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呼吸的阿達馬：法國黑人的百年控訴...與警暴不可說的殖民殘跡

這段獨白的敘事者是阿莎．陶黑（Assa Traoré），也是美國的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警暴致死案後，法國近日再掀反種族歧視、反警暴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今年35歲的阿莎出生於法國巴黎，父母都來自非洲馬利，職業為特教老師。2016年，她的弟弟阿達馬在24歲生日當天遭到警察臨檢，最後原因不明地在警局中死去。身為家中長女的她組成「阿達馬之死真相調查委員會」，過去4年四處奔走，要求司法調查還原真相，懲戒涉案員警。

4年後，當佛洛伊德被警察壓制窒息的畫面震撼世界，阿達馬案件也巧合地在法國正式開庭，引起了全法國的高度街頭動員和公共辯論。當「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口號橫跨大西洋兩岸、獲得前所未見的社會支持與激辯，阿達馬之死能得到遲來的正義嗎？有著許多非裔族群的法國，面對種族歧視和警暴問題的態度，又與美國有何異同？

▌永遠來不及24歲的阿達馬

2016年7月19日下午5點，阿達馬和他的弟弟在居住社區遭警察隨街臨檢。由於阿達馬騎單車出門前忘了帶身分證，一時害怕的他便從臨檢現場逃脫、躲到鄰居家中。趕來支援的警力發現阿達馬蹤跡後試圖強力抓捕，3名警員將阿達馬制伏在地，總重共計250公斤。屈服的阿達馬被警員抬上車，在警車中幾乎已失去意識，多次呢喃 ：

晚間7點，阿達馬的母親到派出所希望見兒子一面卻未償；當晚，阿達馬家族和其他市民再次前往派出所抗議，要求釋放阿達馬，但換來的卻是屍身一具——當晚原應慶祝24歲生日的阿達馬雙手上銬、俯臥在地，毫無氣息。

警方宣稱，當時抓捕阿達馬是因為懷疑他身上有違法販賣的大麻；但此說法存在爭議，況且無論如何都不應有任何人，在偵訊過程就不明不白地死去。

此案與佛洛伊德案最大的不同是，阿達馬的死亡過程沒有任何物證：拘捕過程中沒有路人錄像，且如同洪仲丘案的「國防布」，阿達馬死亡當天，派出所的錄像機也剛巧壞了。全案至今仍在司法纏鬥中。

在法國——尤其是以郊區為主的城市邊緣——警察與非裔青年「貓捉老鼠」是家常便飯，警察認得當地的黑人居民，但警民關係通常十分緊張。根據阿達馬律師日前的最新透露，阿達馬當下之所以逃跑，極可能是因為前科出獄後時常遭到警察「騷擾」，恐懼之下才會看見警察就跑。

阿達馬不是第一位、恐怕也不是最後一位因此喪命的非裔法國人。而法國警察與黑人族群極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根源，可從歷史脈絡尋找。

▌誰是法國黑人？

法國的黑人族群主要來自2個地區：一部分來自散落在中美洲和大洋洲的法屬海外省（安地列斯群島、法屬圭亞那、玻里尼亞、留尼旺島...等）。這些區域的居民屬法國公民，可自由遷移，且在某些公部門工作享有保障名額；另一部分來自非洲撒哈拉區域的法國前殖民地（主要包括馬利、塞內加爾、剛果、幾內亞、象牙海岸、喀麥隆...等）。

儘管法國在1848年廢除殖民地的奴隸系統，但許多法國學者此後仍長期運用建構黑白種族階序的理論，並以落後殖民國中的「文明使者」自居，將黑人視為亟待被分析的「落後他者」。在一次大戰之前，法國本土的黑人非常少，直到一次大戰時50萬非洲軍團成員來到法國本土，存在於殖民地的種族黑白種族階序才在法國社會浮現。

專研世界黑人史的塞內加爾裔法國歷史學者恩迪亞耶（Pap Ndiaye）指出：一戰結束後，與黑人男性相戀的白人女子往往遭警告：

這樣的言論雖然不若美國用法律明白禁止黑白通婚，事實上是以文化規範的修辭來包裝種族歧視，維持種族界線。這類思想晚至20世紀初期，才遭到法農（法屬馬丁尼克群島學者，知名著作為《黑皮膚、白面具》），以及其他如紀德、沙特等白人知識份子的批判響應。

除了非洲兵團以外，二戰之後從撒哈拉非洲前往法國的移民以留學生居多；直到1980年代後，移民潮才大幅增加，其中男性多從事工地等勞力工作，女性往往承擔清潔工或保母等低薪照護工作，且至少有10%為無證移民。

由於收入較低，加上許多黑人家庭因傳統因素子女生養數較多，社會流動相對停滯。有研究顯示，不同族群的移民當中，撒哈拉非洲移民二代的學業表現因此比其他族群明顯更差，在尋求實習或謀職過程中受到的歧視也更深，往往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找工作，失業率也更高。

