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萬民服在我們以下：中國與梵蒂岡的矛盾根源，天主教「中國化」難題

文／李貝欣、李政豪

近期院線電影《秘密會議》（Conclave）中，一群紅衣主教齊聚西斯汀禮拜堂，在閉門的選舉儀式中選出新任教宗。雖然劇情揭示了權力鬥爭的荒謬之處，甚至揭露出教會內部的醜聞與保守價值。但不可否認，選舉教宗的過程或教宗的角色本身依然有其神聖性，畢竟教宗的權威性是天主教的神學根基與制度中樞，其權威橫跨國界，直達全球各地信徒與神職體系，展現出宗教治理的超國性格。然而，天主教跨國、集中化的教會結構，碰上當代中國的治理架構時，就形成了結構性矛盾。作為一個高度重視主權與意識形態穩定性的國家，中國對任何超越國家體系的權力來源始終保持高度警惕。當全球天主教會以羅馬為中心運作時，北京則試圖以主權邏輯重構宗教體系，並堅持「不受外部勢力干預」的治理原則，成為中梵關係最難解的核心分歧之一。

隨著中國國力不斷提升與外交需求轉型，北京與梵蒂岡近年逐步展開有限而謹慎的接觸。2018年，雙方簽署臨時協議，旨在化解主教任命權爭議，並為恢復正常外交關係鋪設道路，2024年10月再度延長協議4年。然而，雙方關係的真正障礙，在於雙方對宗教主權、教會結構認定及互信層面仍然分歧。中國政府對宗教事務的全面掌控並未放鬆，其措施包括強調「宗教中國化」、打壓地下教會及限制《聖經》傳播等。

中梵之間的緊張關係並非僅是宗教爭議，而是一場制度層面的長期對抗。本文將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分從教宗的神學與制度角色切入，進一步探討中國自身的宗教治理體系，並融入歷史與意識形態層面的防衛性邏輯，以釐清「中國化」背後的結構性動因；下部分則聚焦於中國特殊的主教任命模式。

▌教宗權威的神學與制度基礎

天主教會的核心制度建構，圍繞著教宗無上權威而展開。這樣的制度設計不僅象徵著天主教信仰層面的最高象徵，更構成全球教會運作的制度中樞。在神學層面上，教宗被視為聖彼得的繼承人，乃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此觀點源自《馬太福音》中的宣示：「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在這磐石上」（And I tell you that you are Peter, and 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從制度來看，教宗權威隨著歷代教會的發展逐步明確，尤其在1870年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上正式確立的「不可謬誤權」（Papal infallibility），意味著教宗在信仰與道德教義宣示上的無可置疑。甚至在之後天主教《教會法》（Canon Law）的修訂，在第331條以及第749條，均認可教宗以所有基督信徒的最高牧人和導師的身份，領導普世教會。更為重要的是，教宗擁有全球教區主教任命的最終決定權，使其得以維繫全球教會的統一性、正統性與紀律性。

如此高度集中的制度設計，賦予了教宗強大的整合能力，在全球天主教共同體中確保教義一致與紀律約束。例如，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9年解除萊費弗神父團非法祝聖主教的處罰，以及2023年教宗方濟各針對德國教會同性祝福爭議所作出的神學干預，皆充分彰顯了教宗制度性主導角色的實質效力。

然而，在全球本地化、多元治理的趨勢下，高度集中的神學與制度權威正面臨嚴峻挑戰。包括如西歐、拉美等地區的主教團體已逐漸對教宗權限展開協商，尤其在性別、性倫理與地方文化議題上不跟隨教廷立場。而中國情景下的衝突則更為複雜，這並非僅是信仰內部的教義詮釋不同，更牽動國家主權與宗教權威之間根本性的制度對立。

▌中共宗教政策與「中國化」邏輯

欲深入理解天主教在中國推行「中國化」的必要性，就必須考量中共自建政以來對宗教的基本立場與治理邏輯。自1949年起，宗教便被納入到政治體系當中以便監視，但仍然被視為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必須嚴密防範與引導，而天主教作為西方歷史的產物，自然成為特別受關照對象。

