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傷痛誰記得？二戰集中營倖存兒童如何重拾自我

編按：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大屠殺結束80周年，與此同時，波蘭國家紀念研究所（IPN）在今年4月3日公布，於羅茲的利茨曼施塔特兒童集中營挖掘出多名兒童遺骸。專家推估1942年至1945年，至少有2000至3000名波蘭兒童被囚禁於此，數百名兒童死於饑餓、疾病、過勞或暴力。無數名兒童在殘酷的戰爭下失去生命，集中營倖存者則踏上療育和重拾歸屬的辛苦道路；孩子的傷痛常常被外人忽視，本文將探討集中營倖存兒童在戰後的成長，如何走過艱辛的歲月。

「雷溫斯布呂克（Ravensbrück） 是納粹德國唯一專門關押女性的集中營，於 1939 年由黨衛軍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下令建立，其就位於德國柏林以北約 90 公里的小鎮 雷溫斯布呂克（Ravensbrück）。當時超過 13 萬名女性和兒童被關押於此，其中包括政治犯、猶太人、羅姆人、蘇聯女性戰俘及其他被納粹視為「不適者」的女性。」

「這裡的囚犯不僅被迫從事極端勞役，還遭受慘無人道的醫學實驗，許多人在非人道的環境中死亡。雖然 Ravensbrück 主要關押成人女性，但仍有不少兒童與嬰兒因母親被捕而被囚禁，甚至遭受飢餓、疾病折磨，或在出生後不久即被殺害。這座集中營成為納粹暴行的象徵之一，見證了極權政權對生命的無情摧殘。」

在雷溫斯布呂克（Ravensbrück） 集中營，生命的誕生並不象徵希望，而是伴隨著無聲的哀鳴與暴力的終結。納粹對於「不純淨種族」的仇恨，使嬰兒的生命被視作必須立刻抹除的「錯誤」。母親們在極端營養不良的狀態下分娩，然而這些新生兒的哭聲往往在數小時內便戛然而止——有些被冷血的看守拖走，溺死在水桶裡、有些則被直接扔入焚屍爐。她們的母親或因悲痛過度崩潰，或因疲憊與恐懼變得麻木，成為集中營機器運作下的另一個幽魂。根據英國記者Sarah Helm撰寫的《雷溫斯布呂克》，倖存者回憶：

然而，集中營的黑暗遠不止於此。在「兒童營」——一個連死亡都帶著遲疑的絞刑架上，孩子們被迫在飢餓、疾病與奴役中度過短暫的一生。這些孩子或來自羅姆人家庭，或是因母親的「政治罪行」而被送入此地。他們的世界沒有陽光，沒有溫暖，只有不斷消失的同伴與納粹看守冷漠的目光。

年僅五歲的孩子被迫負擔成人的勞動，纖細的手指在嚴寒中編織納粹的軍服，瘦弱的身軀在毒打與過勞中逐漸枯萎。還有那些「被選中的」女孩——尤其是來自波蘭的兒童，則被送入醫學實驗室，納粹醫生以鋒利的手術刀切開她們的骨骼與神經，如同解剖實驗中的動物一般，試驗著納粹種族優生學的殘酷理論。這些女孩中的大多數再也無法行走，而少數倖存者則一輩子背負著痛苦的傷痕。

在這片人性盡失的土地上，兒童不再是一個象徵未來的存在，而是納粹暴行的終極犧牲品。他們被用於感染實驗，在沒有食物的隔離房中被餓死，或在戰爭末期，被迫參加「死亡行軍」——被逼迫行走至力竭倒下，然後遭到槍決。1945年，當蘇聯軍隊逼近，納粹倉促處決大量囚犯，兒童自然無法倖免。倖存者描述：「我們被命令站成一排，納粹醫生走來走去，像是在市場挑選牲口，決定誰活下來，誰得死。」那些「無用」的孩子被拖走，消失在焚屍爐的黑煙中，與空氣中的灰燼一起，被歷史遺忘。

而那些倖存的孩子，是否真的存活了？戰後，他們被送往救濟安置機構，被陌生家庭收養，然而戰爭的陰影卻從未真正遠離。他們在夜晚尖叫，在夢中回到濃煙滾滾的集中營、回到那個母親消失的時刻。

歷史學家 Rebecca Clifford 在 「倖存者：大屠殺後孩子們的生活」（Survivors: Children's Lives After the Holocaust） 一書中指出，許多集中營倖存的孩子在成年後仍然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折磨：他們無法記起自己的母親，卻清楚記得死亡的氣味與納粹軍靴踏在泥地上的聲音。他們並非自由的倖存者，而是戰爭陰影下被遺忘的證人，被迫踏上了一條永遠無法找到家的路。然而，這些兒童的生命並未止步於創傷的當下。在戰後的混亂中，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與人道工作者等迅速行動，希望為他們尋找新的歸屬與未來。

▌童年重創倖存者，能逐步走出「創傷」嗎？　

生於德國的以色列研究員和作家，同時也是社工的Judith Hemmendinger，便是這場救援行動的關鍵人物之一。她在法國的兒童之家（如 Écouis 和 Ambloy）接收了數百名從布亨瓦爾德（Buchenwald）解放的倖存者，為他們提供庇護、教育與心理支持。在這些庇護所中，孩子們不僅獲得食物與安全保障，還開始學習語言、數學與藝術，重新建立與世界的連結。這些環境並非純然無憂，但它們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基礎，讓孩子們能夠在創傷之外，發展新的身份認同，並理解自己的人生不僅僅是一場倖存的試煉，而是一種持續的成長。

