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梵蒂岡的「秘密會議」：天主教「在地化」與教廷的戰略考量
文／李貝欣、李政豪
近期院線電影《秘密會議》（Conclave）中，一群紅衣主教齊聚西斯汀禮拜堂，在閉門的選舉儀式中選出新任教宗。雖然劇情揭示了權力鬥爭的荒謬之處，甚至揭露出教會內部的醜聞與保守價值。但不可否認，選舉教宗的過程或教宗的角色本身依然有其神聖性，畢竟教宗的權威性是天主教的神學根基與制度中樞，其權威橫跨國界，直達全球各地信徒與神職體系，展現出宗教治理的超國性格。然而，天主教跨國、集中化的教會結構，碰上當代中國的治理架構時，就形成了結構性矛盾。作為一個高度重視主權與意識形態穩定性的國家，中國對任何超越國家體系的權力來源始終保持高度警惕。當全球天主教會以羅馬為中心運作時，北京則試圖以主權邏輯重構宗教體系，並堅持「不受外部勢力干預」的治理原則，成為中梵關係最難解的核心分歧之一。
在高度緊張與制度對抗的歷史背景下，中梵關係並非單純陷於衝突。近年來，雙方在有限協商中展現出接觸與調整的意願，試圖在灰色地帶內透過非正式協議緩解根本矛盾。本文將聚焦於制度夾縫中的協商現場，探討地下教會與主教任命問題、臨時協議的權力邊界，以及教廷在中國體制下如何維持其最低限度的影響力。
▌中梵臨時協議：合作與灰區並存
中梵關係的主要爭議核心在於「主教任命權」。依據《天主教會法》第377條第5項明定：不得將任何主教的選舉、任命、推薦或指定權賦予國家政權或其代表機關。教宗擁有全球教區主教的最終任命權，這不僅為神學上的神聖職責，更象徵其對普世教會的整合與最高權威。自1950年代起，中國政府始終拒絕承認教宗的任命權，堅持實行「自選自聖」制度，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導了主教的提名與祝聖程序，完全排除羅馬教廷參與。
為打破長期僵局，中梵雙方自2018年9月起簽署《中梵臨時協議》，首份協議為期兩年，2020年與2022年續簽兩次，各延長兩年；2024年再度續簽，期限延長至四年。儘管協議全文未曾公開，根據多方媒體與教會觀察者分析，其基本架構為「中方提名、教宗批准」：中國政府保留主教候選人推薦權，教宗則擁有最終任命或否決權，試圖在國家主權與宗教神學權威之間尋求制度性平衡。
為促成協議，教宗方濟各決定接納8位先前未經教宗任命、由中方自行祝聖的「官方」主教，使其全面融入天主教會。然而，這種合作並未建立穩定的常態，反而暴露制度設計的模糊性與信任基礎的脆弱。對忠於教廷的信徒與神職人員而言，由中國政府主導的主教任命機制難以接受；而原先那些獲教廷合法認可的地下主教，則在中國制度下被視為「非法宗教人員」，尷尬的身份進一步加劇政治張力與天主教會內部的實質衝突。
2018年協議簽署後，為推動教會整合，教廷將閩東教區正權主教郭希錦，調整為輔理主教，並承認原由中方任命、未經教宗批准的詹思祿為該教區主教。雖然郭主教公開表示順從教廷安排，但始終拒絕接受中國政府的主教註冊制度，因註冊程序要求宗教人員承認「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與天主教強調的教宗至上與教會合一原則相牴觸。郭主教的堅持使其長期遭遇監控與行動限制。
協商合作並未消弭中梵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反而突出了執行過程中的灰色地帶與實質困境。近年來，中方多次未經教廷事先磋商即逕行主教調任。2023年4月，沈斌主教被派任上海教區，引發廣泛關注。沈主教原任海門教區主教，調任未經教廷事先協商，還違背協議中「中方提名、教宗批准」的程序。教廷事後指責了中方違反協議，但最終仍批准沈主教的任命。
▌教區劃分：聖座與中國地理地圖的差異
與主教任命相關的另一議題，則是教區的劃分爭議。天主教的行政與牧靈治理以教區劃分為基礎。根據教廷的傳統設定，中國境內原有147個教區，涵蓋全國主要的主教座堂和牧靈區域。中國政府自然不會依照梵蒂岡的宗教地圖來劃分國內教區，首先他們將全國教區簡化為104個，並取消總教區與普通教區之間的階層劃分，使教區劃分與國家行政區域直接對接。
雙重教區劃分也讓中梵在主教任命上陷入困境：教廷任命的主教若未能落實於中國官方行政區內，便難以獲得國家認可。2016年，教廷任命彭衛照為江西餘江教區主教，但中國政府只承認涵蓋餘江在內的「江西教區」，迫使彭主教不得不以「江西輔理主教」的身份就職，這一爭議突顯了雙方的宗教治理權力分歧。
近年來，教廷也開始進行策略調整。在部分教區，儘管未公開承認中國的行政劃分，教廷實質上接受了某些任命與區域劃分。2023年，教廷設立了濰坊教區並任命孫文君主教，即是此種平衡策略的典型案例，顯示出教廷在維護聖統原則與適應中國現實政治之間的微妙調整。
