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倫／江氏遺產，習式詮釋——解讀習近平高調紀念江澤民百歲冥誕

習近平高調組織紀念江澤民百歲冥誕，引發各界關注，除了些出於慣例，中共舉行此類活動的意義被人們提及外，還有怎樣的一些訊息值得挖掘，觀察家們做過一些分析，這裡再補充些個人觀察，以饗讀者，至於是否成立，就由讀者去判斷了。

除了應該是因健康原因未出現的個別前領導人外，在現職與前領導人悉數出場的這場紀念活動上，習近平發表的講話貫穿著對江澤民的評價，在這樣一個紀念逝者的場合，當屬自然。但這評價當然是從中共的角度，甚至是中共高層的角度、黨的當下需要、習的當下需要的角度做出的評價。評價一位歷史人物總是一比較困難的事，尤其是對那些具有多面向的人，對政治領袖更是如此。這不僅是牽涉到個人的品行、性格、學養、能力、作為，更是涉及到各種從內與外，上與下，遠和近不同的視角所做出的審視，從國家、集團、社會、國際等不同主體從其各自立場所做出的評判。

這裡所說的「內與外」，是指相對中共、權力集團、作為國家的中國這些不同層次的群體的內部或外部來講的「內與外」。而「上與下」，上自然是指權力，下當然是社會、民眾。「遠和近」，遠則是說拉開的時間距離；近則是意指當下的評議，屬於那種經法國史學界的努力而成為國際史學界熱門的「當下史」（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 HTP， History of the Present Time）研究的視角，也就是說，處理的記憶仍是鮮活的，親歷者也大都在，有各自的歷史講述與評價，是對我們正在經歷的當下及其歷史形成過程進行的歷史研究。這與處理時間上更久一些的「當代史」 （contemporary history）是不同的。對江的評價，顯然是屬於前一種。

恰逢前幾天，因朱鎔基的去世，引發人們除對朱個人風格、功過的討論外，也多涉及對江朱主政時代的評價。這正是一種「對我們正在經歷的當下及其歷史形成過程進行的探討」，其本身是對過往歷史，事實上也是對當下的討論，自然也會影響到與當下緊密銜接的今後的歷史。

以江個人來講，他是在六四鎮壓之後，在東歐蘇聯集團垮台，新一波全球化大潮開始拍岸的背景下上台的。一方面，那些賦予他也能夠重新剝奪他權力的鄧及元老們仍在，更何況在確定是由他還是李瑞環來擔任總書記時，鄧還有過猶豫的。另一方面，被軟禁在富強胡同六號被廢黜的趙紫陽依舊享有極高的威望，在任何可能的突發事件的作用下，都可能對江的權力造成威脅。因此，六四對江成了諱莫如深不能觸及的話題，任何試圖將其議題浮出到公共領域的企圖都會被嚴厲地壓制。

同時，人們對文革的記憶並不久遠，對毛的政策深惡痛絕，因前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效，人們不願回歸舊體制的意願非常強烈；為緩解權力與社會的緊張，構造自己也消弭中共因六四帶來的合法性危機，江又採取了接受部分八九運動具體訴求，如改善教育狀況、提升知識精英的待遇等，同時扭曲、淡化、稀釋八九運動關於民主自由的根本性訴求的應對策略。贖買知識精英，輸利給政治與經濟精英，構造精英聯盟，給與社會更大的自由的空間的同時，強化壓制體系，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運行，以此度過了危機。這些與鄧的利益與立場基本一致，最終也得到其政治上的支持。

江主政時期，在穩定住格局的前提下，經濟得到較快速的發展。江這時期的經驗對今天面臨諸多內外挑戰，危機因素累積的中共看來，未嘗不有些可以借鑒之處。我們可以從習近平這次在紀念江的講話中，感受出一些這方面的意味，當然，習的講話中強調江在歷史關頭的「堅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也顯然是意有所指，也是要號召全黨向江學習如再臨危機所需持有的態度。在江治下，有兩件重要的廣受批評的事件，一是打擊法輪功，這不僅是侵犯人權、信仰自由的問題，即便僅是從治國角度講，事實上也是一個極其不智愚蠢的舉措；二是他支持的朱鎔基操刀的國企改革大規模下崗國企工人，帶給他們及家人巨大的痛苦，由此付出昂貴的社會成本，但其實這種做法並不是全然不可避免，至少程度上也不必如今極端，這裡我們暫不再去做更多討論。

除上述兩件事外，政治上還有江對民主黨組黨人士的打壓需要譴責。不過， 大體上看，雖然我們不知從遠時段最終歷史會怎樣評價江澤民，但從當下來觀察，似乎從我們上面談及的「內到外」、「上到下」的角度看，似乎對江的評價並不壞，這或可從一網路現象略窺一二：不知從何時起，江從當初各種關於他的笑話段子滿天飛，被視為無能、輕飄，作為人們嘲諷、批評、發洩不滿的對象，慢慢獲得一個「長者」的代名綽號；他那些曾被人們譏笑的有些張揚的舉措，現在則被視為是江的性情流露，具有個性、有些人氣，而不是一個冷血機械的黨的領導人的表徵。