在1950年代，中共政府大規模驅逐外籍神職人員及教廷代表，並迅速推動本土神職體系的建立。文化大革命期間，宗教被打上「封建遺毒」的標籤，幾近消失。神職人員遭到嚴厲打壓，教堂被迫關閉甚至拆除，宗教生活只能隱匿於私人空間。即使在改革開放後，宗教政策略有放寬，但其本質仍未脫離高度管控的框架。

自2012年以來，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宗教政策更進一步強調「中國化」與「本土化」，針對神學詮釋、建築風格、儀式實踐乃至宗教語言進行全面重構。具體措施包括懸掛國旗、張貼習近平語錄，以及刪改《聖經》故事，使其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例如，山東省多座教堂被強制改建或移除宗教標誌，不僅重塑了宗教空間，更象徵著國家對宗教形象的再重塑。

例如在官方推行的「新編聖經故事」中，耶穌赦免行淫婦的故事被改寫為依法懲罰，清楚反映出國家試圖以政治倫理重構信仰敘事的企圖。這一系列操作逐步將宗教內在的神聖性與道德判準「社會主義化」，使宗教成為國族敘事與價值輸出的重要組成部分。宗教「中國化」不僅是一項文化策略，更是一種鞏固意識形態與政治忠誠的治國技術。

▌蘇東波劇變陰影下的防衛性國策

中國的宗教政策不僅受內部政治與歷史因素影響，外部勢力的衝擊同樣深刻塑造了其對宗教風險的認知，尤其體現在對天主教的態度上。1989年前後，東歐共產政權相繼瓦解的浪潮掀起，即是俗稱的「蘇東波劇變」，其中宗教被視為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催化劑。當時，波蘭天主教會以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團結工聯（Independent Self-Governing Trade Union “Solidarity”）提供的道德支持與組織動員，被外界認為是擊垮共產體制的關鍵。

這段歷史經驗無疑被中國領導層視為強烈的警訊，北京開始將宗教行為與國家安全直接掛鉤，這包括頒布一系列政治文件，如1989年的《三號文件》、1991年的《六號文件》，都明確規定以法來加強對宗教管制。另外，據香港聖神研究中心統計，1990年對基督教與天主教神職人員的逮捕達到歷史高峰。

宗教不再僅屬於文化或道德領域，而是被視作中共潛在的政治對手和顏色革命的傳播管道。尤其是天主教，由於其信徒對外部宗教權威的忠誠，常常被解讀為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挑戰。

2016年，習近平在主持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時明確指出：「黨的宗教工作本質是群眾工作」，並強調必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的主動權。這番論述隨即被納入地方政策文件，成為各級政府處理宗教事務的重要政治指南。在此指導原則下，宗教工作被納入統戰體系，天主教會與信徒群體被定位為政治整合的對象，而非獨立自主的信仰共同體。

與此同時，對宗教組織與外部聯繫的管控也日益嚴苛。任何未經登記的跨境交流或對外活動都有可能遭到調查與處罰。法律層面上，中國不斷修訂《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等規定，進一步切斷宗教組織與國際神學、財務及人才網絡的聯繫，充分展示了一種制度性的防禦姿態。可以看得出來，與其說中共是在推行宗教「中國化」，不如說是在進行宗教「國安化」，令宗教活動必須服從於主權穩定與政治忠誠的底線。

在國際比較中，儘管越南與古巴同屬於共產體制，但民間宗教自由度明顯比中國寬裕。古巴教會可公開承認教宗權威，並保持與教廷的直接聯繫。雖然越南對宗教活動設有限制，如修院招生與人員派遣需經官方批准，但其天主教結構並未設立類似中國「愛國會」這種削弱教宗權威的平行體系。

中國長期以來宣稱要實現宗教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但實際上卻由政府主導的宗教活動，都是將教宗排除在外的，並通過制度設計全面壓縮天主教教會的自主空間。這讓中國的宗教治理在全球共產體制中顯得獨樹一幟，充分反映出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政治邏輯，如何高度防範與嚴密控制宗教自主性。

▌「一會一團」體制與宗教治理邏輯

1951年，新中國與羅馬教廷斷絕外交關係；隨後，1957年北京成立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Chines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開始有系統性地對天主教進行統一戰線鬥爭。愛國會不僅強調「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更成為共產黨對天主教會進行政治意識形態滲透與行政掌控的重要管道。通常中國天主教是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來管理，合稱「一會一團」。