▌郊區警暴和種族主義的惡性循環

1970年代中期，為了解決大城市供不應求的住房危機，法國政府在市中心外的郊區，開始大量建築並補貼廉價國宅。這場住宅現代化帶來的樂觀氣氛並不持久——社會資本較雄厚的白人家庭往往在國宅居住三、五年後便搬家，轉往房價更高的社區；被困在國宅社區無法離開的往往是移民家庭。久而久之，有色人種成為廉價國宅郊區居民的多數，加上80年代起，法國去工業化造成大量失業危機，以工人階級為主力的郊區居民首當其衝，導致貧窮率增加和地下經濟猖獗。

然而，貧窮和地下經濟並不足以解釋警民對立和警暴氾濫。社會學者高提耶（Jeremy Gauthier）的研究顯示：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法國的郊區警力政策其實更為保守，也繼承了更多殖民治理的遺緒。

法國的警力治理思維，背後基礎是建立在「對立」思維上，透過各種壓制技術（查驗身分、集體囚禁、創造針對特定族群的警察小組等），意圖控制所有被視為社會秩序的潛在威脅者：性工作者、遊民、乞丐等。這套思維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被廣泛運用於居住在法國本土、但來自北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的國民——特別是阿爾及利亞人。

在這段期間，身分查驗和大規模的拘捕是家常便飯，其間最著名的事件便是1961年10月17日的大規模拘捕。當時，上千名北非後裔在巴黎街頭遊行後遭到逮補，超過300人失蹤，部分傷者被直接丟入塞納河中，爭議事件至今仍未獲得平反。

儘管法國在非洲的眾多殖民地，在60年代後陸續解除殖民而獨立，這一思維仍延續在法國後來的警力治理系統中，並在貧困郊區的警民關係中重現。在貧窮率高的郊區，刑警可以不經裁量地隨意臨檢查驗身分，也成為警民衝突的來源。2015年一份官方資料也證實：法國黑人和阿拉伯男性被盤查的機率是其他族群的20倍，臨檢常被濫用為騷擾手段。

1980年，曾參選法國總統的知名喜劇演員 Coluche 便在電視節目中，清點前一年因警察臨檢造成的死傷者，並批判警暴背後的種族歧視：

▌無止盡的悲劇重演

1980年代至今，郊區警察濫權的情形不斷惡化，也一次又一次地引起移民青年的騷動與抗議。近20年來最關鍵事件，莫過於2005年在法蘭西島大區、大巴黎北郊克里希蘇布瓦（Clichy-Sous-Bois）的2名非裔少年之死。

2005年，17歲的 Zyed Benna 和15歲的 Bouna Traore 為了躲避警察追逐，誤觸高壓電機具而死亡，隨之引爆全國憤怒，引發長達3周的郊區青年抗議。然而警察暴力不僅持續，其種族歧視的本質也隨著各種法律抗爭所披露的證詞而愈加明晰。

2015年，18名住在巴黎十二區的青少年提告該區警員長期騷擾。透過手機側錄畫面，這些非裔少男少女揭示了警員在巡邏過程中的威脅、恐嚇、性暴力 （指姦）與言語侮辱。儘管未造成死傷，但在每周數次的身分查驗中，這些青少年被辱罵為「黑鬼」、「猴子」等歧視侮辱，足以顯示警暴背後難撇清的種族主義動機。

2017年在巴黎北郊的歐奈蘇布瓦（Aulnay-sous-Bois），一名非裔青年 Théo 在臨檢中被警察以警棍插入肛門，造成撕裂傷。社區錄像鏡頭顯示，警察在施暴過程中也不斷重複類似的言語侮辱。畫面披露了警暴背後殘酷的種族歧視本質，也迫使當時的法國總統歐蘭德在輿論壓力下，前往醫院慰問受害者以平民怨。

幾段歷史追溯顯示，儘管法國不若美國，有著本土白人家庭雇用黑奴的歷史，但殖民思維遺緒對警察暴力系統與種族歧視的傳承，也導致了類似的結構性悲劇。更弔詭的是：法國政治綱領秉承普世主義信條，向來排斥多元文化主義，至今在官方統計數字中仍不願納入族群身分的範疇，讓反種族歧視的學者和運動者在舉證時格外困難。

2010年以後，在經過了漫長且劍拔弩張的學術辯論後，一群法國人口研究院的學者才終於得以「實驗性」地，針對有移民身分的國民進行社會調查，生產初步資料以呈現法國種族不平等境況，特別是非裔二、三代在住宅和就業市場所遭受的歧視。但這樣「色盲」的政治文化讓討論種族歧視終究相對困難，也讓阿莎為弟弟追求的正義之路，更加艱鉅與意義非凡。

▌「法國安蒂岡尼」的鬥爭長征

與許多警暴受難者的策略不同，阿莎在第一時間選擇結合法律訴訟和街頭抗爭並行的運動策略，從其成長的瓦茲社區出發，她將家族成員、街坊鄰居、警暴受害者和其他深耕貧窮郊區的社區工作者凝聚起來，組成「阿達馬案件真相委員會」（Comité Adama），訴求正視警察暴力和種族歧視對郊區居民的迫害。

