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死的吶喊：退出女權公約？土耳其開倒車的「殺女」恐懼

今年7月以來，土耳其女權保護團體紛紛在網路上發起「延續伊斯坦堡公約運動」（İstanbul Sözleşmesi Yaşatır），獲得社會輿論極大關注。《伊斯坦堡公約》全名為「歐洲理事會家庭暴力與女性暴力防治公約」，目的在保護女性免於家暴、言語暴力、精神暴力與性暴力等侵害，並將兒童納入保護對象，預防童婚、兒童性騷擾與性侵害的發生。

這項公約2011年在伊斯坦堡簽訂，簡稱為《伊斯坦堡公約》。土耳其是首波簽訂《伊斯坦堡公約》的國家之一，並在2014年生效。到2020年為止，共有45國簽署伊斯坦堡公約，其中34國已通過國內批准生效。

2011年簽署伊斯坦堡公約時，被視為土耳其女性權益保護的一大進步。當時擔任總理的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也在 Twitter 上表示：對女性使用暴力是「違反人權」的行為，土耳其已準備好做女權保護先鋒。土耳其也依公約在2012年制定6284號法《保護家庭與婦女暴力防治法》。

但到了2020年2月，厄多安突然表示要「重新審視伊斯坦堡公約」，讓宗教保守團體逮到機會，大肆批評受開放派擁護、象徵土耳其人權進步的伊斯坦堡公約。宗教保守團體認為，伊斯坦堡公約破壞土耳其傳統家庭價值、非理性追求兩性平等，保護LGBTQ權益可能有助長LGBTQ團體聲勢之嫌，因此希望政府做出適當修改，必要時更可直接退出協議。

土耳其是否退出伊斯坦堡公約？自此拉開輿論的激烈爭論，更讓長久以來的「殺女」社會問題再翻騰。有趣的是，針對宗教保守團體的訴求，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內部並沒有共識，甚至在此議題上，黨內分化為傳統派與革新派。

傳統派認同宗教保守團體的看法，但礙於社會反彈聲音過大，並沒有公開表示支持退出伊斯坦堡公約，而是以「如有需要就依正當程序退出」的說法，輕描淡寫地順著宗教保守團體的訴求方向走；革新派則認為，社會上針對伊斯坦堡公約的多數批評並沒有根據，懷疑是有心人士的政治操弄。

除了AKP黨內的革新派不支持外，許多親執政黨團體也與傳統派採取不同的看法。土耳其女性權益團體中，親政府且具影響力的「女性與民主協會」（Kadın ve Demokrasi Derneği）就公開表示支持伊斯坦堡公約——巧妙的是，該協會副會長正是厄多安的女兒拜瑞塔（Sümeyye Erdoğan Bayraktar）——因此不少評論認為女性與民主協會的表態，某種程度上也顯示厄多安這次可能不會依照保守派的期望行動。

到目前為止，厄多安對於此事只含糊表示，他會依照「民意」行動，不需要各界過多的辯論。畢竟對厄多安來說，他不希望AKP內部因為伊斯坦堡公約又發生一次分裂，分散AKP的支持群眾。只是，雖然厄多安不希望伊斯坦堡公約退出風波擴大，社群網路上的「延續伊斯坦堡公約運動」卻持續延燒。

上個月，在土耳其西部城市穆拉（Muğla）發生一名女大生古特金（Pınar Gültekin），被一名已婚男子殺害後焚屍的謀殺案件。兇嫌先將古特金擊昏，再使之窒息死亡，犯案後更將屍體塞入垃圾桶，放火焚屍企圖消滅證據。

調查指出，遇害女大生因為拒絕這名已婚男子的追求，慘遭毒手。兇手殘忍的殺害手法立刻引起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社群網站也繼而發起「延續伊斯坦堡公約運動」，希望可以促進女權保護，減少殺女案件的發生。在伊茲米爾也有抗議民眾為此走上街頭，並與警方發生衝突。而抗議民眾舉著的標語，不僅道出社會弱勢女性的心聲，更提醒大眾，去年一件同樣引起廣大輿論譴責的殺女案，那塊標語上寫著：

去年8月，「布茹特凶殺案」引起社會震驚。布茹特（Emine Bulut）為一名38歲的單親媽媽，當時在街上遭人跟蹤並慘遭殺害，而兇手正是布茹特的前夫，行兇時女兒甚至目睹了全程。在抵抗時，布茹特大喊著的話正是「我不想死」。然而最後布茹特送醫後依舊搶救無效。根據調查，布茹特大約在去年4月就已離婚，其前夫宣稱雙方是因為女兒的監護權而起爭執，一時情緒失控才失手殺人。

殺女案件在土耳其並不少見。這兩件殺女案件，都讓土耳其女權團體走上街頭，呼籲大眾正視土耳其女性謀殺案件的嚴重性。根據女權團體「我們將阻止女性謀殺」（ kadın cinayetlerini duracağız）的統計，土耳其每年女性兇殺案的被害者人數逐年提高：2019年共有417位女性慘遭追求者、丈夫、前夫、或是其他男性家庭成員所殺害；去年的死亡人數更是2008年的6.3倍，可見女性謀殺在土耳其是亟需政府正視的嚴重社會問題。

