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鬥爭:濟州四三事件留下的「正當性」疑問

聯合新聞網 許仁碩
2018年4月,文在寅總統出席濟州四三事件70週年紀念儀式。 圖/青瓦台

▌專題企劃:〈濟州島之春,四三大屠殺的歷史記憶〉

2018年4月,先是濟州四三事件70週年紀念儀式盛大舉行,文在寅總統一席訴求和解共生的致詞,廣獲大眾好評。緊接著是月底的朝韓和談,兩國元首一同釋出了睽違多年的大和解氛圍。一時之間,韓半島似乎迎來了一個空前溫暖的春天。

然而,在盛大紀念儀式的同時,民間也有著許多對四三事件的主流歷史詮釋不滿的聲音,在主旋律外隱隱浮現。而當中有許多人寄望著朝韓和談的進展,希望能以此為契機,再次將四三事件的論爭,端上檯面。

金正恩(左)挖濟州島漢拏山的土,文在寅(右)拿白頭山的土。 圖/美聯社

▌誰是「犧牲者」?

所謂濟州四三事件,發生背景是在二戰之後,韓半島被美俄分割統治,美國軍政統治下的生活困難、政治鎮壓與分裂政策,導致民眾強烈不滿。在1948年4月3日,濟州島的左翼游擊隊發動襲擊,意圖阻止美國統治下的南側獨立舉辦大選,主張應在統一後再行選舉。韓國政府則採取焦土政策,展開長達數年的強硬掃蕩,到1957年落幕為止,估計造成約3萬人犧牲。

而後,伴隨著韓國民主化的進展,四三事件的平反聲浪也漸漸高漲,終於在1999年通過了《四三特別法》,並展開真相調查以及犧牲者補償。然而,當時委員會碰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到底誰才是應紀念、賠償的「犧牲者」?

以當時濟州島的局勢而言,傷亡者中可粗分為政府立場的「討伐隊」、抗爭立場的「武裝隊」,以及無武裝的「居民」。最後委員會作出的結論是,將「討伐隊」與「居民」皆認定為「犧牲者」,「武裝隊」則被以「違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不受我國憲法秩序保障」為由,排除在「犧牲者」之外。

根據學者高誠晚的研究,委員會的此一作法留下了兩大問題:首先是希望透過將討伐隊與居民重塑為相同的「犧牲者」,希望雙方放棄對立,利於和解與國民團結。然而,根據調查,死於討伐隊者約佔8成,武裝隊則約佔2成。國家一面承認公權力的罪行,但一面又將實際執行者一同列入「犧牲者」之列,結果反而是給了一面以「和解」為名的「免死金牌」,堅持追究者反而會被指責為「挑起對立」。

其次,調查報告書將事件主要歸因於當時美國軍政的橫暴,甚至開槍鎮壓和平示威民眾。然而,將當時反對政府的武裝隊以前述理由排除,拒絕回復其名譽的做法,等於是仍將事件責任歸咎於武裝隊。而在排除了武裝隊後,所建構的「良民虐殺」主流敘事當中,當初反抗軍政、訴求民主與民族統一的「民眾抗爭」敘事恐就此淡去,濟州人反抗主體性也不復存在。

韓國政府則採取焦土政策,展開長達數年的強硬掃蕩,到1957年為止估計造成約3萬人...

▌美國該負責嗎?

除了「犧牲者」的爭議之外,另一個四三相關的論爭,則環繞在「美國的責任問題」。

根據報告書指出,在4月3日後,武裝隊一度與濟州的警備隊達成和平協議,有望和平解決。但後來美國軍政府堅持徹底鎮壓,並撤換了主張和平解決的相關首長,使得情勢終至不可收拾。但報告書將鎮壓的最終責任歸咎於當時的韓國總統李承晚,並未進一步討論美國的責任。

除此之外,當時韓國民眾抗爭的主要訴求就是「民主」與「民族」,「民主」是反對軍政府的壓迫,「民族」則是要求統一。一開始美俄雖預計要進行統一選舉,然而雙方都希望確保所扶植之勢力篤定當選,最終使得談判陷入僵局。美國因而轉向讓南側單獨選舉,並強力反共,以確保親美勢力執政,四三事件即是其中一環。

追根究底,是美國將自身利益放在了半島人民的意願之前,才引發了濟州抗爭的火種。

1948年5月5日,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USAMGIK)軍政長官——威廉...