委員會主要由一群35歲以下的非裔青年組成，他們和2005年去世的 Zyed 與 Bouna 屬於同一個年齡層 ，都經歷過 2005 年郊區騷亂後法國社會的分裂氣氛，在對警暴的恐懼和抗拒郊區／移民後代汙名的意識中成長、出社會。他們形容自己的戰役，是要帶著更年輕的非裔青少年創造「阿達馬世代」，以和平手段扭轉法國社會的種族歧視結構。

4年來，除了阿莎堅持不懈追求真相的行動外，警暴議題也在「黃背心運動」後獲得社會更廣泛的注意，社會風向改變後，輿論支持不僅為法律訴訟創造更高正當性、避免政治壓力黑箱結案，也讓反警暴、反種族主義的議題跨出郊區，獲得更多社運支持。

但由於阿達馬死亡過程沒有任何物證，只能靠現場3位警員的證詞和法醫的勘驗證明。4年來，不同警察與法醫的調查結果矛盾百出：或有宣稱阿達馬在臨檢前已有器官感染，屬於自然死亡；或有宣布阿達馬為窒息死亡，但造成窒息的原因不明。

過去4年，本案已經過2次審判、累計7份不同的醫學鑑定。其中最新的法醫檢驗結果在今年6月2日出爐，其認為：阿達馬的死因源於拘捕時，被3位警察壓倒仆臥在地，導致窒息。

如同被認為造成佛洛伊德死亡的膝壓頸制伏法，這項俯臥制伏手法因致命風險高，在許多歐洲國家早已禁用，在法國卻仍被警察廣泛使用。甚至在2019年12月，一名白人法國公民 Cédric Chouviat 在巴黎市中心遭臨檢，亦被3名警察以俯臥制伏而窒息死亡，過程被路人完整錄下。這顯示了警察執法失當對象早已不限於郊區與移民，任何公民都可能因警方過度執法而蒙受生命危險。

6月2日，當全球社交網絡為了紀念佛洛伊德之死而發起「黑色星期二」（Blackout Tuesday）之日，阿達馬案的終審也巧合地在法國高院開庭。儘管法國內政部以疫情為由禁止集會，仍有至少2萬名民眾抗命上街，表達對陶黑家族的支持。

「你們正在寫歷史！」在多位法國社運人士、律師乃至影視界公眾人物的簇擁下，阿莎發言感謝現場群眾的和平集會，並質疑政府對集會的禁止是為了掩飾法國社會系統性的種族歧視。阿達馬之死成為法國警暴與歧視的象徵之一，當日同樣參與遊行的法國知名女作家德龐特（Virginie Despentes）就形容阿莎，好比希臘神話中為追求正義不惜殉身的安蒂岡妮：

「這一天，阿莎・陶黑在我眼中恍如安蒂岡尼，但這位安迪岡妮並不是在說了『不』之後，就任人活埋。她並不孤單，她有著一群並肩的戰友。」

▌法西斯的反撲

或許是佛洛伊德死亡錄像讓全球看見種族歧視執法的殘酷，BLM運動不但在全球掀起廣泛的同情支持，也為運動創造了國際正當性，甚至在單一國家內形成壓力。2日的和平集會後，法國總統馬克宏承諾徹查阿達馬之死、要求反省警察暴力問題；內政部長也宣布將整頓警察倫理，乃至考慮禁止有致命風險的匍伏臥地制伏法。

矛盾的是，在強調普世主義和移民同化政策的法國社會，討論種族歧視似乎比至少檯面上承認多元主義的美國困難。因此，儘管承認了警察執法失當的可能，阿莎陶黑的另一訴求——正視種族歧視——卻也引起了法國政府、甚至極右派法西斯的全面反撲。

在提出反省警察暴力後的2天，馬克宏總統又在公開演講中，回頭指控社會學者的學術產出「過於強調種族文化差異、製造社會紛爭」；極右派政黨「國家聯結」的發言人勒龐（Marion Maréchal）又指出 ：

試圖強化黑白種族對立，並發出各種將阿達馬陶黑標籤為罪犯的言論，淡化警暴的責任。

而深受「國家聯結」論述影響的警察工會更是義憤填膺，除了要求見總統與內政部長表達不滿、訴求維持匍匐制伏手法，更上街抗爭，以擲手銬的象徵性儀式控訴汙衊、威脅罷工。

相比美國不少警官與 BLM 抗爭者同行、撇清少數暴力警察的態度，法國的警民對立顯然仍鑲嵌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二元邏輯當中，並持續否認種族歧視的真實。6月13日，阿莎號召群眾再次上街抗爭，爭取真相與正義。在共和廣場的和平集會也遭到極右派白人青年的挑釁，在集會現場旁的高樓灑下布條，指控抗爭者為「反白人種族主義者」（racisme anti-blanc）。隔天，馬克宏總統更在電視演說中暗示阿達馬真相委員會的運動者和支持者「製造法國社會對立」。

如果說全球性的 BLM 運動迫使美國社會面對自身的黑奴歷史與當下現實，阿莎的長征也正隨著這波抗爭，逼使法國國家機器檢視殖民意識形態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