深入探討土耳其近年來女性謀殺案件持續飆高的原因，大多與社會經濟型態改變與科技發展有關。現今的土耳其女性比起10年前投入職場的意願更高，對保守派男性而言，這可能威脅到自身父權與家中的地位。科技的發展，也讓女性相對而言有更多接收外界資訊的能力與管道，同時可以透過網路即時求援，無法像以前有效控制女性，更引起部分保守派男性的焦慮。

在許多土耳其保守派男性的想法裡，女性是需要被保護的存在，且具有被獨佔性，一旦女性做出違反社會傳統觀念的行為或是失去保守派所認為的伊斯蘭美德，男性就有十足的理由來懲罰這些「不守婦道」的女性，這也是部分伊斯蘭社會裡常為人詬病「榮譽處決」背後的邏輯。由於這些保守派男性的價值觀，其解讀主要來自伊斯蘭教，同時也讓外界容易產生「伊斯蘭教貶低女性」的錯誤理解與偏見。

在阿拉伯世界尚未信奉伊斯蘭教時，女性多被視為二等人種，許多家庭甚至會將女嬰活活掩埋。直到伊斯蘭教出現後，阿拉伯世界的厭女情況才逐漸好轉。當時古蘭經裡提到的男性與女性有同等的權利、保障女性繼承財產權與夫妻財產制與離婚權等，都是相當前衛的理念，這也是宗教派一直以來所強調「伊斯蘭教尊重女性」的思想來源。

了解伊斯蘭教出現當時的時空背景與真正研讀古蘭經後，可以理解伊斯蘭教在當時確實提及了保護女性權益的敘述。但如果片面地斷章取義，就容易產生錯誤解讀。雖然伊斯蘭教在某種程度上試圖保護了女性的權益，但同時也對女性加諸許多責任與義務，比如：女性應該以家庭為重、生育孩子是必經之路等。在土耳其的伊斯蘭教與父權傳統社會價值觀裡，女性只有在達成父權社會的要求下，才能免於責難與攻擊。

厄多安曾公開表示，男性與女性在先天身體構造上就有不同，因此不可能存在所謂的性別平等，他也不認同女性主義所追求的理念，認為女性主義者否認陰性特質，這並不會為社會帶來安寧。但每一次的女性謀殺案件引起的輿論反彈與社會運動，都顯示出土耳其民意在女性權益議題上偏向世俗主義。

根據今年7月，「MetroPOLL」所做的民調顯示：約有63.6％的土耳其民眾反對退出伊斯坦堡公約。單以AKP來看，AKP中反對退出的比例也有49.7%。此結果顯示出，土耳其民眾普遍認同伊斯坦堡公約是保障女性權益，且有存在必要的公約。

土耳其的女權運動約從1980年代後蓬勃發展。1990年，專門為受虐待與家暴婦女提供暫時庇護所，並提供法律諮詢和醫療服務的「紫色屋頂協會」（Mor Çatı）正式成立，直至今日仍是土耳其婦女強而有力的安全網。此外，成立於1984年的「月亮協會」（KAMER），主打「女權即人權」的標語，在土耳其東部與東南部省份為所有受暴女性提供協助，受其幫助的多為庫德族女性。協會提供諮商，也設有24小時的關懷熱線，並提供庇護所給需要的婦女。

2011年加入的伊斯坦堡公約也是另一個象徵里程碑。像是政府或民間團體為身處家暴高風險的女性或小孩設置庇護所，就是伊斯坦堡公約中所保護女性的措施之一。第52條也提到，政府相關單位，針對具有危險或家暴高風險家庭，可強制將女性與施暴者隔離，也可以限制施暴者，不得接近受暴婦女的住處。站在受害者角度上，這是合理且必要的公權力保護，但對傳統守舊派來說，這卻代表著公權力介入私人家庭且讓婦女有正當理由離開家庭，沒有完成女性在社會期待下所需要扮演的角色。

如今土耳其因厄多安一席話，又掀起退出公約的女權受挫疑慮，這個時機點接在疫情危機未解的此刻，也讓社會格外憂心。紫色屋頂協會表示，因疫情緣故，今年3、4月份時許多離婚訴訟案件被迫延期，土耳其家暴通報案件在禁足期間增加許多。2019年3月份共通報1,804件家暴案件，今年3月份則大幅提高為2,493件。

土耳其頒布禁足令期間，原本受家暴的女性生活更加苦不堪言，這些婦女被迫與施暴者長時間待在同一個空間，增加受暴風險。疫情同時也讓受害的婦女無法及時求援，收容受害婦女的暫時庇護所也因為疫情不得不關閉。這些受害婦女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再回到充滿危險的施暴家庭，成為社會角落的隱憂。

土耳其女權運動的本意並不是與男性為敵，而是希望獲得相互的尊重，致力於創造一個對女性更加友善的國家。在土耳其父權社會與宗教傳統價值的體制下，保守派習慣用家庭觀念綁架女性，繼續享有父權紅利；女權運動則常常被冠上「破壞傳統家庭價值」的莫須有罪名，。雖然土耳其的女權運動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但在訊息傳遞快速的網路時代，「女權即人權」的觀念比起以往更能在每一次的抗爭中發揮影響力，就像如今網路上發起的「延續伊斯坦堡公約運動」般，也寄託著成為影響政府女性政策的另一波力量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