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聞也要女權說教？專訪政大新聞系副教授康庭瑜

在出鏡報導EP2中，我們邀請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同時也是轉角國際的專欄作者康庭瑜。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身為七年拿下五個學位——牛津大學社會學碩士、台灣大學社會學碩士、倫敦政經學院性別研究碩士、倫敦大學皇后瑪莉學院媒體法碩士、牛津大學地理學博士榮譽——的學霸級作者，回到台灣後，她在政治大學擔任教職。

不過除卻教學與研究生活之餘，康庭瑜同樣也是從2015年就加入轉角國際的早期寫作者，擅長領域包括性別議題、跨國遷移。

已經有忙碌的教學與研究生活，為何還會想不開來當專欄作者？

「這就不是一個宏大的故事，總之就是創辦的時候有朋友負責這個項目，我就被找進來寫，完全是個因緣際會。我最早期寫的是國際遷移的題目，後來也有一些是新聞產製，接著就是只要有關牛津大學，我的母校，就會有編輯來問我說要不要寫這樣，總之，從此性別跟國際遷移、性別跟英國的題目，我都會很容易被cue到（笑）。」

▌從孤兒台蛙到大國博弈前線：國際新聞的爆炸性成長

問：老師向來負責跨國研究、性別研究，確實也和轉角國際的幾個核心議題與價值觀非常符合。尤其本身是新聞系教授、又擅長跨國遷移與國際傳播研究，老師對於近年的台灣的國際新聞熱潮有哪些觀察？

答：確實台灣很多人覺得自己吸收國際資訊不如很多國家，就是可能會常說我們不如歐洲，或者也有人覺得我們遠不如中國那麼理解國際情勢。我記得有一陣子，中國網友叫我們灣灣，過了一陣子，他們叫我們蛙蛙，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井底之蛙，或者說台蛙？總之就是指我們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如果說10年前抽樣台灣的新聞台、歐洲新聞台、或中國新聞台，確實那時候台灣的國際新聞數量比較少。新聞系老師、線上記者當年也有個流行說法，說台灣兩種新聞收視率最差，一個是「藝文新聞」、一個就是「國際新聞」，都是叫好不叫座，菁英品味的、小眾的。

可是這一兩年，這個現象正在快速轉變。這幾年國際新聞收視率越來越高，它甚至可以是新聞節目一開頭的內容。如果你去觀測10年前台灣民眾一天所暴露的國際新聞數量、跟今年一天所暴露的國際新聞數量，那個成長數量也會是很驚人的。

就連現在推特也常常是熱門，最近我們也一直被點名（像是Boris Johnson）。所以過往那種說法「一個國家如果不關心國際新聞、國際新聞產製量少，就是眼界小啦，沒有文化什麼的」，這種說法當然有點問題。如果你生來是歐洲共同市場的國家，你當然也會很關心旁邊的人。有些國家之所以要關心國際新聞，當然是因為自然地，他在裡面扮演的政治經濟角色跟世界很近。

▌喜悅的借鏡？苦難的挪用？國際新聞作為故事隱喻

問：我自己的觀察，國際新聞很像是一種隱喻，時常被我們用來反觀、重新形塑與再評價台灣的處境。老師怎麼看待這種國際新聞的凝視？

答：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國際新聞看到的也不只苦難，我反而還看到很多喜悅的借鏡耶。雖然轉角可能以災難新聞比較多......如果每天做戰爭或是社會新聞，那確實是苦難的借鏡。

但很多國際新聞也會以一種triumphal的樂觀論述作為再現框架。比方說科技新聞，很多會是喜悅的、正能量的，像是新藥、節能科技、NFT、哪些技術台灣可以跟進等等，很多會有科技樂觀論的國際新聞。雖然科技常常帶給人們苦難，但一般版面都會充滿樂觀敘事。還有產業新聞，也是借鏡別人的成功。喜悅的敘事當然有它自己的問題，就是會不會變成一種失控的正向思考。做為媒體也必須要監督這些風險。

問：那苦難的隱喻呢？從災難敘事——尤其是影像——像是阿富汗撤軍期間，一個小嬰兒被抱過鐵絲網交給美軍；或者烏克蘭民眾被迫撤離自己的母國逃難，有時會被詮釋為，台灣若沒有好好保護自己的國家，有天也會面臨同樣處境。我也多少會想，災難它本身有可比性嗎？

答：其實我會覺得這是一種很legitimate的國際政治的推想。因為你還是可以從美國與西方對後冷戰的態度來預測，當有一天是台灣面對這樣的處境的時候，台灣會遭遇到什麼？用這個來推想未來的處境，我自己直覺不會感覺到倫理的擔心。

然而會有一種倫理問題，是出在於你其實不在乎他人的痛苦，你只是覺得這樣的口號可以用來推廣你個人在台灣內部的議程或是利益，這個利益指的不管是金錢的、或者是名聲的（我們寫作者最在乎的可能是名聲），而那個動機跟論述的細節是關鍵的。