中國的宗教制度設計，有效切斷了教廷與本地教會的正式聯繫，忠於教宗的信徒紛紛拒絕參與官方主導的宗教儀式，導致中國天主教呈現出「公開教會」（指愛國會）與「地下教會」並存的局面。根據教廷及外部研究機構估算，截至2022年，在中國約有一半的天主教徒仍隸屬於地下教會，中國天主教徒面對忠於教宗或中共的矛盾抉擇。

表面上，中國主教團負責教務協調並處理神職相關的行政事務，但由於宗教上的人事任免及職權劃分均由中國政府及愛國會主導，因此教團合法性並未獲得教廷承認。實際運作中，愛國會與主教團緊密結合，形成一個帶有濃厚政黨色彩的宗教治理機構。

而「一會一團」領導的神職人員遴選過程必須通過嚴格政治審查，並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忠誠考核以及定期報告等多重行政監管。這樣的制度扭曲了神職人員的宗教角色，並要求他們將對黨國體制的忠誠置於宗教誓言之上。

▌《聖經》的出版與傳播管控

若把「中國化」視為國家層面的宗教主權工程，那麼「在地化」便成為這種治理邏輯在基層及信仰實踐中的延伸。中國制度化的宗教政策，透過地方教區劃分、聖經推廣、建築與語言轉化等措施，逐步滲透到信徒的日常生活。

作為信仰傳承的核心典籍，《聖經》流通的自由度與詮釋權一向被視為宗教自主性的指標之一。但是在中國有不一樣的樣貌，自1990年代以來，《聖經》在中國未獲得正式出版書號，無法進入一般書店流通，其印製與發行均被嚴控在官方授權南京的愛德印刷廠內， 作為亞洲最大的聖經印製機構，愛德印刷廠年產量達數百萬冊，但這些聖經僅供國內教會內部社群流通，嚴禁外流與公開販售。

電子商務初步興起時，《聖經》一度透過線上平台廣泛銷售，但自2018年起，中國政府根據《出版管理條例》及國家新聞出版署與宗教事務局的聯合通知，全面下架了所有電商平台上的聖經。官方解釋為「宗教類出版物不得網售」，並強調必須落實出版資質與傳播渠道的審查。此外，這項政策也延伸至各譯本版本的內容審核。當局要求《聖經》文本必須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鼓勵出版如「新編聖經故事選」等版本，以改寫方式引導思想。

上述出版與傳播限制不僅降低了《聖經》的社會可見度，更對青年信徒的教義啟蒙與信仰代際傳承造成長期困難。許多地下教會因無法取得正式版本，只能依賴口耳相傳、手抄文本或自印小冊，導致信仰教育出現斷層與文本多樣化風險。

另一問題則是聖經翻譯工作的合法性。在漢語世界裡，不管是《思高聖經》與《和合本聖經》，都必須接受「《聖經》唯一，譯本則三」的大原則。凡是有翻譯的工作，教廷通常會成立專門的翻譯小組與審核委員會，並由具備深厚神學與語言背景的會士及學者參與。成書時，必須得到聖座認可。

很明顯，愛德印刷出版品並沒有獲得教廷授權，成為一大問題。中國一會一團則多次強調翻譯出新版聖經與時俱進的必要性，我們認為，中國主教團只回答了翻譯上必要性的問題，但依然迴避了原則性的問題——即羅馬教廷在此程序當中的缺席。

可見，中國國家壟斷天主教的詮釋權和出版權，以及限制他們自由活動的方式，讓中國天主教團和信徒在宗教事務上喪失主動權，最終被納入國家意識形態框架中的被動位置。從根本上看，中國的宗教制度旨在邊緣化教宗權威，推動天主教走向「去羅馬化」與「去超國界化」的治理模式，其設計本質上否定了羅馬教廷的普世權威。這種治理模式不僅使中梵制度銜接幾乎變得不可能，更反映出政權將宗教作為維穩與統戰工具的核心邏輯。

▌下篇接續：《中國與梵蒂岡的「秘密會議」：天主教「在地化」與教廷的戰略考量》

責任編輯／王穎芝