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公路（下）：牽動巴爾幹半島神經的鋪路工程

我們經常將像公路這樣的基礎設施，視為理所當然、猶如空氣一般；它們支撐人類的日常生活，我們卻很少意識到他們的存在——除非它們失靈、不再正常運作。

然而，對於阿爾巴尼亞人來說，並不見得如此。恩維爾·霍查（Enver Hoxha）掌權時，道路工程常是強迫勞動的工作項目，加上車輛配給被嚴格控管、數量稀少，幾乎可以說，整整四十多年的共產歲月裡，阿爾巴尼亞人是被迫地鋪出了自己用不到的道路（這種悲慘，或許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替別人賺著自己用不到的錢可堪比擬）。這些道路沒有定期的養護預算，社會主義政權土崩瓦解之後，道路的狀況更加惡化，只能仰靠外援。

通往希臘邊界的路，當然不是只有我們等不到便車的這條。一個山頭背後，連結南部大城吉羅卡斯特（Gjirokastër）與希臘邊境的SH4公路，同樣在歐盟與希臘的資金與技術援助下，早在2001年便完成整建。雖然道路工程與建材依循的都是國際標準，卻還是經常被理解為「希臘來的東西」，被當地居民私下稱作「希臘公路」。

不難想像，這些公路也偶爾會被阿爾巴尼亞人看作希臘主權的延伸，「侵犯」了阿爾巴尼亞領土。儘管可能只是無心插柳，但就連希臘政府也都不太識相地，把自己在阿爾巴尼亞援建的公路計畫，放在了「國內」的工程報告書之中。

當公路成了希臘的替身，有些在公路邊經營小店的阿爾巴尼亞人，甚至會警覺地掛上土耳其的國旗。在鄂圖曼帝國曾經統治的巴爾幹半島上，今日如果出現了土耳其的旗幟，倒不見得是指現代的土耳其，而可能只是援引鄂圖曼時期的符號，用來對立於「希臘」或「東正教」。

小巴果然沒有讓我們久等。車子沿著河谷向北，時而攀附山稜線，時而緊挨河床，幾乎要軋出水花。沿路經過的民宅，大部分都是未完待續的狀態，懸在屋外的樓梯，通往仍未蓋出的二樓；外露的鋼筋還沒開始承重，就已在風雨中鏽去。

才剛下車，我們立刻就感覺到無數目光投向我們。佩爾梅特幾乎沒有外來人口或觀光客，我們的亞洲面孔立刻就成為小鎮居民的焦點。會來這裏，是因為可愛的希爾瓦（Silva）大方將自己的客廳沙發借給我們留宿。她來自阿爾巴尼亞南部另一個小鎮，在首都獲得社會學學位之後，就獲義大利NGO聘僱，深入阿爾巴尼亞的偏鄉，培育在地的小型作坊，目的是增加農村的產品多元性和經濟收入。

從小鎮背後往山上走，穿過曲折的泥土路和扎人的草叢，就能抵達幾個頂著雪線的村莊。因為偏遠，這裡看上去似乎並沒有被共產制度影響多少，全球化的資本侵吞也尚未抵達，至少傳統的石頭屋還在，羊群仍然在圍籬分明的草場裏大口嚼草。不過，其實在1970年代，這裡都曾被劃為集體農場和合作社，難以自外於幾百公里以外的政治決策。

晚上回到住處，希爾瓦和我們談到NGO工作的苦處與困境。她致力於為農村勞動力賦權，自己卻仍是契約勞工，也是彈性雇用、勞動力免洗化的受害者，每年能不能獲得續聘都是未知。農村經濟培育工作不能只靠外人推動、而需要村民參與，但境外NGO撤資、她這個知識份子離開之後，這些村民如何能夠永續經營，問號同樣高懸。

她的悲觀，像熄燈之後佩爾梅特的夜一樣厚重。

隔天一早，和希爾瓦道別後，我們徒步到村子通往公路的路口，等候下一趟便車。可惜，熱情好客的阿爾巴尼亞人，一旦坐上駕駛座，似乎就成了另一種人：偶爾呼嘯而過的，幾乎只有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舊賓士汽車。我們站在路邊舉起拇指，通常只會被冷漠的食指拒絕。