雙軌運作導致教區編制不統一，進而引發主教任命僵局、神職人員分派混亂與神學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部分地下教區因長期缺乏國家認可的牧者，教堂無法合法運作，信徒也無法公開領受聖事，進一步強化了地下信仰群體的封閉性與自主性。
同時，地方政府與統戰部門利用教區重劃作為調控工具，透過調整教區邊界、重審教產登記、限制跨區活動等多種行政手段，進一步壓縮地下教會的生存空間。由此，教區制度不僅僅成為教會治理的工具，更演變成宗教政治博弈的前線，反映出國家在宗教問題上的深層次權力布局。
▌教廷的適應策略與潛在空間
在神學論述與外交措辭方面，教廷也為了適應中國而作出相應調整。近年來，教宗方濟各多次強調「歷史進程中的逐步演進」與「在複雜情勢中尋求可能之善」，在談及中國時避免使用「壓迫」或「迫害」等字眼，而選擇「耐心對話」等語彙，意在為未來可能的制度調整創造空間。
教廷刻意避免公開指責中國的宗教政策。即使面臨主教被捕、教堂拆遷、地下信徒受到監控等挑戰，教廷反而透過內部協商、非公開施壓與外交斡旋的方式來維護自身利益，從而實現「不對抗而守住影響力」的戰略目標。讓教廷可以不輕易切斷與中國政權的接觸，又在靈性層面上持續與中國信徒保持聯繫的長期布局。
為什麼面對種種限制，教廷依然選擇跟中國政府合作，並且持續妥協？我們認為不撕破臉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梵蒂岡希望福音工作可以在中國傳播得更廣，終結地下教會的尷尬情況，讓宗教工作正常化、檯面化。
教廷2024年表示考慮在中國設立常設辦公室，作為聖座與中國各地教區之間的非正式聯繫平台。該辦公室不具備正式外交地位，卻有望促進日常事務協調、主教任命資訊的傳遞，以及牧靈文件的交流，被視為一種務實策略，試圖在避免觸及主權敏感議題的同時，維繫與地方教會的基本溝通機制。
目前，透過 《梵蒂岡新聞網》（Vatican News）、亞洲主教團網站及其他國際天主教媒體，教宗的講道、牧函與聖座訓導文件都能以多種形式傳入中國，並由信徒私下進行轉譯與分享。但重要的是，中國官方以默許的形式讓這種訊息管道得以運作。若未來中梵關係出現惡化，親梵蒂岡人士極可能被貼上「境外敵對勢力」或間諜的標籤，屆時聖座與中國信徒之間的聯繫恐怕會徹底中斷。
因此，儘管目前中方與教廷在制度安排上仍存在不對等的灰色地帶，但從長遠角度來看，中國擁有全球人數最多、尚未獲得充分牧靈關懷的天主教信徒，這個信仰場域對教廷而言具有不可忽視的戰略價值。維持現有的影響力與接觸管道，即便在現實框架不理想的情況下，也具備深遠的戰略意義。
▌信仰與主權的長期協商
筆者們最近在研究聖座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因此蒐集許多資料並採訪相關專業人士。我們原本以為或許是台灣堅持宗教自由，而中共過度封閉，使得梵蒂岡持續與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可當我們與天主教學者專家接觸後，意外發現並非所有人都認為在中國實行的天主教制度是有害的，更多人是認同中梵這種制度協商安排。他們也提醒，不需要過度在意聖座在談判過程中的犧牲，反過來看中共，他們也做出非常多妥協，甚至給予天主教這種網開一面的行事特權。
我們不否認，比起國內其他宗教，中國對待天主教有更多的便利性以及協商空間。但，這並不是因為中國對天主教教義的認同，所以允許他們有更多自由度。而是因為相對基督新教來說，天主教就是一個層級嚴明的管理模式，更有利於中共使用統合主義來管理天主教。意思是，只要他們獲得教宗的背書，那自然就可以更輕易地讓大部分天主教信徒加入到一會一團中。
舉例來說，中國去年8月破天荒認可長期擔任地下教會主教的石鴻偵為天津教區的主教，確實不可思議。中國為了向梵蒂岡示好，也要逐一承認過去對抗政府的頑固派，從這角度不可否認中國也有政策上的調整。但同時，正式受梵蒂岡認可的中國主教之教區，轄區內的地下教會教友卻也更願意加入中國主教團，中國不可謂沒有獲得好處。
筆者們在書寫結語時，仍不免有許多困惑。從梵蒂岡的官方說詞，他們在中國的工作是在地化的，是為了適應與符合中國國情。我們也不否認，這種策略也為教廷在中國活動爭取到一定的空間。但是，當其他國家的天主教工作、主教任命都會經由聖座監督，無一例外。就我們看來，這更多是給中國許多例外和優惠。而且對地下教會的人士來說，他們就是為了捍衛教宗的權威而反對加入中國官方教會，現在教廷自我割讓主導權，那地下教會人士情何以堪？
責任編輯／王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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