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現場「神聖但無常」：專訪《報導者》記者楊智強

在出鏡報導第三集，我們邀請到獨立調查媒體《報導者》記者楊智強。畢業於國際關係領域研究所，楊智強在畢業後曾在韓國NGO工作、並曾擔任電視台的國際新聞編譯及獨立記者。在擔任獨立記者的幾年，他背著背包前往現場，陸續報導了緬甸大選、羅興亞難民、中國朝鮮族等議題。其後加入《報導者》，亦曾負責進行香港反送中、緬甸政變、毒品販運鍊等等不同主題的跨國報導。

楊智強自己曾在鏡好聽錄製的節目《獨立記者闖國界》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工作：

但是艱澀的國際新聞議題要如何取材才能吸引讀者？成為獨立記者又需要哪些準備？而加入《報導者》之後，他所觀察到的國際新聞趨勢、採訪經驗與技術，又發生了哪些變化？

▌開始是編譯，後來成為記者

問：一開始你是電視台的編譯，後來成為獨立記者，再然後加入《報導者》。為何智強當時會有這樣的職涯選擇？

答：最早是因緣際會加入了新聞台的編譯，剛開始還蠻新奇的，因為新聞台畢竟跟平面記者不一樣，要剪輯、要過音，有點像是看畫面說故事，所以覺得是蠻有趣的，但久了自己也覺得，時間好像把自己磨成一顆螺絲釘，於是就想要到新聞現場看看。

最早我的想法沒有那麼遠大，當時是2015年左右，正逢緬甸選舉。我當時只覺得這是世紀大事，好想要到現場去看看。但我還沒辭職，就請假把假排到一起，就去現場看了。去了之後，遇到許多來自各地，香港、韓國等等的獨立記者，當時就覺得：「天啊，我好想跟他們一樣。」大概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有了這個想法。再過了一年，我就真的辭職去當獨立記者。

不過想要當獨立記者，你可能要有一小筆錢，例如10萬好了，當成你的創業基金。因為其實剛開始你寫出來的東西，都必須要用pitch的方式才能跟各大媒體合作。讓別人認識你之後、知道你寫作的風格等等，一切OK了，你才可以進一步說可不可以合作、而你可以出資源幫我cover哪些東西。當時我就是以獨立記者的身分往外跑一跑，只是就沒什麼錢（笑），做到後面也有點無法繼續下去，所以就又回來（體制內）。

▌身為記者，現場的意義對你來說是？

但在遊走於編譯與記者的過程中，他也觀察到一個現象，人們對於「新聞現場」的定義，似乎也在近幾年快速轉化，或者增加了更多意義。

「其實在這樣（在體制內）一進一出，在台灣做編譯、到現地採訪、再回到台灣做一個所謂的『國際新聞記者』過程中，我感覺到很多事情都不是這麼的絕對，並不是說我一定要到現場才能看到新聞的真相。

例如，當我真的去了國際現場再回來，再加上因為covid的關係，常常去不了現場，但還是必須要呈現一些觀點的時候，我開始發覺，編譯已經不再像是我當年在電視台做得那麼.....應該說變得更為多元複雜。例如我舉例，現在如果想要採訪烏克蘭某個前線的戰士、某個市長，也可能直接用FB連絡上，工具與科技的變化已經讓編譯更接近現場了。

但現場對我來說，當然還是神聖的。你聞到的氣味、你聽到的聲音，都是你的素材，你把它寫出來呈現給讀者，這是一件我滿享受的事情。而且我覺得，記者好像有個privilege，就是別人會跟你講故事，而當你聽到故事的時候，其實你就是在幫讀者去聽，然後寫出來。

▌如何讓台灣關心國際議題？「從我出發」的跨境報導

問：很多時候國際新聞會被認為是一種門檻很高、很艱澀的文類。你們在製作題目的時候，如何讓台灣人關心國際新聞？

答：我目前了解的方法，會有兩個方向，第一個就是從台灣出發的國際新聞。如果以我自己曾經做過的例子話，就像是《毒品販運鍊》當中，台灣扮演什麼角色？就是從台灣延伸出去，看這個世界。還有之前烏干達學生背債來台的《綁債．黑工．留學陷阱》，當時沒有人會想到烏干達跟台灣原來有這樣的關聯、原來會有這樣的事情。

第二個我覺得是操作的方式，想要讓國際新聞更活化的呈現，不要只有字而已。例如使用互動的方式或是技巧，不要只有長長的文章（雖然《報導者》自己的文章都很長），但是我們也會希望透過無論是設計、社群或是工程師合作，讓這些文字更多元。