這顯然是有人們對現況不滿、拿當下的領導人做各種比較的背景而致。畢竟，江時代是自由度相對增長、擴大的時代，而習治下卻是強化社會控制、自由度大幅收攏的時期，兩者還是有一些重要的指向不同的地方。那個時代，或想法不同，但各種人即便是異議者、體制的批評者，好像都對中國的未來抱著些不同的希望，而今天，似乎這些希望都已消失，至少淡弱了。

或許也恰恰因此，江時代的相對寬松，不管是因怎樣的主客觀歷史因素與背景形成的，都是習形式上講學習江，實質上卻是要消解掉的江時代的遺產的一部分。讀習近平紀念江的講話，貫穿整個文本，都給人一種頌揚江但卻要拿江來為習做論證的印象，表面上是講江，內裡是論證習；江氏遺產、習式詮釋。詮釋的目的、指向，在於服務於對習的論證。讚揚江的理論創新、與時俱進，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但今天的理論創新，與時俱進的指向卻似乎與江時代並不全然一致，馬克思主義與當下結合的方式與重點也各有不同的。比如，今天習治下對馬克思主義鬥爭哲學的強調是遠超越江時代的。

以講話文本來看，在每一段頌揚江的功勳，品行，見識後，都有一段提綱挈領似乎要比江更具高度，廣度的觀點立場闡發，儘管沒有提習的名字，而那些恰恰是當下官方宣傳的基調，習的一些主張。給人一種感覺似乎是：是江澤民的論述在給習時代的「四個信念，四個自信，兩個維護、 堅持黨的全面集中統一領導」等提法做鋪墊；江澤民的惠民政策，最終因習近平的關於人民的思想得以提升；江澤民的制度與治理創新，國際戰略也皆由習近平做了發揚光大。從這個角度講，《彭博社》的相關報導認為習近平是在將江澤民的政治遺產與自己的議程緊密掛鉤，顯然是有道理，有其敏銳性的。

習近平在講話中，高調稱讚江澤民對黨的事業的忠誠。這對江這位中共烈士的過繼子，參與過中共建政的年輕人，建政後大體上還是受到培養，又升至為中共的最高領導的他來講，當然是有道理，不「忠誠」黨的事業顯然是不可想像的；而江說上幾句這次被習引用的關於共產主義的官話，也是必然。但要說江「對共產主義理想堅貞不渝」，在筆者看來則顯然是誇大其詞，讓人有些莞爾。

事實上，一個讀南京中央大學、破落的揚州世家子弟，19歲又轉往十里洋場上海這最西化的城市生活讀書，在受西方影響甚深，多以英語授課的精英學校交通大學接受教育的年輕人，年紀輕輕就已會開那時稀有的美式吉普車（見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 中文版頁51提及的一個細節），即便是加入了中共地下黨，那與其說是為共產主義所召喚，還不如說是在當時的政治勢力格局下，因對國民黨的腐敗，對社會不公、國家積弱的憤怒，因愛國，對一個更理想的國家有憧憬而做的選擇，談其對共產主義有什麼堅固的信仰且堅持一生，則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在筆者看來，江對資本主義美國的推崇倒是相當根深蒂固。

江澤民自己也承認受「孔孟之道、西方資產階級包括科技、馬克思主義」三種教育的影響 （見 上引書頁23），他身上所具有的書香門第之家的文化痕跡，西方文化以及五六十年代中共及蘇俄東歐的文化影響，都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個生活在激烈變化，過度時代的人，身上混雜了諸多文化成分的人，一個技術官僚。他的上升直至最高領導人是有相當的偶熱性的，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背景以及相關的需要，以他這種特質，在這種體制里能否得到重用高升是很值得懷疑的，或許最高也不外做到一個帶有技術性的部長。如今日在習的治下，能否得到重用都未可知。而讓兩位會說英語的江朱來執掌後六四的政權而不是讓講俄語的李鵬掌舵，或也是鄧為保證中國對西方開放能得以繼續，能被西方接受，順利與西方打交到，在擇選人選時的考慮因素之一。

江身上是很有些上海市民文化帶給他好與壞的影響，比如他的柔軟善變，他很實際的一面等等。當然，這也與他受過科技教育，從事過科技工作有關。也是因此，在政治需要的情況下，江可以承繼鄧時代的那種虛化意識形態的做法而沒有任何心理障礙，懸置一些共產教條，只將其做合法性門面，現實中卻是地地道道的實用主義，也就不那麼偶然。

