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者倒台後大審重現：《阿根廷正義審判》直擊受難者恐懼與軍官傲慢
《阿根廷正義審判》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的第一天，該片剪接師阿爾貝托（Alberto Daniel Ponce）在廳外跟我聊到法庭幕後，他雙手上舉，做出誇張的動作，表達法官本來緊張的心情，「但後來他們就習慣了，甚至還可以輕鬆回話，但出庭的證人不一樣，他們都是受害者，被威脅也會害怕，卻還是願意作證，真的很勇敢」
他不禁感嘆，阿根廷之所以透過審判獲得公平正義，應該要歸功於這上千名證人的勇氣。
而這些封存於審判錄影的證詞，便是這部紀錄片的基礎。劇組並未給每個證人說出完整故事的空間，而是以非線性方式，讓背對鏡頭的證人陳述經由跳躍剪接而並置。而這280份證詞在片中堆疊推進，便形成強大的控訴力量，例如女性目擊者描述自己遭受的酷刑和性侵害的證詞，經歷各異然殘暴皆同，每個人每句話緊湊連結造成的張力，讓加害者罪行無可遁形。
儘管各個證詞都情緒豐沛且強而有力，足以發展出一個故事，但劇組選擇透過原始影像檔案重現審判現場，展示各種細節。例如民主化初期政治社會局勢的緊張，便可以從影像中感受得到：
然而，正是因為原始影像充滿各式訊息，劇組認為，如果還要在如此海量的素材中，標註每個人的姓名、甚至插入說明，或許會太刻意引導觀眾，也會讓這部紀錄片變得過於可怕。因此，觀看此片的觀眾，一開始往往陷入迷霧，無法判別誰在說話，又發生了什麼事？但在習慣這樣的敘事方式後，便能從每個鏡頭中分辨每個角色、每個位置的差異。
以證人為例：由於在當年審判現場中，攝影機是架在證人後方，所以《阿根廷正義審判》的觀眾在看這部紀錄片時，同樣也只能看到證人背影，或是偶爾瞥見一張顫抖或哭泣的臉。
「觀眾看這部作品時要發揮想像。」導演烏里塞斯 （Ulises de la Orden）曾在受訪時強調：當證人講述那些酷刑、殺戮、兒女失蹤經驗時，「觀眾有責任想像那張臉的表情。」
在鏡頭前出現的案例，可能只是數百萬個故事中的幾個，但它們代表了眾多過往聞所未聞或銷聲匿跡的故事。
「他們用電動鏟挖出了約70顆頭骨，還有一些股骨，一些包包…。對一個母親而言最大的羞辱，是看見自己兒子的屍體被丟在那，彷彿是餵狗的骨頭，就算是咬人的狗，你也只是綁住牠，不會那樣殺死牠。」
片中一位傷心欲絕的母親，陳述經歷時情緒激動無法壓抑，在審判長提醒她冷靜後，她不免反問：
「我兒子也應該有機會受審，我兒子也應該出席這場審判。為什麼不？」
「審判」或許也是這部紀錄片的關鍵字眼，而骯髒戰爭的問題，即是當局面對異議者或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人，皆未曾經過司法程序「定罪」，而是以「法外處置」，或說是法外處決的秘密行事，大規模地讓人民肉體或聲音「消失」。
檢方在結辯時，也是如此強調：
證人充滿情感的證詞與獨裁政權的罪行，雖是《阿根廷正義審判》亟欲呈現的內容，但法庭上其他角色的言行態度，也能在檔案重現過程中顯露──檢方為被害者發聲的氣勢、法官的中立主持的風度，以及辯方模糊其事和輕率的態度。
例如，聽證會開始不久，被告方的辯護律師首先提出異議：他們一堆人擠在台下，甚至沒有麥克風，而檢方卻高高在上，「辯方完全無法與檢方平起平坐。」
法官則答：因為檢方只有2個人，但辯方卻多達22人，唯一的解決方法只有辯方輪流上台。
但當辯護律師仍強力要求檢方要跟他們一同坐到台下，法官則淡淡回以：「可以了。」
在整個聽證會過程中，辯護律師因不當詢問，數次被法官制止後，怒而強調：「1976年代的阿根廷司法系統是很有尊嚴的」，並對自己的「權利遭到打壓」表示異議。
面對這些被軍人政權豢養許久、在法庭上仍倚勢的法律人，法官也只能這麼說：「不必叫紀錄顯示任何東西，若你認為你有某項權利，就行使它，權利不是用來宣布，是要行使的。」法官也需要一再提醒他們。
觀眾甚至還可以看到某位辯護律師心煩意躁地用翻閱報紙，藉此表達他的蔑視。反覆看過這530小時紀錄的阿爾貝托直坦言，法庭紀錄是枯燥無味的，但無論如何處理，習慣軍政府作為、對人權侵害毫無意識的辯護律師，自是不理解這場審判的價值，而這就反映在這22個辯護人沒有準備、不具策略，只能不斷阻止審判，或是否認一切的表現上。
