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itz Spirit？從二戰到武肺，英國「民族精神」的動員神話與迷思

主持人／編輯鎮宏、七號

「疫情當前，真的可以 Keep Calm and Carry On...？」隨著英國的武漢肺炎疫情加劇，從英國女王極為罕見的「防疫演說」、到首相強生病倒入院，嚴峻升溫的情勢都讓英國人受到極大的衝擊。面臨歷史上罕見的危機時刻，英國無論是政治或媒體輿論，都微妙地提到了「Blitz Spirit」——大轟炸精神——英國人在二戰時如何在德軍激烈空襲之下，還能保持著冷靜繼續前進，泰然自若地安度存亡危機。「大轟炸精神」跨越時空，如今再度成為英國動員防疫的精神象徵；但歷史面貌從來就不是一個面向而已，Blitz Spirit 存在著許多當年非常時期的特殊脈絡，刻意美化的民族精神號召，卻容易忽略當時在轟炸底下的社會問題、社會大眾的真實心理和階級困境。Blitz Spirit的迷思，真的能帶領英國人走出疫情陰霾？

英國自疫情爆發以來，政府的防疫政策飽受各界質疑。無論是「群體免疫」的說法、或是只針對重症患者進行檢測治療，都讓輿論對於英國防疫佈署感到困惑甚至從三月至今，政府為了因應檢測試劑、呼吸器等醫療物資缺乏，集結軍工廠、車廠組成「國家隊」，但是至今仍未達到原先承諾的產能，因此被輿論批評是「佛系防疫」。不過，英國現今的混亂局勢，與長期搖搖欲墜的健保體制（NHS）有關。

自2010年保守黨執政後，為改善健保連年虧損、強調效率的背景下，針對NHS展開預算刪減與一系列的政策改革。但是在看似提升效率背後，不僅醫院病床數減少、醫療品質因為工時調整以及業績壓力而下降，原先由於高齡化而仰賴移入人口填補人力空缺的NHS，在脫歐前後的排外、民族主義興起下，許多外籍醫護離開英國後，面臨更大的人力、醫療資源的缺口。因此在當前的疫情爆發時期，難以有足夠的能量迎擊病毒的快速蔓延。

隨著英國進入「全境封鎖狀態」後，近日死亡人數仍持續創下新高，面對難以防堵的疫情危機，英國人民心理承受了巨大的衝擊。於是在如此艱難的時刻，英國女王在4月5日向全國進行罕見的「特別演說」，女王在演說中特別藉由自身在1940年的戰時經驗，希望鼓勵英國人民度過眼前難關，女王演說仔細斟酌使用的字句，儘管沒有直接明說，卻能讓英國人聯想起歷史上曾經面臨的戰爭危機時刻，以及所謂的「大轟炸精神」（Blitz Spirits）。

「大轟炸精神」一詞起源自英國在二戰時期面臨德軍的空襲，人民在生死交關的危機下，依然能夠泰然自若地仍照常生活、堅忍不拔。近年由於英國面臨國際經濟危機、脫歐以及疫情時期，Blitz Spirits又成為反覆被提起的字眼，以「歷史為鏡」作為當前難關的心理支持、或成為政治與媒體凝聚國族意識的關鍵詞。

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後，不斷藉由閃電戰向西推進，並在攻陷歐陸後，朝向英國展開攻勢。1940年擊潰英法聯軍，而引發了當時大規模撤離行動的「敦克爾克大撤退」。即便撤退行動成功，在當時不只是許多軍人因創傷症候群無法重回戰場，德國緊接著便展開大轟炸行動，除了重創了英國的軍工業發展，也讓民心受到巨大衝擊。

在遭受空襲且四方無援的無助氛圍下，英國戰時新聞部設計了一系列標語，其中「保持冷靜，繼續前進」（Keep Calm and Carry On）——英國在無差別轟炸下，堅持不投降、人民繼續原先的生活方式，一起度過眼前難關的意志——除了用以安撫戰時的恐慌心靈，更成為英國二戰時期的重要象徵。

