮住」；同年，漢諾威亦有一名女子將自己比喻成白玫瑰抵抗運動的慕尼黑大學生蘇菲・蕭爾（Sophie Scholl），因為她「跟蘇菲．蕭爾一樣不停的發傳單，為了自由奮鬥」。

當時，這種將自身比喻為納粹受害者的言論在德國引起極大的爭議，許多學者認為，這些言論是在消費大屠殺與極權體制下的反抗者。而這種錯誤比擬、錯置歷史情境論述，正是當前風行的「歷史修正主義」最佳範例。

歷史修正主義，原本是指因為發現新史料或新史學而重新解讀或挑戰傳統的史學觀點。然而，當今全球各地的歷史修正風潮，往往是政治化與選擇性的對歷史再解讀，且對於不利於「我們的歷史」的一面，會刻意遺忘、淡化或扭曲。在當前世界各地日漸極端化的政治氛圍中，歷史修正主義風潮無疑加劇了社會中不同群體的衝突。

在台灣，類似的現象亦不陌生。當蔣經國時代經常被描述為台灣經濟發展最好的年代，當蔣經國被描述為民主轉型的重要推手時，其白色恐怖與威權時期的那一面則往往被輕描淡寫帶過。這不僅是對歷史的選擇性遺忘，更是對極權政權去脈絡化的結果。不論是納粹政權或是其他極權政權，其代表的不僅僅是歷史課本中寥寥幾筆紀錄；相反，這些極權符號象徵的，是獨裁者如何全面性剝奪「非我族類」的權利，如何一步步剷除異己的過程。

1933年納粹黨透過民主選舉取得執政權，之後頒布了一系列的種族歧視與迫害政策，例如限縮猶太人的公民權利、掠奪其財產，這些在許多大屠殺倖存者的回憶錄中均能看到相關證詞，在此暫不贅述；而所謂「雅利安裔」的德國人也無法完全置身事外，許多同性戀者、「反社會者」以及與國社黨政治意見與路線不同者也會受到迫害。

非猶太裔的受害者中，前述的蘇菲．蕭爾、其兄漢斯．蕭爾，和其他白玫瑰組織的教授與大學生們便是知名案例，蘇菲在發送提倡反抗納粹的傳單時遭到逮捕，經過僅僅4天的審判，蘇菲和哥哥便被判處死刑，並在判刑之後僅幾個小時便遭到謀殺，得年21歲。

最終，我們回到那個根本的問題：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裡，我們是否可以，或者是否應該使用納粹政權級其相關的符號，來表達民主訴求以及對政治立場的不滿？

相信答案無須多言。真正的極權政權之可怕，正在於它不容異議，不容忽略其嚴重性。當代社會中，若有人可以自由地發表政治訴求，不用擔心像蕭爾兄妹或其他極權反抗者一樣，遭受不公平的司法對待甚至因此喪生，若有人可以不用擔心公民權益或財產被政府侵害，卻選擇將自己比擬成極權政體與大屠殺下的受害者、以納粹象徵來形容執政黨的威權，這樣的「比擬」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一種對歷史脈絡的扭曲與傷害。

今年之於德國是個特殊的年份：2025年為集中營解放與納粹政權結束的第80週年。面對各國極右派興起、加薩戰事、烏俄戰爭，以及集中營倖存者年事已高、逐漸凋零的挑戰，相關的紀念機構以及該領域的研究學者，無一不慎重看待今年的紀念與追悼活動。

對於台灣人來說，或許發生在80幾年前的歐洲的大屠殺太過遙遠、難以想像，然而，面對這些歷史符號、象徵與事件的誤用，還有歷史修正主義的蔓延，身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我們不應對此視若無睹，相反的，我們更應該仔細檢視過去，主動辨識與反駁這類歷史修正言論，避免歷史淪為政客操控輿論的工具，讓人們在失真的解讀中逐漸喪失判斷力。

極權符號的重現不應該是一場表演，而應該是記憶的錨點，反思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