這其實跟社會科學研究很像，有一種倫理的反省是，因為我們時常要去報導權力邊緣的人，那最後你往往會被尖銳地質問——你報導這個東西，是不是為了可以升等教授？是說你發現這個事情這麼苦難，你就可以得到credit？還是說當你報導這個東西，連帶周邊的人有機會免於苦難？正在受苦的人有機會被減輕？如果動機不同，再現的東西也會有一點不同。是你呈現苦難的細節，決定了倫理的關鍵。

▌印度、中國、南韓：性別暴力的國際新聞框架

問：另外我也注意到，在我們講到的災難國際新聞當中，性別暴力一個很重要的文類。我個人觀察，尤其針對像是印度，南韓，中國的性別暴力新聞，台灣讀者的反應會非常激烈。甚至有些留言會說，台女真幸福、台女在OO國早就該被榮譽處決。你怎麼看這種性別暴力的國際新聞再現？

答：當然這些留言會讓人氣餒，但做為內容工作者，我們論述的形塑方式，是可以去引導讀者回應的。例如有研究曾經分析西方媒體如何報導印度性侵案，發現裡面常常藏有既定框架。他們會去訪加害者、加害者的家人、加害者的律師，然後呈現這些大多數男性，往往口徑一致認為女性穿很少，就必須要受處罰等等——這類強暴迷思的想法，緊接著新聞就會導向這是源於印度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可是，相同的媒體在報導西方國家本地的性侵新聞時，比較不會去歸因於自己的文化是否有同樣的強暴迷思，它比較容易去歸因在加害者的個人經歷上——像是他小時候養成怎麼樣的人格、或者是曾經被霸凌等等，（中略），把它化約為一種例外狀況。

在此同時，卻忽略了這些不同國家的加害者，都廣泛地露出非常類似的強暴迷思想法。比方說在西方國家的案例是，有加害者是因為女性不願跟他發生關係，就持槍隨機掃射，其中一個這樣的加害者，曾經在youtube頻道中說，女人不跟他發生關係、只跟帥哥發生關係，這是她性道德有問題，我要讓她知道誰是真正的老大。

這其實也是非常典型的強暴迷思。但如果報導異文化的時候會說這是集體文化，但我們的國家文化卻沒有這種問題，都是個人的問題，那可能就是媒體沒有善盡到責任，因為你應該要去討論更根本的原因與解決工具是什麼。

問：也讓我想到2020年，當南韓N號房的調查報導出來，那時也有台灣輿論分析，這是出於韓國的某些特殊社會結構導致了這樣的犯罪，也有不少人趁勢批評南韓。但去年鏡周刊也推出Deepfake報導，指出台灣也有類似的營利群組，甚至不是偷拍、而是偽造非經本人同意的私密影片，用來拍賣或羞辱當事人。我們也知道當這個群組解散了，還有很多群組在做類似的事情。只不過當時引發的討論，比較可惜的是大多還是聚焦在主嫌本人為何做這件事情上。

▌教職這麼忙，為何還想當面對大眾的寫作者？

問：到現在為止，你覺得當教授跟寫作者、Podcaster，有不同嗎？一個面對的是台下的學生，一個面對的是面目模糊的讀者...老師會害怕讀者嗎？

答：嗯，好像不會。寫科普文章或做聲音節目以後，我覺得我好像會有點變成流量魔人...？你寫東西、說話，都會多少開始在意流量。我覺得這對我來說還是有些正面影響...敘事能力有比較進步，而且在數位平台，讀者的反應會超直白。

這個回饋在教學上相對來說就是比較慢的，因為老師往往被給予太多的權威，就算我今天在講台上講了一個超沒有說服力、或很無聊的東西，也不會有學生馬上舉手說，老師你講這個沒有意義（笑）。學生們通常也都蠻善良，不太會講重話，而且教學的評鑑需要很長時間累積才能看出來，今年、明年、學生們有沒有完全理解概念？學生也很溫柔，不太會嚴厲的指責你。

但還是有一個要以正視聽的地方啦，就是在意流量也要有底線。我們在學校都要說不可以被流量綁架、不能妥協文章品質。當然不是說經營媒體還得完全不在乎流量，而是針對一個議題，即使我知道讀者對此不感興趣，但我現在比以前有更多自信，也更知道怎麼寫，可以把它跟讀者關心的事情關聯起來、讓他有興趣去讀。

問：老師除了教職外，也是轉角國際的專欄作者、現在還在籌備新的鏡好聽Podcast《性別好好玩》第三季。是什麼動力讓你堅持當一個面對大眾的寫作者／創作者？

答：我覺得身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她多少應該都會想要用知識來改變社會。寫學術論文，比方說就只有50個人引用，而且，50個引用在我們社會科學質性研究中還算不錯耶（笑），你花那麼多時間，寫了一個覺得對社會很有幫助的研究，但只影響了50個人——喔，可能還不到50人，因為有時候這些引用的人是用來罵你的......只會出現在文獻回顧......當然會有一些自我懷疑或是焦慮，你會覺得，這些知識是不是沒有好好拿來改善社會？

如果寫科普，你一次接觸的觀眾量很大，可以帶給更多人，當然他們會有很多創意的使用（委婉），不過當然也有機會可以說服一些人。所以跟你做這個職業的初衷，應該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