當時，官方所產出的內容，不僅是為安撫國內民心，同時也是試圖向國際——尤其是美國——宣傳英國在戰爭時期的堅毅精神。藉由紀實影像、美國駐英記者的戰爭報導，向美國輸出英國人民繼續維持日常生活運行、勇敢不畏戰爭的「大轟炸精神」，讓美國社會了解、同情英國的遭遇，進而影響美國的參戰決定。

雖然在戰勝後，英國成功建立了其奮勇抗戰的形象，但也因為二戰大幅削弱國力，於是大轟炸時期成為了邱吉爾口中「英國最後、最好的時刻」，並且形塑出近代英國的民族精神典範。

「大轟炸精神」從二戰結束以來，一再在政治場合中出現，尤其是近年在脫歐議題上，其英勇奮戰、抵抗「外敵」等象徵，再度受到脫歐派政治人物與媒體強調使用。

直到近期武漢肺炎疫情在英國爆發後，面對病毒侵襲，這個代表著民族堅毅抗戰的精神又再次被提起。從《每日郵報》、《太陽報》等媒體的疫情報導中時常使用的戰時詞彙，又或是英國女王「特別演說」分享二戰經驗的巧妙暗示，都試圖將民眾帶回當時艱困卻勇敢的戰時記憶。

但是英國的歷史學者也質疑，將大轟炸精神與疫情做類比真的妥當嗎？事實上，兩者在邏輯與脈絡有其不同之處。

不僅「大轟炸精神」強調「全力維持正常生活」——不強制避難、沒有停課停班，人民照常出門——的態度，與英國現在需要居家隔離、遵守限制守則的「全境封鎖狀態」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英國伯明罕大學歷史學者強納森．博夫（Jonathan Boff）也強調，大轟炸事實上是經過政府官方的刻意塑造、美化的集體概念，在堅毅與團結的表現背後，卻是由社會的階級差異以及政府避難政策漏洞所形塑而成。

在倫敦大轟炸期間，雖然許多地區都有遭受空襲，但德軍為了快速破壞英國軍工、製造業發展，特別集中火力在東倫敦的碼頭工業區，而這些地區多是貧民區或是中下階層家庭的居住地。他們在遭受大轟炸前，早已因為相較落後的發展與高失業率，成為被政府忽視的一群人。因此當地人民，在面對空襲展現出的「團結精神」，其實是放棄被政府救援、無可奈何之下的社區凝聚意識。

再加上時任首相張伯倫，即便在德軍進攻前，就已注意到歐陸的戰爭氛圍，但當時英國政府的政策仍有不夠完善之處。

像是避難規劃不完全，造成避難場所數量不足、人民在躲避空襲時，因防空洞建設瑕疵，在密閉空間中窒息或遭湧入的水流淹沒而死；並且在疏散法令的規定下，讓孩童與學校從城鎮撤離至鄉村地區，但父母卻留在城市中繼續工作，許多孩童在與父母分離以及城鄉文化衝突中，出現了霸凌與心理問題，因而在撤退不久便重回家中，但也因此產生戰後學童教育程度不一、失學比例高的窘境。

雖然為了因應戰爭時期出現的教育問題，政府在1944年制定了教育法案，解放當時的教育限制，延長國民義務教育，並且讓女性、弱勢族群都有了公平受教的基礎，但英國在二戰時期的政策漏洞，不只造成許多不必要的人員傷亡，也隨之衍伸出許多社會問題，然而種種卻在政府包裝與大眾文化的推動下，成為了展現英國民族典範的「大轟炸精神」。

「大轟炸精神」當中，在艱苦的戰爭時期，人民堅毅勇敢的團結精神是確實存在的，但是，戰時背後的問題，卻被官方所美化，甚至包覆在以民族主義為外殼的時代集體意識，讓人民無法看清背後所產生的癥結。如同歷史學者博夫強調，此刻對英國最重要的，是如何讓歷史錯誤不再重演，避免將當時的悲劇複製到英國的疫情發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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