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 69的運毒死刑犯：新加坡不容動搖的「死刑即正義」？

編按：納根已經在2022年4月27日行刑，遺體將送回馬來西亞安葬。

2009年，一名21歲的馬來西亞印度裔男子納根（Nagaenthran K Dharmalingam）在入境新加坡時，被發現身上藏有42.72克的海洛因，最終被判死刑。根據診斷，納根不僅被認定智商為IQ 69（低於常人85至115的平均智商），同時也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這些診斷狀況意味著這會影響、左右納根當下的判斷，即他或許不清楚自己「正在運毒」，也不一定了解運毒將會為他招致什麼「嚴重後果」。

納根原在2015年申請判處無期徒刑，但未獲得法院允許。在被關押超過十年之後，新加坡法院無預警在2021年10月26日發出通知，表示將在11月10日處死如今已經33歲的納根，未料此案卻在短時間內意外引起星馬兩國、人權組織、律師團體和國際媒體等關注與施壓，認為此案仍有許多尚待釐清的爭議；此外，馬來西亞首相依斯邁沙比利更以私人身份致函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希望可以暫緩行刑。

在多方爭取下，法院同意暫緩納根的行刑，而此案也在納根確診後，一直展延到3月1日舉行聽證會。截稿前的最新狀況是納根的案件將押後再審，仍不確定他最終能否獲得赦免。

本集重磅廣播邀請到新加坡自由記者兼人權捍衛者韓俐穎（Kirsten Han），試著從納根的案子裡釐清尚未解決的爭議，從中探討新加坡的司法制度。當中，背後的詰問或許也在於：假設在不可能錯判的情況下，運毒的納根就是罪不可赦，那麼新加坡整體社會——從政府到民間——究竟如何理解「死刑」？

▌網友A：「正義，就是絞死運毒者。」

新加坡以其嚴刑峻法著稱，這也被視為讓社會安全和安定的重要因素。在當地，通常有三種情況會被判處死刑，分別是槍枝犯罪、謀殺和販毒／運毒，而當中大部分被處以絞刑的死囚基本上都與毒品犯罪相關。新加坡法律規定，販賣、製造或運送毒品超過一定的數量與額度（如15克海洛因和500克大麻），將是唯一死刑。例如，本案的納根被發現身上藏有42.72克的海洛因，因此難逃死刑。

運毒固然有罪，不過納根一案引起的爭議主要圍繞在其智商以及司法程序上的問題。納根的智商低於常人，且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換言之，納根無法有效評估風險和後果，進而做出理性的決定。但此一診斷不被接受，新加坡法院認為納根並沒有嚴重的智力問題，指出納根清楚知道攜帶毒品是犯罪行為、曉得如何在其大腿藏匿毒品，且謊稱自己是在脅迫下犯罪——

因此，新加坡法院維持死刑判決，隨即在兩國社會引發關注與爭議——不僅有馬來西亞人上街抗議，也有新加坡人開始為納根家屬籌款。甚至，各大國際媒體也紛紛跟進納根一案，讓新加坡的死刑制度再度被推上檯面討論。面對種種質疑，新加坡當局也僅一再強調納根的案件「符合法律規定下的充分正當程序」。

《當今大馬》報導，納根代表律師蘇仁德蘭（N Surendran）對此批評新加坡內政部試圖把一名只有孩童智力的人，描繪成精於算計的罪犯，藉此平息兩國民眾的憤怒，以及國際社會持續升溫的抗議。

蘇仁德蘭批評，新加坡並沒有依據納根的精神和心裡狀況給予其公平待遇，例如應該為其進行程序調整，在審訊過程中安排能與智能不足者溝通的人在場協助。他更提醒新加坡身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締約國，應該履行其義務，「從第一天開始，納根就沒有得到正當程序的對待。他被當成是正常嫌犯，警方來盤問這個不了解情況的人，錄取口供。然後，這些證詞在法庭上卻對他自己不利。」

針對納根的診斷狀況，新加坡內政部和人權律師皆提出了不同解讀。韓俐穎指出雙方會出現這樣的落差在於新加坡法律採用了更高的標準，即：納根不僅要證明自己有智能和社會心裡障礙，還必須證明這些障礙會影響其推理能力和生活功能，「納根有可能還是會帶毒品，但他不一定了解後果，就像小孩子做決定，有時是會衝動做出選擇的。我們的看法是，聯合國已說明不能對嚴重社會心理和智能障礙者執行死刑，所以新加坡法律和死刑制度並不符合人權國際標準。」