相反，習近平的精神結構裡因青少年時代所受的教育，中共傳統教義的影響肯定是比江深固得多，所謂的孔孟及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內容則又是相當稀薄。這些年對意識形態的再強化，顯然是有這種領導人個人思想傾向，習慣性選擇的影響所致的。談江對共產主義所謂的「堅貞不渝」，實際是在論證習式的對共產主義的「堅貞不渝」，對共產黨永續執政合法性的一種理論預設。在筆者看，江對這個共產主義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堅貞不渝的問題，端看需要。青年時江是身處上海十里洋場，習是生活於陜北梁家河窯洞，一些對世界、對共產信仰上的看法，注定是會有差別，有不同解釋。

事實上是，自中共建政以來，再沒有哪個時期，有江治下那段時期更具有資本主義色彩。曾有朋友與筆者談及八十年代他在場的江澤民的一次小型私下談話，提及經濟改革面臨的困境，江不無遺憾地說：「如果當初不把那些私人企業家都消滅的話，今天經改不會有這麼多的困難。」儘管在六四剛剛過後，為給左派大佬們展現其立場的堅定，懲罰一些私人企業主對運動的支持，他說過要把私人企業搞得傾家蕩產之語，而一旦鄧出言再定改革方向，他所具有的那種彈性，上海傳統上的親商就暴露無餘。而他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更是為他創立的精英聯盟，民企資本家獲得政治合法性，進入中共黨內、國家權力結構提供了理論依據。由此見，說他「對共產主義堅貞不渝」顯然是有些自相矛盾、牽強附會。

筆者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涵的細節：我們知道所謂「三個代表理論」正是被江最看重，社會上也視為是江氏招牌理論的論述。江的「最重要的遺產」（庫恩語，頁333）雖然習在講話中, 有兩處提及「三個代表」，但都有點一帶而過的味道，而在《新華社》的專題報道中覆述了不少習講話中對江的讚美，卻隻字未提「三個代表」。

需要提及的一點是，或許是因對現代文明的邏輯，對經濟與政治長期背離、不協調可能帶來的後果有某種認知，或也是在八十年代改革氛圍的慣性影響下，試圖在改革史上占據重要歷史一頁，或被經濟改發展造就的成果所帶來的某些信心所鼓勵，再或是想汲取東歐變革的教訓，未雨綢繆，掌握主動，當然也可能包括受那時的國際氛圍的影響，西方的相關壓力所致……總之，有跡象顯示，江時代曾流出過在社會不失控等某些條件下，做個別政治上的改革嘗試的模糊的信息，政治還具有某種開放性，如人權入憲等，而所謂的三個代表理論的出台，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提法，包括公民社會話語在公共空間的浮出及合法化，自由主義理論在思想界的公開亮相等等，都從一個側面顯示了這一點。

但或是因體制的固性，包括江自身所具有的前文提及的執政的限制與矛盾，這些最終都沒能展示出任何具突破性的結果。相反，江時代的局限，所累積的一些改革偏頗、失衡的政策導向，如對菁英階層及一些區域的過度傾斜、政改的停滯，正日漸暴露出其帶來的問題。無論是政治上或經濟上，江朱時代的一些做法，因沒能及時調整，正成為中國今天結構性平衡，邁向未來的障礙，而反過來也恰恰是為習能夠出現，固權倒退鋪墊準備了條件。

此次習組織紀念江，給與江極高的類似鄧的紀念規格，其中或許也有個人的報恩心理在起作用，因為習畢竟是江主政時期，江要學鄧的隔代指定，通過曾慶紅的具體執行，助力習近平成為候位領袖的。習對此有些個人的報恩心態也自然，這些從江去世時相關葬禮的處理，對江的提法、規格等似乎已看出一些端倪。

習多年來對鄧就有些不滿，抑鄧擡毛，有各種個人、家庭及政治的過節與理由，但他也知道毛救不了中國，所以他大體是以一種筆者過去稱之為「毛鄧互補，毛鄧互用」的做法，試圖打通毛鄧，為當下因不平衡的發展模式累積的問題尋找些出路。而鄧的模式形成且體現的比較充分的時期恰是江的時期，如果無法將毛鄧直接拉來為習自己的合法性做論證，要在他上任前的領導人中找一位來為自己做點合法性鋪墊，大概就是江了。

但我們要說的是，如果習要以更強的社會控制來承繼江時代的治理模式，再造某種江時代的發展的話，結果是則注定要失敗的，因為各種條件早已變化，且那個模式也早已無以為續了。中國需要更深刻、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模式的調整。習這種將江與自己的政治議程，理論論述掛鉤的企圖是否能成功，是很令人懷疑的。而他對江的評價能否成立、有什麼價值，那只能由未來的人們來最終給出。至於這些活動背後的現實政治考量，圍繞為二十一大所做的各種準備，就只能待另文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