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歸來的學者政治家：回顧沖繩前知事大田昌秀的一生

編按：今年正值二戰結束80周年，日本境內有眾多紀念與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活動。以沖繩來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或許就是前沖繩縣知事大田昌秀。大田昌秀曾以少年兵的身分參與沖繩戰，前往沖繩戰役最激烈的戰場摩文仁。戰後50周年時任沖繩縣知事的他，更將摩文仁打造成和平祈念公園，至今是沖繩縣民紀念沖繩戰役的重要據點。今年正值大田昌秀100歲冥誕，故以此為契機，回顧這位前知事的一生。

今年上半年，日本上映了一部紀錄片《太陽的命運》（太陽の運命，暫譯），聚焦於兩位沖繩縣知事──大田昌秀（1990～1998年）與翁長雄志（2014～2018年）的人生軌跡與政治歷程。「太陽」（ティダ）在沖繩語中不僅意指太陽，也象徵「領袖」。

2010年代我在台灣念大學，透過電視與網路新聞，對於當時領導沖繩民眾、公開批判美軍基地問題的縣知事翁長雄志留下了深刻印象。這部紀錄片則更完整地呈現了翁長的從政歷程。事實上，翁長早年長期屬於自民黨保守派，對美立場相對友好。

然而，2016年翁長擔任知事期間面臨駐日美軍人員性侵並殺害當地女性的事件後，他轉為強烈批判美軍基地的代表人物。最終，因長年過勞與病痛交織，翁長於2018年在任內病逝。片名《太陽的命運》似乎也隱喻著，沖繩縣知事作為沖繩的領袖，無論誰執政，都無可避免地要面對美軍基地，以及來自日本中央政府的壓力。

相比之下，大田昌秀在台灣的知名度則顯得有限。值得一提的是，大田擔任知事期間，屢次在議會上遭到翁長嚴厲批判，那時翁長還是年輕氣盛的保守派縣議員，和翁長日後當上知事的風格截然不同。

今年7月，日本《中央公論新社》出版了沖繩國際大學野添文彬教授的專著《大田昌秀：體現沖繩苦悶的學者政治家》。書中生動描繪了大田的人生軌跡，以及他與沖繩近現代史之間的深刻連結。我在那霸的淳久堂書店購入此書，閱讀過後，覺得相當值得整理內容並向台灣讀者介紹，提供另一個理解沖繩的視角。

大田昌秀的人生

1925年，大田昌秀誕生於距沖繩本島西方約一百公里的久米島。1941年，他考上位於沖繩本島首里地區的沖繩師範學校。這所學校成立於1879年日本併吞琉球之後，是日本在沖繩推動同化與皇民化政策的重要機構。1945年4月，美軍登陸沖繩，當時就讀師範學校的大田和同學們以「鐵血勤皇隊」的名義被徵召上戰場。在慘烈的沖繩戰役中，大田親眼見證許多同學與師長的犧牲，這段經歷也是他沖繩縣知事任內，致力於保存戰爭經驗的重要關鍵。

這場戰爭結束之後，大田離開了在美國軍政統治下的沖繩，前往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之後更在美軍資助下赴美國雪城大學研習媒體學。在美國留學期間，大田面臨種族歧視的現實，觀察到黑人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他進而反思日本社會對亞洲人，尤其是對沖繩人的歧視。他同時接觸到金恩牧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思想，對其人生觀與價值觀影響深遠。完成學業後，大田回到沖繩，受聘於美國設立的琉球大學任教。

大田曾在美國攻讀媒體學的關係，讓他對過去的報導很感興趣，而曾前往東京的國會圖書館深入閱讀美軍登陸之前的《琉球新報》。這些報紙多數因戰火在沖繩毀於一旦，只能在東京查閱。大田在閱讀這些資料的過程中驚訝地發現，戰前的沖繩人曾竭力追求「同化成為日本人」。大田將研究成果整理為《沖縄の民衆意識》一書，在書中批判沖繩人為擺脫歧視而選擇自我同化成日本人的歷史，也直指日本社會對沖繩的歧視。

該書出版之後再度讓1903年的「大阪人類館事件」引發關注──當時大阪舉辦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將兩名沖繩女性與阿伊努人、朝鮮人、台灣原住民族一同陳列於「學術人類館」，當年曾引發沖繩輿論譴責，因為當時沖繩人並不滿意展館將沖繩人和台灣原住民族及阿伊努人並列，認為這是對沖繩縣民的侮辱。大田認為，這一事件正是近代日本歧視沖繩的象徵。

走出學術圈，大田力推「和平行政」

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但民眾很快發現，美軍基地並未因此消失。1977年適逢沖繩戰役戰歿者的三十三回忌，在沖繩傳統文化中，三十三回忌意味亡者靈魂徹底離世。以此為契機，大田遂推動購回美軍拍攝的戰役影像，希望能讓更多人能觸到這些資源，加深對沖繩戰的理解，持續進行戰爭與戰後史研究。大田在1980年代的著作中曾尖銳指出，日本在戰後能邁向民主化與非軍事化，其實是犧牲掉沖繩，代價就是把沖繩和日本本土分離開來，並將沖繩軍事化，由此對日美兩國提出深刻批判。

