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揚的赤旗（上）：日本共產黨，從槍桿子到議會廳

許多台灣人到日本旅遊時，在街上發現「日本共產黨」的海報或招牌時，總掩不住驚訝，「共產黨」彷彿給台灣人一種危險又神秘的感覺。而在被認為是美國堅實盟友、又是資本主義大國的日本，居然還可以在公共場所看到「共產黨」，更是讓人好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在蘇聯革命之後，列寧於1919年成立第三國際，目標以蘇共領導各國共產黨，推動世界革命。當時居於美國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者片山潛和近藤榮藏，便在蘇共的支持之下，由近藤返日組黨，片山則赴莫斯科在外呼應。

▎戰前：被徹底扼殺的草創期

然而，當時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創設的共產黨，大多是脫胎分裂自既有社會主義運動或政黨而來，具有一定的組織基礎。但當時日本的所謂社會主義運動，不僅內部思想分歧，也僅止於知識份子之間，缺少大眾組織實力。再加上1911年的政治案件「大逆事件」之後，許多左派人士入獄、被處死，更是元氣大傷。

在被稱為「嚴冬」的時代中，近藤又因揮霍蘇共提供的巨額資金玩樂而被當局盯上，其成立的「曉民共產黨」於1921年即被破獲。而後蘇共又在1922年，促成由堺利彥等人組成日本共產黨。但當時資訊與資金都只能靠人力秘密往來傳遞，經常性的資金遺失與資訊灌水，讓莫斯科的支援事倍功半。再加上日共成員多是知識份子，缺乏地下黨活動所需的組織基礎與運動技能，不久即被警察滲透，幹部紛紛被捕，最後自行決議解散。

然而，拒絕承認解散決議的第三國際，立即著手重建日共。在1926年重建的日共黨員雖少，但在學生、知識界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也掌握了偏左翼的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總工會）以及勞動農民黨。然而日本政府並未坐視，在1928年到1935年間的連番掃蕩之下，大量黨員入獄、轉向（意即在檢警的「教誨」之後「自新」，宣言反對社會主義），再加上臥底的活躍，日共幾近全滅。

▎戰後初期：從蜜月到決裂，從槍桿到議會

1945年敗戰後，盟軍總司令部（GHQ）佔領日本，開始推動民主化，政治犯紛紛被釋放。當時在獄中堅持不轉向的少數共黨幹部宮本顯治、德田球一等，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在這段蜜月期裡，日共的勢力隨著蓬勃的社運水漲船高，在擁有一百六十三萬會員的左派總工會「產別會議」中，也居於主導地位。

然而面對高揚的工運，政府與資本家開始以解僱工會成員等方式反制，在各產業均爆發勞資爭議，最終在1947年發展成跨產業、派別的「二月一日總罷工」，要與政府對決。但就在罷工前日，麥克阿瑟下令強押總罷工的委員長伊井彌四郎，令其透過NHK向全國昭告罷工中止，此舉也為GHQ與日本左翼的蜜月期劃下句點。

儘管如此，左翼勢力並未就此消退，日共在1949年的國會大選一舉獲得35席。但將GHQ定位為「解放軍」的日共，招致了蘇聯的嚴厲批判，並引發了嚴重的路線分裂。此外在工會也對日共由上而下的指導姿態，以及政治優先的行動方針產生反彈。最終在「工會民主化」的呼聲下，日共遭到排除，新的總工會「總評」在1950年成立，支持對象倒向了社會黨。

隨著冷戰情勢進展，GHQ的反共政策也日漸升級，最後麥克阿瑟在1950年發表反共聲明，並褫奪日共黨員公職，驅逐勞工中的日共黨員。日共在內部路線鬥爭與外部鎮壓之下，陷入混亂。而部分派系在蘇共、中共影響下，走向武裝革命路線，但實際上毫無任何可行的計畫與實力，反而導致了更強烈的鎮壓，還失去了工會與大眾的支持。

最後日共在1955年的第六屆全國協議會（六全協）中，將武裝革命定調為蘇中「干涉」下的「極左冒險主義」，宣告重回議會路線，並切割投入武裝活動的黨員。曾經參與日共武裝組織「中核自衛隊」的文化工作者城戶昇，在詩作「時機成熟」中寫道：

做為基層的城戶，對於曾高唱革命，又輕易拋棄的黨，表露出了深深的失望。此舉也引發原接受日共指導的左翼學生間的普遍不滿，與黨中央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對立日漸激化。1958年，以左翼學生為主體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正式與以共產黨與社會黨為代表的「舊左翼」割席，以「新左翼」的身份掀起了六零年代學運的浪潮。

▎六零、七零年代：「獨立自主」的大眾政黨

重回議會路線，但在1960年國會席次僅剩三席的日共，一面在安保、反核等議題上與其他勢力時而合作、時而鬥爭，一面開始發展黨組織。除了既有的黨部之外，對於婦女、學生、農民、工人等不同的群體，也相繼在全國範圍創設了相對應的外圍社團與刊物。

在路線上也有重大轉換。首先是將政綱主軸從革命口號，轉為一般大眾所關心的物價、社福、稅金、教育等議題。於70年代的黨綱修訂中，更將向來奉為圭臬的「馬列主義」改為「科學社會主義」，並強調日共在理論上的「自主發展」成果。在給黨員的指定閱讀當中，也從馬列文獻，修改為以日共官方文書與黨幹部著作為主。「無產階級專政」目標則改為「勞動階級掌權」，大幅向大眾靠近。

在大眾路線之下，日共確實取得了顯著的成長，在1972年選舉中於眾議院取得了35席。共產黨更進一步將「無產階級政黨專政」目標，修改為「民主聯合政府」，開啟與他黨聯合執政的空間。其後在與社會黨的數度整合之下，日共於1979年的選舉中，在地方議會取得了3555席，眾議院則是史上最多的41席。

但日共的轉型，除了被國內新左翼勢力批判為反革命外，也受到了來自蘇共與中共的壓力。日共先是反對由美蘇等強國獨佔核武的國際體系，與蘇共決裂。而同時期也與蘇共交惡的中共，雖因此靠近日共，但由於日共反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武裝路線，雙方關係旋即在連番衝突後降到冰點。對此，在日共內部也引發了激烈鬥爭，最後親蘇與親中派落敗，正式確立了日共不從屬於特定國家共黨的所謂「獨立自主路線」。

▎日共一甲子：從革命政黨轉型為議會政黨

雖然在日本警方的官方立場上，至今仍一貫認為日共是「披著羊皮的狼」，轉型只是幌子，骨子裡仍未放棄暴力革命，並因此持續監控日共，也有部分民眾相信這樣的說法。而作為「共產黨」，日共在黨組織上維持著中央集權式的「民主集中制」，也確實讓日共相較其他政黨而言，黨中央擁有著絕對的權力，高層決策機制也相當不透明，而為人所詬病。但這些反共陣營的看法，與其說是出自於對日共的分析，有不少其實是為鞏固自身陣營而紮出的稻草人。

1920年代在第三國際世界革命的佈局下扶植的日共，在創黨六十年後，基本上轉型成為了日本國內的議會政黨。原本以「暴力革命」達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在實質上被揚棄；而在與蘇共、中共決裂，以及黨內親蘇、親中派的落敗之後，日共也不再服膺於特定共黨的國際戰略，而是以自身在日本國內的存續為優先，成為在冷戰時期，持續飄揚於資本主義陣營中一面特異的紅旗。

——（接續下篇／飄揚的赤旗（下）：日共左翼之路，牽動政局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