其中，一些曾經在集中營中幾近失語的孩子，透過集體生活與心理輔導重新找回表達的能力。一名年幼倖存者回憶，他初到 Écouis 時幾乎不與人交流，害怕親密關係，但在 Hemmendinger 及其團隊的幫助下，他逐漸學會信任，並開始與其他孩子建立友誼。另一些孩子則透過寫作與藝術記錄自身經歷，這不僅是對過去的梳理，更是對未來的一種建構。然而，有更多的倖存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避免談論自己的過去，導致他們成年後才開始處理創傷。許多心理學家發現，他們的焦慮與憂鬱往往與童年經歷密切相關。

童年逆境經驗與成年後的心理或情緒疾患息息相關，這在當代已是廣為接受的概念，但在當時或許並非如此理所當然。早期心理學家認為，年幼的孩子「不會記得」戰時的痛苦經歷，因為他們的記憶發展尚未成熟。然而，許多倖存兒童在成年後卻能回憶起細節，並且這些記憶往往伴隨著焦慮、夢魘和恐懼。

例如，一位名叫 Felice Z. 的女性，在 42 歲時才確定自己的父母被殺害，這促使她開始重新檢視自己的身份。然而，當她嘗試加入大屠殺倖存者的聚會時，卻遭到年長倖存者的質疑：「你還是孩子，你能記得什麼？」這顯示出創傷記憶如何影響倖存者的身份認同。

1982 年，奧地利裔美國精神分析學家暨兒童精神科醫生 Judith Kestenberg 創立了「國際兒童迫害倖存者研究計畫」（International Study of Organized Persecution of Children），訪談了超過 1500 名大屠殺倖存兒童。她發現，即使在經歷了極端創傷後，兒童倖存者仍表現出驚人的適應能力。

然而，這些創傷對他們的心理和情感發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可能在成年後表現為焦慮、憂鬱等症狀。​她的研究還指出，創傷不僅影響直接的倖存者，還可能通過家庭動力和教育方式影響下一代。這種代際傳遞使得創傷的影響更加複雜和深遠，這也讓我們奠定了創傷的影響是終生的、甚至可能是跨代的、影響家庭成員的概念。

所幸，創傷並非不可癒合的裂縫。波蘭裔美國教育家暨心理學家莎拉．莫斯科維茨（Sarah Moskovitz） 訪談了大屠殺倖存兒童，發現這些倖存者雖然普遍展現出強大的適應力，但仍然害怕被社會標籤為「異常」。

她批評心理學界過度強調「創傷」，卻忽視了倖存者的成長與成功。事實上，在溫暖與理解的庇護下、在信任重新萌芽的土壤裡，倖存者得以慢慢拾回破碎的自我。或許，那些傷痕無法完全抹去，時間也無法逆轉逝去的一切，但正是人們的努力——那份不願讓苦難吞噬未來的決心——證明了個體的韌性。即使身處歷史的幽影之中，一個人仍能尋回自己的聲音，將過往的沉痛編織成新的篇章，塑造屬於自己的未來。

▌後記：戰爭從未遠離，我們能從歷史學到什麼？

在許多台灣人的記憶裡，戰爭似乎是一個遙遠的詞彙，是歷史課本上泛黃的影像，是屬於過去、發生在異國他鄉的故事。然而，當我們回望世界局勢，會發現戰爭的陰影始終未曾散去——從烏克蘭戰爭的烽火，到中國不斷升高的軍事威脅，台灣正站在歷史的交叉口，面對著同樣的關鍵問題：我們該如何在危機中捍衛自由與尊嚴？我們又能從歷史中學會什麼，以免悲劇重演？

納粹集中營的故事看似遙遠，但戰爭帶來的殘酷本質卻是相通的——它摧毀個體的尊嚴，撕裂家庭，使無數兒童失去家園，在恐懼與流離中成長。當我們回顧過去，並不只是為了憶起苦難、掀起仇恨；而是為了理解，當人類面對極端壓迫與危機時，究竟如何選擇？是屈從，還是反抗？是漠視，還是記取教訓？

作為一名長期關注兒童權益的工作者，這也是為什麼我特別聚焦在集中營中兒童的命運與他們的發展。戰爭對於兒童的影響不僅是短暫的苦難，而是塑造了整個世代的未來。倖存者的故事告訴我們，創傷不會憑空消失，它將透過記憶與行動傳遞下去，影響這些兒童如何理解世界、如何面對未來。我們不只是閱讀歷史，而是試圖從過去的黑暗中，找到讓孩子們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仍能尋得希望與力量的方法。

台灣無法決定世界格局，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回應時代的挑戰。我們是否願意從歷史中學習，思考如何在威權壓迫的陰影下守護自由？是否能夠理解，戰爭的殘酷不只存在於槍砲聲中，更在於人心的遲鈍與冷漠？這些問題，將決定我們的未來。而閱讀歷史，不是為了沉溺過去，而是為了在關鍵時刻，做出更有智慧、更具勇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