▌當代政治與歷史詮釋的糾葛

這些歷史問題,之所以綿延至今日,主要還是與當代政治有關。致力於國家暴力研究的學者徐勝指出,當時抗爭者所意圖阻止的該次大選,正是目前大韓民國的「建國大選」。

若肯定了對大選的反抗「具正當性」,那麼相對就動搖了目前整個韓國的正當性基礎,因而難以被接受。而美國的正當性也隨著韓國長年的對美從屬,以及駐韓美軍作為遏止朝鮮威脅的力量,而顯得無可挑戰。

徐勝認為,當時的抗爭者雖然打著左翼或勞動黨的旗號,但與其說是明確選擇了社會主義陣營,倒不如說是為了達成自治、自決的目的,而工具性的選擇了與美國軍政府對立的一方。但對韓國民眾而言,由於長年的記憶斷層以及反共教育,當年濟州島抗爭者的統一訴求及其背景,都被簡單與「朝鮮煽動」劃上等號,進而與被當代韓國社會視為威脅的朝鮮政權連結。

在事件爆發後,有許多濟州人偷渡逃往日本,這些保存於在日濟州社群中的四三歷史記憶,在記憶重建與平反運動上,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但反對者經常將這些四三論述,視為朝鮮政府操作下,意圖透過在日社群顛覆韓國政權的產物。例如以四三事件為題材,寫下名著《火山島》的在日作家金石範,在朴槿惠政府任內就被以「發表反國家言論」為由,禁止入境。

因此就徐勝等抗爭論者而言,雖早在四三特別法立法就已預見,採取「良民虐殺」觀點的和解論述,有可能會導致前述的問題。但之所以願意妥協,並非棄守立場,而是認為應優先確立四三的正當性,打破數十年來的沈重禁忌。唯有確保了言論空間,運動才有辦法往下走。

濟州四三事件的受難者遺骨挖掘,直到2008年——也就是慘案後的60年——才正式啟...

在事件爆發後,許多濟州人偷渡逃往日本,這些保存於在日濟州社群中的四三歷史記憶,在...

▌朝韓和談與濟州四三展望

時至今年的濟州四三70週年紀念活動,對於「民眾抗爭」以及「美國責任」的論述,雖然仍未見於官方立場,但已經開始出現在許多系列活動,或是民間自發紀念的旗幟、標語、文宣上。

徐勝則認為,對於朝鮮威脅的恐懼,在韓國擁有跨黨派的民意基礎,也構成了壓抑抗爭史觀以及對美究責的社會氛圍。目前運動雖有進展,若要真正成功挑戰主流敘事,仍須冀望於朝韓和談後雙方的和解空氣。就算文在寅政府有心,恐怕也難在短期內克竟全功,而是需要與主流民意長期且持續的溝通。

一如徐勝所預期的,文在寅總統在70週年紀念儀式的致詞當中,並未著墨於當時的美俄割據、民眾抗爭等政治背景,而是延續著當年調查報告的敘事,將濟州四三定位為國家對良民的屠殺,呼籲超越左右對立,應在「同為犧牲者」的最大公約數下,追求不同意識形態間的團結與和解。而在朝韓和談之後,文總統也公開宣言,韓美關係不會因此有任何改變。

唯有韓國社會從對朝鮮的恐懼以及對美國的從屬中解放,才有辦法重新審視、討論四三歷史的詮釋與評價,以及認真釐清美國的角色及責任歸屬。韓半島之春,或許如文總統所宣言般地已經到來,但70年前韓半島人民所想望的,民主政治與民族自決的果實,仍待接下來漫長的耕耘,才知結果。

濟州四三紀念公園,行蹤不明者墓區。當時有許多濟州人沒有直接被處決,而是被送往各地...

許仁碩

台北人,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於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主要從法律社會學視角出發,關注東亞的警政體系、社會運動與歷史議題,並致力於研究教學、媒體寫作與社運實踐,希望為人權盡一份心力。為《轉角國際》、《鳴人堂》、《蘋果日報》專欄作家及《端傳媒》評論作者,外文評論散見於《Asia Democracy Network》與《朝日新聞論座》。譯有《憲法九條: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脆弱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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