低頭盯著路面時我心想，即使偏遠如佩爾梅特，實際上仍不斷受遠方的政治經濟力量滲透影響，不論是社會主義的集體化政策，又或者是境外資本和NGO；讓我們攔截便車的公路，當然是物暢其流的基礎條件，卻也恰恰反映了近期阿爾巴尼亞的新自由主義發展動態。

和其他逐漸被整併入歐盟經濟的歐洲邊陲國家一樣，阿爾巴尼亞大多數有利可圖的產業，目前都掌握在歐盟成員國企業的手中；許多人認為，道路當然促進了貿易流通，但歐盟才是最大的受益者，阿爾巴尼亞只是進一步加深對歐盟的依賴罷了。

2016年，阿爾巴尼亞對希臘的貿易逆差達到3億2800多萬美元，對歐盟整體的逆差更高達14億3百萬歐元。冷戰結束後，阿爾巴尼亞終於不再閉關隱遁，卻只迎來連年的貿易赤字，從未翻正過。

尤其，埃迪·拉馬（Edi Rama）2013年出任總理之後，為了吸引外資，進一步提供不少租稅優惠，讓政府短少許多稅收；配合歐洲的緊縮氣氛，阿爾巴尼亞也制定了一系列樽節支出政策，不斷將公共服務下放給私人企業，許多由歐盟企業承接。而這些種種，居然都是以「減少政府財政預算對外債的依賴」為說詞，既弔詭又諷刺。

一如以人類學取徑研究阿爾巴尼亞公路的學者狄米特里斯˙達拉科格魯（Dimitris Dalakoglou）所說，這些在後共產時代被拉直整平的柏油路，其實都是讓阿爾巴尼亞人直觀、切身感受到「全球化」的事物，同時也具象展示了資金流入、人員流出的過程。因此，花了多少錢修路、路修到了哪裡，也一再牽動著阿爾巴尼亞人的國族神經。

除了通往希臘，阿爾巴尼亞北部通往科索沃的A1高速公路，也同樣關乎阿爾巴尼亞的國族顏面；但在那裡，嶄新公路在國族地景上刻劃的，卻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一直以來，科索沃就與阿爾巴尼亞關係密切，不僅科索沃人口主要由阿爾巴尼亞人組成，就連科索沃城市的街頭，也經常可以看見阿爾巴尼亞的黑鷹旗飄揚，幾乎讓人以為科索沃人追求獨立只是表面話術，骨子裡想的其實根本是加入阿爾巴尼亞。

於2006年動工興建的A1高速公路，除了阿爾巴尼亞政府參與投資，背後的資金來源，還有同樣支持科索沃獨立的美國和土耳其。我們後來離開科索沃時，為了趕路前往蒙地內哥羅，最快的方式，竟是先往南繞道途經阿爾巴尼亞，而非直接向西。也是多虧了這條新開通的高速公路，從科索沃邊境到阿爾巴尼亞的亞得里亞海岸，只要一個多小時車程；在從前，同樣一段路得翻山越嶺，耗費四倍以上的時間。

不只我們的便車駕駛對A1公路讚譽有加，泛阿爾巴尼亞國族主義者也都豎起大拇指，將這條公路稱作「愛國公路」（Patriotic Highway）；它強化了阿爾巴尼亞和科索沃兩國的經濟和文化紐帶，讓分散各國的阿爾巴尼亞人更加團結，為「大阿爾巴尼亞」的融合帶來不少貢獻。

美國國會議員蒞臨參訪工程時，甚至將這條公路類比為艾森豪的美國州際公路系統，並且言詞鑿鑿地向阿爾巴尼亞人掛保證，這條路絕對會跨越國界，延伸到科索沃去。對於議員和在場的聽眾而言，公路連結起的不只是物資人員，還為阿爾巴尼亞人拼起更加完整的國族想像。

或許，這些公路能夠誕生，終究還得感謝國界和族裔界線的無法重疊。無數像米哈里斯那樣的希臘人，在接送小孩的日常行程中，推就了阿爾巴尼亞南部SH4和SH75公路的重生；而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人口，則召喚了現代的跨國愚公鑿山填河，只為通向同胞所在的國境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