事實上，新加坡在2012年修訂《濫用毒品法》，針對「唯一死刑」進行調整，指出犯人在特定情況下可以以終身監禁取代死刑，例如當運毒者不涉及其他犯罪行為、或是精神狀況有問題等。然而，納根的案例此次卻不被採納豁免。

那麼，納根的智力與精神狀況現在究竟如何？一名新加坡24名死囚的代表律師拉維（Ravi）在與納根交談後，指出：

納根的家屬也證實納根反覆不定的精神狀況。納根的家人在2021年10月26日才收到納根會在兩個星期後——11月10日——行刑，當時除了適逢屠妖節前夕，且家屬能做出的反應時間極短。這意味著，在兩國當時仍未放寬邊境管制措施的情況下，納根的家屬要在兩個星期內提交所有的檢測相關資料，湊足跨境到新加坡的飛機票、交通和住宿費用，這對一個低收入家庭而言並非易事。但或許幸運的也是，納根案子意外引起的關注，讓納根家屬順利湊足款項飛往新加坡，最終與納根見上一面。

根據納根弟弟納維（Navin）的說法，納根在對談時語無倫次，眼神也無法對焦，他的眼珠不停轉動、看向不同的方向——不管是天花板、納維的身後——這讓納維深感不安。納維也提到，納根唯一記得的人似乎只有母親，並且還反覆叮嚀納維要照顧母親。

對此，韓俐穎指出，新加坡死刑犯基本上都關押在單人牢房裡，被單獨監禁。換句話說，對於像納根一樣身心有狀況的犯人而言，在長時間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其狀況很有可能會因此惡化或變得更不穩定。納根的代表律師蘇仁德蘭當時也提供類似觀察：

▌網友B：「IQ69 還能獨自去新加坡... Wow！」

納根並非特殊個案。新加坡近期也有三個備受關注的運毒死刑犯，分別是馬來西亞籍Pausi Jefridin、兩位新加坡籍Roslan Bakar和Rosman bin Abdullah，他們原訂於2月被處決，後來在各方爭取下，法院暫緩死刑處決。而他們三位皆和納根擁有類似狀況：前兩者為運毒共犯，Pausi被診斷出IQ 67，Roslan被評估為「判斷力、決策力、衝動控制等能力有限」，而Rosman也有低智商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或許也因為納根的案件「幸運」掀起討論，相比起其他運毒犯，其生命歷程也才能相對立體地被呈現出來。

據《The Star》整理，回到2009年，當時約21歲的納根在新山（馬來西亞南部、臨近新加坡）工作。納根的父親當時需要動心臟手術，他想跟一位名為「K」的人借馬幣500令吉（按照2009年匯率，約為新台幣5,000）。K當時提出的交換條件是要讓納根幫他帶一些「東西」去新加坡。納根當時並不願意，不過卻被K威脅若不服從，就要傷害他的女友。最終，納根就在脅迫之下，帶著毒品入境新加坡。

在一封寫給新加坡總統哈莉瑪·雅各布和總理李顯龍的特赦信裡，納根的母親潘查萊（Panchalai）也描述，納根一直是一個很有愛心的孩子，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想要出外打工，幫補家用，減輕自己的負擔。其中，最關鍵也是在潘查萊的說法裡，道出了一般低收入家庭在孩子的精神和心理狀況／疾病上，相對缺乏意識與資源尋求協助：

納根的例子不僅是運毒犯罪，也反映了一個來自少數族群家庭、相對弱勢的智能不足者如何被排除在社會和司法的保護網之外。

現實是，如今的整體大環境——上至司法制度下至社會——依然欠缺對身障者的了解。面對新加坡政府堅稱納根沒有智力或精神缺陷，多個聲援納根的身障者權益組織澄清：就算納根看似可以獨立自處，但這無礙他仍是智力缺陷者；他們能夠表達、獨自旅行，有些甚至可以管理自己的財務，但無論他們看起來如何獨立，他們仍需要協助，來做決定、選擇和溝通。