而這也表示，即使是粗糙原始材料，經過處理後，許多問題也不辯自明，帶有證據力。
「但我也要說，辯方的表現，還有法庭上有人鬧場、昏倒等意外插曲，確實讓這本來枯燥、沉重的題材，增加了一點戲劇性。」阿爾貝托笑說，作為剪接師他看到這類出格的表現都特別興奮，因為有東西可以剪進去。
為這部紀錄片製造衝突感與張力的，不只有辯護律師，還有被告。從影片可知，被告即使出庭受審，依然神態自若，當證人陳述那些殘暴細節時，他們在座位上漫不經心地抽煙和閱讀報紙；無論進入或離開法庭時，他們甚至會發出嘲諷的笑聲。這些鏡頭都表明：這些人不僅蔑視法律，還蔑視他們有系統綁架、折磨、迫害的人。
更別說，從其意見陳述可知，他們自認無罪，認為是眼前的「政治」才使他們受此屈辱，而他們也盡可能迴避問題，拖延審判時程。
「我認為這場審判，起訴的對象不應該是軍政府，而是立場搖擺的阿根廷社會：這個社會先是派軍人去打仗，等享受到勝利的成果，卻驚恐於實際或想像出來的過度行為。我無需多說什麼來為自己的名譽辯護，在這場審判之前，我正直無玷，就算被判刑，這一點也不會改變。」軍方被告在一開始就如此主張。
直至中途，他們又再強調有罪的並非軍人，而是左翼分子，殲滅反對者是天經地義：「當時那是一場戰爭，比起傳統戰爭，那更殘酷、更痛苦，引起戰爭的不是軍隊，攻擊阿根廷人民的，是為了奪權而喪心病狂的顛覆分子，想要改變我國的方向。」
在聆聽了將近八個月的被害者證詞，被告立場仍然不變：「我相信正義，更相信神的正義與良心，勝過人類與歷史，既然我知道我是無辜的，我平靜、自信地等待庭上的判決。」
「但如果我們無法平靜地談論死者，又有誰可以天真地期待，能客觀地審判生者？有誰可以天真地期待，如此社會壓力下能有客觀審判？但如果庭上需要處理掉我們，就請便吧。我覺得自己有責任，但不覺得有罪，因為我沒有罪。」
這些託辭，讓檢察官忍不住在最後提出強烈控訴：「這裡審判的不是軍人的榮譽，相反的，審判的正是那些違反軍人榮譽的行為。」
儘管經過8個月審判和數以百計的證人出庭作證，法官1985年12月9日，針對9名被告做出判決，罪名包括剝奪自由、刑求及謀殺。包含發動骯髒戰爭的魏德拉將軍在內，有2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有3人被判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4人無罪釋放。
儘管因為1985年這場審判，阿根廷以「永不再犯」（Nunca Más）口號成為拉丁美洲與世界諸多國家談論轉型正義工程的教科書典範，但這場審判的判決及後續相關司法工作持續受到軍方干預介入，而出現擺盪；直到2005年才又重新啟動司法程序。在2023年，《阿根廷正義審判》完成之時，共有1,058人被判有罪、964人在受審中途死亡，22人在逃。迄今為止，還有許多法律訴訟仍在全國各地透過常規司法系統、由常規法官和法院進行。
雖說如此，現今右派總統哈維爾．米雷伊（Javier Milei）在競選時期即對骯髒戰爭輕描淡寫，於2023年12月上台後，更質疑骯髒戰爭的嚴重程度，甚至替遭到遊擊隊殺害的受害者「伸張正義」；而作為陸軍高級將領之女的副總統維拉魯埃爾（Victoria Villarruel）是「恐怖主義法律研究中心」的創始人，步入政壇前便持續替骯髒戰爭辯護，將國家恐怖主義描述為內部武裝衝突。
「維拉魯埃爾甚至還去監獄探望遭審判入獄的軍方將領。」說話總是帶著笑容的阿爾貝托談及此，少見地將臉拉了下來。
《阿根廷正義審判》在本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得到國際競賽類首獎。上台發表得獎感言時，阿爾貝托忍不住強調：右派勢力在當今世界崛起，而阿根廷的右派政府也正在破壞文化、干涉電影產業，
責任編輯／賴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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