1990年代，大田在進步派推舉下參選沖繩縣知事，並連任兩屆（1990～1998）。大田任內最重要的施政內容是「和平行政」。大田受到挪威的和平學者約翰．加爾通（Johan Vincent Galtung）的啟發，他認為「和平行政」的目標要達到去除歧視與貧困的「結構性暴力」，才能實現「積極的和平」，而不僅是追求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對於大田來說，追悼沖繩戰役的犧牲者、繼承其記憶，並以此為基礎，從沖繩向世界傳遞和平的信念與價值，是他從戰爭倖存之後一直以來的願望，也是「和平行政」的核心。

在「和平行政」之中，大田認為在即將來到戰後50年的當下，必須創造繼承沖繩戰役體驗並提倡和平的據點。為此，他全力推動建立「和平之礎」（平和の礎）並整修系滿的沖繩縣平和祈念資料館。「和平之礎」的創舉在於，大田及其團隊將所有能確認的沖繩戰役罹難者姓名，無論敵我、軍人或平民，甚至包含來自朝鮮與台灣的亡者，悉數刻銘於碑。這種跨越敵我的追悼方式，在沖繩史上前所未有。大田亦推動建立沖繩縣立公文書館，保存並公開戰後的琉球政府與回歸後的沖繩縣政府的官方文件，這與他在美國見證政府檔案開放制度的經驗密切相關。

沖繩駐日美軍問題難解，和中央對立黯然下台

然而，大田執政時期也遭遇嚴峻挑戰。1995年9月，沖繩北部發生12歲女童遭3名美軍士兵誘拐並性侵的事件。依據《駐日美軍地位協定》，美方得拒絕日方要求拘押涉案士兵，激起沖繩人的憤怒與抗議，民意不滿達到頂點。大田更因此強烈要求日本政府撤除或縮減美軍基地，首當其衝的就是中被認為深具危險又阻礙區域經濟發展的普天間基地。

面對沖繩的怒潮，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雖因戰爭體驗與對沖繩的同情，出面與美方協調普天間基地的歸還問題。期間，日、美、沖三方雖然一致贊成美方應該撤除普天間基地，但對於是否該興建新的軍事基地作為替代方案？替代方案又該設在沖繩縣內或是其他縣市？面對這一連串問題，始終無法形成共識。這不僅使普天間基地能否撤除出現變數，也造成大田與中央政府的緊張關係，動搖了大田的施政基礎。而日美雙方提出興建邊野古基地作為普天間基地的代替設施的構想，也在今日逐漸成為現實。

大田在與中央政府對立之下，最終在選舉中敗給保守派對手。離任後，他對日本政治架構下沖繩的未來逐漸失望，晚年甚至轉向同情沖繩獨立論，但大田生前並未公開支持獨立，因為這等於是在否定大田曾與日本政府折衝的過往。2017年，大田昌秀以92歲高齡辭世。

戰爭創傷與對和平的渴望

閱讀此書，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沖繩戰役對大田昌秀一生留下的深遠影響。據說他平日為人和藹親切，但偶爾會出現極為情緒化的表現。作者野添文彬認為，這正是戰爭創傷的遺毒。書中提到，大田在臨終昏迷時，口中仍喃喃呼喊：「壕溝在哪裡？」、「快搬砲彈！」，彷彿意識又回到了1945年的戰場。這段敘述使我想起自己的阿媽，至今仍會因夢見台北大空襲而驚醒。即使時光已流逝7、80年，戰爭時的經驗依舊深刻影響著他們往後的人生。

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田對「和平之礎」的堅持。這座刻有所有沖繩戰役犧牲者姓名的慰靈碑，不分敵我、不分國籍，源自他親歷戰火的記憶與對和平的渴望。直至今日，每逢6月23日「慰靈之日」，無數沖繩家庭仍會前往此地追悼親人，由此可見「和平之礎」在沖繩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大田的付出確實為沖繩留下了無可取代的珍貴遺產。

第三點是他晚年的思想轉變。由於對日本政治架構下沖繩處境的失望，大田逐漸傾向同情沖繩獨立論。野添文彬指出，大田與日本政府的長期折衝，讓他深刻理解為什麼沖繩現代史學家新崎盛暉會認為，現在沖繩面臨的處境是一種「結構性歧視」。如何正視並克服這種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不僅是沖繩，也是整個日本社會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另一方面，作為台灣讀者，讀到大田晚年轉往獨立論的思想轉變，不禁讓我想起同樣在晚年公開主張台灣獨立的前總統李登輝。

自1945年戰爭結束至今，已經過了80年。然而，不論是在沖繩或台灣，戰爭雖然「結束」，其創傷卻仍在倖存者的生命中延續；同時，戰爭所塑造的東亞政治局勢，也依然深刻存在於當下。當前世界戰火頻仍，在烏克蘭與加薩的戰爭仍未停歇。在這樣動盪不安的時代，再次回望大田昌秀這類親歷戰爭與戰後的生命經驗，格外具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