韓俐穎對此補充，「目前，新加坡並沒有為所有的死刑犯進行常規性的心理和智能評估，我們不了解有多少人有類似的狀況。就算他們沒有心理或智能障礙，但在長時間單獨監禁的情況下，也還是有可能會出現類似狀況。」

回到根本問題，韓俐穎認為新加坡司法制度著重於處罰，並沒有考慮社會經濟、環境和生活等如何影響一個人的選擇。因此，對於一些家境貧苦的少數族群而言，他們往往在死刑犯人數裡佔據高比例。不過她強調，這不代表個人因為家境貧窮或患有精神障礙就不需要負上責任，而是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社會，應該要將這些人的生命經歷等複雜因素綜合納入考量，並且思考如何解決這一些因素，而非一味地想利用死刑達到威嚇作用。

根據《SBS》報導，若納根最終依然被判處死刑，至少還會有25名死刑犯也準備面臨處決，其中，75%都是少數族群。

▌網友C：「人權支持者，把你們的同情心用在別的地方吧！」

站在新加坡政府的立場，販毒和運毒人士之所以罪不可赦，是因為這一些毒品會危害無數家庭。例如，新加坡內政部就指控，納根偷運42.72克的海洛因可供510人一星期的吸毒份量。相同的說法也可從開國總理李光耀先前的訪談裡得到證實——李光耀也支持對運毒人士執行死刑。他在《BBC Hardtalk》裡提到：

新加坡內政部也以此作為政績，認為嚴刑峻法讓新加坡成為全球最安全的國家之一，除了相對沒有嚴重的犯罪，兇殺案或與毒品相關的犯罪也相對較少，而這也普遍得到新加坡民意支持。

不過，該如何理解民意支持度，韓俐穎提出不同觀點，「學者的民調發現新加坡人在死刑議題上可以獲得的訊息量不足，所以儘管人們普遍支持死刑，但如果再進一步追問的話，他們也不一定清楚間中細節。」她引用學者說法，表示一旦人們對於死刑以及執行細節有更多了解，支持死刑的看法就會有所鬆動，「這也跟新聞不自由有關，在新加坡相對看不到（與政府不同的）其他觀點，所以我們也才要做更多的活動，像是講述死刑犯的故事等等，提高大家對死刑的認識。」

在韓俐穎積極跟進這幾起死刑案件的同時，鄰國馬來西亞的律師與人權組織等也持續呼籲新加坡政府徹查案件，並且以締約國身份遵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給予馬來西亞公民納根和Pausi特赦。不過矛盾的是，馬來西亞也是執行死刑的國家，且也經常對運毒和販毒人士判處死刑。

「這讓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談判時，處於非常脆弱的位置。」國際特赦組織全球死刑顧問桑喬治（Chiara Sangiorgio）指出。桑喬治在2月的一場記者會上敦促馬來西亞內閣盡快決定廢除死刑，因為死囚母國對於死刑的立場將影響搶救工作；而也唯有在馬來西亞對廢死有一定共識，儘管先從暫緩死刑開始，也才能讓馬來西亞政府有協商空間，要求其他國家不要處死自己的公民。

與新加坡類似，馬來西亞民間對於死刑議題仍討論不足、官方對於死刑數據和資訊也不透明，因此儘管當地近年來也頻頻出現廢死呼聲、一度激起辯論火花，但最後仍不了了之。現實情況是，在廢死議題上，兩國依然需要更多針對死刑議題的關注、深化討論，最終才有機會一步步走向改革制度的方向。

對韓俐穎而言，倡議廢死也是因為自己對於新加坡有一個期待和想像：一個沒有那麼「處罰性」的社會，這個政府和社會可以試著了解一個人犯罪背後牽涉了什麼複雜和無奈的因素，並且願意試著解決這一些因素（可能是貧窮、勞工剝削等），找出更具同理心的制度來解決問題，打造一個比較平等的新加坡。

長遠來看，唯有當制度變得更完善，未來的個案才能獲得更多保障，但如今眼前這些焦急的個案該怎麼辦？

截稿前，仍無從得知納根、Pausi、Roslan和Rosman的最終命運。但若真的被判處死刑，這個死刑制度到底懲罰的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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