問：在跨境報導中，你也時常與其他外國的調查媒體合作，完成例如較早期的《血淚魚場三部曲》、近期的《安毒幽靈》等系列作品。當時怎麼跟其他媒體聯繫合作？怎麼分工？

答：過去我也是比較單純的做法，去到現場然後把報導帶回來，但加入《報導者》之後，這是台灣目前唯一一個參加「國際調查記者聯盟」（GIJN）的媒體。在裡面認識了很多全球各地的媒體人，當時我們就希望這些報導可以跨國合作。

因為無論是詐騙、人口販運、毒品，這些犯罪行為都已經在國際合作了，那當然，我們做報導也不可能只在自己國家內報導，所以我們也開始跟各國媒體合作。

最開始是雪莉他們提出的想法，那時在做《血淚魚場三部曲》，在那之前《報導者》完成了穿山甲走私的《盜獵王國的救贖》。當時跟我們合作的組織希望可以做另一個題目，我們就一起想怎麼做永續海洋的議題、以及台灣應該做些什麼。我是那個時候接觸到跨境報導。後來一次就是毒品販運鍊，是我跟雪莉一直很想寫、但一直沒有完成的題目。

但在跟國外媒體合作的過程中，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好好分配大家要做什麼。具體說就是，因為我們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合作，聯繫上沒辦法像是辦公室每天可以聊天，只要沒有找到single case的話就會一直繞圈圈。因此最好要有一個國家負責領導、當PM。

▌如果他們願意把故事交給你

問：曾看到你提過，在撰寫羅興亞議題的時候，自己其實也很擔心會不會很消費他人的痛苦，到了現在，你怎麼重新思考這件事情？

答：我覺得做國際新聞的記者，常常要處理生離死別等等的大事，我現在應該已經看得比較開了？寫羅興亞難民報導那時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件，對我個人的衝擊很大。當然那時候有一小段時間的消化，也跟前輩、同業聊天，才慢慢可以釋懷。

但是我覺得到最後面，談到凝視或是紀錄，我自己認為如果受訪者他們願意，或者他們不會覺得不舒服的話，對我而言那就OK。我最早跟報導者合作的是《廢墟少年》的題目。 當時我還是個freelancer，當採訪一些高風險家庭青少年們的時候，我常常想說，為什麼他們會想要接受我採訪？他們為什麼會想要自己的故事被外面的人知道呢？

朋友跟我說，可能他們也會想要被記錄吧？或許他們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可以被記錄下來的。當然也有其他人想說，憑什麼要把我的私人生活分享給讀者？其實這就是取決於受訪者他自己的想法，本身沒有一定的答案。

但也有各種情況，例如在難民營或很多地方，你沒辦法跟每個人建立深入的關係。只不過記者還是可以給予現場應有的尊重。這些尊重很多時候都來自於一些小細節——像是跟他們打個招呼，聊一下天，做些事情，讓他們不會覺得這個鏡頭對他有所侵犯。這其實也是一個對自己的交代。

問：最後我想起，你曾提到自己特別關心人權與衝突。回顧這一系列你寫過的題目，你覺得自己為何受到這些題目的召喚？你自己有一個持續的、創作的核心人生命題目嗎？

答：其實題目都是慢慢養的。最早我是從韓國的題目開始著手，因為我曾經在韓國NGO工作，自然而然就會想找相近的、接觸過的議題開始，當時寫了韓國華僑的題目。

無論在緬甸跟孟加拉邊境，或是在泰緬邊境，人們常會因為戰亂或是遷徙，在國境奔走或是遷移，這背後的原因其實連結到很多東西——戰爭、難民、身分認同——羅興亞人、韓國華僑、中國朝鮮族，緬甸克倫族——其實我沒有刻意，但好像就是自然而然地，我覺得這些議題很有趣，想進一步了解。

問：在這些採訪中，是不是其實還隱藏著一種普世性？我們過去曾經會去定義所謂的「在邊境」、「不屬於任何地方」、「還在尋找自我認同的未定義狀態」。但或許其實這種狀態也許是日漸正在常態化的事情？我們以為他們是少數人，但其實可能會越來越普世？

答：對，認同的東西一定是不斷在變動的。尤其像是我們看烏克蘭，2014年到現在，國家意識也是慢慢變得這麼強的。身分認同一直在變動，台灣也是。所以回到你最初的問題，其實我還沒有想到「我一定要做什麼」，但我發現我好像就是對這個特別有興趣。羅興亞也是我花最多時間的題目，也跟很多受訪者變成朋友了，他們也是典型「沒有國家的人」，未來也會是我繼續寫作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