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尼斯性醜聞（下）：日本媒體的「集體沉默之牆」

4月12日的記者會上，岡本Kauan與記者們的對答，除了聚焦在受害細節之外，媒體的責任也是一大焦點。

事實上，岡本Kauan在記者會一開始，便明言自己今天會選擇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召開這場實名記者會，就是因為日本媒體長期以來一直避諱喜多川的性醜聞，「已經覺悟日本主流媒體不會報導這件事情」。透過駐日外籍記者加盟的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召開國際記者會，是能避免新聞再度被日本媒體壓下的方法之一，日本媒體不願報導，至少還有駐日的外媒可以報導此事。

像是伊藤詩織當年控訴山口敬之下藥性侵她、或是前陸上自衛隊五之井里奈講述自己對於日本防衛省處份5名性騷擾她的自衛官的看法，都是選擇透過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召開國際記者會。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召開國際記者會，已經成為性暴力受害者們對抗日本新聞打壓的重要手段。

不只性暴力受害者，《BBC》專題報導〈獵食者：日本流行音樂的秘密醜聞〉在日本開播的前一天（3月17日），在這集節目中頻繁出鏡的記者阿扎爾（Mobeen Azhar），以及節目製作人（Megumi Inman）也透過遠端連線，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召開國際記者會，分享日本媒體及演藝圈對這起事件有一道「沉默之牆」，在採訪過程中四處碰壁的經驗。

▌同樣是公共廣播，BBC可以但NHK不行？

這道「集體沉默之牆」有多厚？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召開國際記者會，並不是只有駐日外籍記者才能參加，日本媒體也可以。阿扎爾和節目製作人在3月17日這場記者會，現場有《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富士電視台等主要媒體的記者參與，但實際上刊出報導的只有《朝日新聞》，而且還不是在《朝日新聞》主站，而是《朝日新聞》的國際新聞分站「GLOBAL+」。和《BBC》同為公共電視的《NHK》，則是連記者會都沒有出席。

當時在《BBC》的記者會上，在日本長大的日英混血節目製作人回應道：「《NHK》的報導很棒，我確實也在思考為什麼《NHK》不願報導這件事情。當我們聯繫《NHK》，尋求他們回應時，都被很有禮貌地拒絕。我想是因為傑尼斯藝人頻繁地登上《NHK》節目，所以《NHK》沒有辦法談論這件事吧。」

這段插曲，讓《NHK》NHK新聞導播在岡本Kauan記者會上的這段發言，更顯重要。

面對第一個問題，岡本Kauan的回答如同前文所述，如果當年主流媒體還有持續報導此事，他應該不會加入傑尼斯事務所。

第二題的回答也很耐人尋味。岡本Kauan說自己第一次告訴父母這些事情，是在離開傑尼斯事務所後，大概在爆發COVID-19疫情前不久。可以推算大概是岡本Kauan離開傑尼斯事務所3年後的2019年左右，也是喜多川離世的那一年。在這之前，父母曾聽說喜多川的性醜聞，但當父母問起「傳言」真偽，擔心兒子受害時，岡本Kauan都是一律否認。岡本Kauan會和父母聊到自己的經歷，也是因為當時正好新聞上出現演藝圈陪睡的性醜聞，才隨口說到自己也有經歷過類似的事情，嚇了父母一跳。

Kauan如此說道。某方面來說，岡本Kauan的這場記者會成功打破了日本主流媒體的沉默，日本《共同通信社》在記者會後發布的報導，成為各地方報社的新聞來源。日本五大報《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日經》、《產經新聞》也都跟進報導。至於《NHK》則是在隔天（4月13日）傍晚才終於在網站上發表記者會內容，《NHK》電視台也在下午4點的5分鐘新聞時段，花了2分鐘提及此事。

▌小傑尼斯的受害者群像

綜合《週刊文春》及《BBC》訪問到的小傑尼斯，雖然受害經歷有眾多相似之處，但也可以看出不同時期的受害者的發言內容略有不同。這個變化可能是時代的變化，世人以及當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會隨著時代演進有所改變。例如，《週刊文春》當年的報導內容，以及《BBC》採訪到的平本淳也是1990年代的小傑尼斯。當時對於喜多川性醜聞的認識，是傾向將喜多川個人的性傾向、性癖好綁在一起，將喜多川形塑成一個異常偏好男童的同性戀者，所以會使用「少年愛」，甚至是在現代已是歧視用語的「HOMO」來描述喜多川。

不過岡本Kauan的發言卻不是如此，喜多川越界侵犯小傑尼斯就是不對的行為。這無關喜多川個人的性傾向或是性癖好，無關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性別，也無關喜多川與小傑尼斯之間的年齡差距，上述這些都不能成為合理化這些行為，或是成為社會選擇對這一連事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理由。

另一方面，雖然岡本Kauan在記者會上表示，他認為至少在他在籍期間，受害人數應該有到一、兩百人，但就如同《週刊文春》及《BBC》訪問到的小傑尼斯證詞，並不是所有人一旦成為小傑尼斯，就一定會變成喜多川的後宮。能夠和喜多川有進一步接觸的小傑尼斯是「被選中的人」，即使被喜多川「選中」，每個人的受害程度並不相同。有些人可能只到「按摩」，有些人已經是實質上的被性侵，當然也有完全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

▌被打開的潘多拉的盒子

《BBC》會在喜多川死後3年多的時間，再度打開潘朵拉的盒子，是因為COVID-19影響到海外採訪行程，直到2022年下半年才有機會赴日採訪。退一步來說，也許正因為有了這段時間的空白，對於受害者們來說，可以相對比較輕易地在媒體前講出這段經歷。

透過與記者交流的過程，也是在提供受害者們，甚至更多協助管道。例如，記者會上獨立媒體《Arc Times》的記者便告訴岡本Kauan，日本現行的強制性交罪時效是10年，即便喜多川已經過世了，只要去提告，警方就能將這個案子函送檢方。而岡本Kauan的回答是，這是他第一次知道有這個法律，目前沒有考慮採取更進一步的法律措施。岡本Kauan當初會決定召開國際記者會，也是聽《週刊文春》的記者建議。也許今後岡本Kauan或是其他小傑尼斯們會採取更多法律行動也說不定。

現在出面證實的小傑尼斯們都已經離開傑尼斯事務所了，現在還在傑尼斯事務所的小傑尼斯們可能沒有接觸過喜多川，但在喜多川還在世的時候，早已成功出道的傑尼斯藝人當中，是不是也有人曾經有過類似經歷？雖然無法確定在岡本Kauan之後，會不會有其他受害者願意實名出面分享自己的遭遇，但可以相信比起出面分享自身經歷的前小傑尼斯們，一定還有更多選擇隱身的受害者們。

在喜多川早已過世的現在，演藝圈裡面不可能因為少了一個喜多川就不會有類似的事情再度發生，最重要的是社會，包括現在的傑尼斯事務所，應該要正視這些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才有可能避免類似的事件在演藝圈的某個角落再度上演。

責任編輯／林齊晧、賴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